舒缓焦虑:我在担忧什么章

事实上,控制我们的困扰情绪是保持情绪健康的关键。情绪过于极端—过于强烈或持续时间过长—会破坏情绪的稳定性。当然,并不是说我们只应该感受一种情绪。随时随刻保持快乐,就像20世纪70年代在美国盛行一时的笑脸徽章一样平淡乏味。苦难对创造性和精神生活有很多积极的意义,苦难可以安抚灵魂。


情绪无论低潮还是高潮都给人生增添了趣味,不过高低起伏需要保持平衡。在心灵的方程式中,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的比例决定了人的幸福感—至少有一项关于情绪的研究得出了这个结论。在这项研究中,几百位男性和女性携带着传呼机,传呼机会随机提醒他们记录当前的情绪状况。并不是说人们需要避免不快的情绪以保持愉快,而是如果狂风骤雨般的情绪不受控制,就会扰乱所有愉快的情绪。患有严重躁狂或抑郁的人,如果有相同程度的喜悦或快乐时光与之抵消,他们依然会感到幸福。有关研究还证实了情绪智力独立于学业智力,个体的学习成绩或智商与其情绪健康没有关系或者关系很小。


情绪高涨和情绪低落都给人生增添了乐趣。消极和积极情绪的比例决定了人的幸福感。智商与情绪幸福没有联系。


就像我们的脑海中总会有某些背景似的想法在窃窃私语,情绪也有类似念念有词的现象,比如在早上6点或晚上7点提醒某人记录其情绪状况,他通常总是处于某种情绪状态。当然,在任意两个早晨,他的情绪可能会非常不一样,不过假如以几周或几个月为周期来考察人的情绪,往往可以反映受测者总体的幸福感。对于大部分人来说,极端强烈的情绪相对比较罕见,大部分人的情绪状态都处于灰色的中间地带,情绪过山车只是产生了轻微的摇晃。


我们的很多活动都是在管理情绪,如休闲娱乐。


不过,管理情绪类似于全天候的工作。我们的很多活动—尤其是闲暇时的活动—都是在尝试管理情绪。我们选择的各种活动或消遣,比如看小说或看电视,都是让自身情绪放松的方法。舒缓情绪的艺术是基本的生活技能,约翰·波尔比(John Bowlby)和D·W·温尼科特(D.W.Winnicote)等精神分析派学者认为它是最重要的心理分析工具之一。有关理论认为,情绪健康的婴儿将学会按照照料者安慰他们的方式来舒缓自己的情绪,这样他们的情绪脑就不容易出现大的波动。

噢,不!消声器听起来不对劲……我要拿到修理店去?……这费用我可负担不了……我必须从杰米的大学基金里面拿钱……我承担不了他的学费怎么办?……上周学校通报的成绩很差……他成绩下降,上不了大学怎么办?……消声器听起来不对劲……


这种就是围绕着无聊的情节剧不停打转的忧虑心理,一会儿担心这个,一会儿担心那个,最后又回到最初的担忧。忧虑是所有焦虑的核心。上述案例来自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心理学家莉莎白·勒默尔(Lizabeth Roemer)和托马斯·博尔科韦茨(Thomas Borkovec)关于忧虑的研究,他们把忧虑从神经质的艺术提升到科学领域。当然,如果忧虑有作用就不会成为问题,对一个问题反复琢磨,进行建设性的反思,看起来可能像忧虑,但会产生解决方法。事实上,忧虑的基础是对潜在危险的警惕,这在进化过程中无疑具有生死攸关的意义。恐惧激发了情绪脑,由此导致的焦虑有一部分把注意力集中到当前的威胁上,迫使大脑思索如何进行处理,并暂时忽略其他事情。从这个意义上说,忧虑是对可能发生的坏事及其应对策略的一种预演,忧虑的目的是在危险出现之前进行预期,针对生存危机想出积极的应对措施。


焦虑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认知层面的,或者说忧虑的想法;另一种是肉体层面的,即焦虑的生理症状,比如流汗、心跳加速或肌肉紧张等。


问题在于慢性、反复的忧虑,这种忧虑循环往复,而且永远无法得出积极的解决方案。关于慢性忧虑的研究表明,慢性忧虑具有轻度情绪失控的所有特征:忧虑似乎没有任何由来,而且无法控制,并引发持续的焦虑感,理智无法推倒忧虑的城墙,忧虑者对其所忧虑的事物抱着一成不变的看法。如果同一个忧虑循环不断强化和持续,就会导致全面的神经失控,产生焦虑障碍,比如病态性恐惧、妄想症、强迫症、惊恐发作等。在不同的焦虑障碍中,焦虑表现出不同的特点,比如在病态性恐惧中,焦虑集中于可怕的处境;在妄想症中,焦虑表现为防止某些可怕的灾难事件;在惊恐发作中,焦虑集中于害怕死亡或者受到潜在的袭击。


所有症状的共同特征是忧虑失控。举个例子,一位接受妄想–强迫障碍治疗的妇女,她在醒着的大部分时间里必须实施一系列的“仪式”:每天洗几次澡,每次45分钟;每天洗手20多次,每次5分钟。她在就座之前必须用酒精对椅子消毒,她也不会触碰孩子或者其他动物—她认为“太脏了”。这些强迫症状的根源是她对细菌的病态恐惧,她一直担心如果她不进行清洁或消毒,就会得病和死亡。


一位被诊断为“一般性焦虑障碍”(持续忧虑的精神病学术用语)的妇女,在治疗师要求大声讲述忧虑一分钟时这样回答:


我也许做得不对。这太假了,不是真实东西的象征,我们必须得到真实的东西……如果我们得不到真实的东西,我就不会痊愈。假如我不会痊愈,我就永远不会快乐。


这段描述生动地反映了何为关于忧虑的忧虑,患者根据要求进行一分钟的忧虑陈述,在短短数秒钟之内,忧虑就升级为一生的大灾难:“我永远不会快乐。”忧虑通常会遵循这种路径,自我陈述从一个忧虑跳到另一个忧虑,而且常常会演变成大灾大难,想象可怕的悲剧即将发生。忧虑基本上是由大脑的听觉神经而不是视觉神经表达出来的,也就是说,用言语而不是用影像表达出来,这一事实对控制忧虑很有意义。


博尔科韦茨及其研究伙伴在试图研究失眠症疗法时开始了对忧虑本质的研究。其他研究者认为,焦虑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认知层面的,或者说忧虑的想法;另一种是肉体层面的,即焦虑的生理症状,比如流汗、心跳加速或肌肉紧张等。博尔科韦茨发现,失眠症患者的主要困扰不是身体唤起,事实上,使他们失眠的是令人烦扰的想法。失眠症患者是慢性忧虑者,不管多么犯困,他们也无法停止忧虑。帮助他们入睡的一个可行方法是让他们摆脱忧虑的情绪,把注意力集中于通过放松方法产生的身体感觉。简而言之,转移注意力就可以停止焦虑。


然而,大部分忧虑者似乎做不到这一点。博尔科韦茨认为原因在于来自忧虑的部分补偿作用把忧虑习惯高度强化了。忧虑似乎也有积极的一面:忧虑是应对潜在威胁和危险的途径。如果奏效,忧虑的作用在于对危险进行预演,并思考应对方法。可惜忧虑并不能很好地发挥这种作用。忧虑,特别是慢性忧虑通常不会带来新的解决方法和看待问题的新角度。相反,忧虑者通常只是反复地琢磨危险本身,沉浸于与危险有关的恐惧之中,这种想法一成不变。慢性忧虑者忧虑的事情很多,但大部分基本上不可能发生,他们把常人根本注意不到的危险强加到自己的生活中。


忧虑的积极方面是寻找应对潜在威胁和危险的途径,孟子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解决个人忧虑过多问题的途径就是体验几次以后发现自己所担心的事情99%都没有发生,发生的事情也不像想象的那样,既不那样严重,也不那样美好。


不过有慢性忧虑者告诉博尔科韦茨,忧虑对他们有用,他们的忧虑会自我保持下去,忧心忡忡的想法无限循环。忧虑怎么会导致精神上瘾呢?博尔科韦茨指出,奇怪的是,忧虑习惯能够起到和迷信一样的心理强化作用。由于人们所担心的大部分事情实际上发生的概率非常小—比如爱人死于飞机失事、破产等,因此至少对于原始的边缘脑,忧虑带有些许神秘的色彩。忧虑就像一道可以驱赶预期邪恶的护身符,如果一直念念有词就可以防止危险发生,因此在心理层面受到欢迎。


忧虑的作用


她因为出版社的工作从美国中西部搬到了洛杉矶。但不久之后那家出版社被收购,她失去了工作。她转而做自由撰稿人,这是一份不稳定的工作。她发现自己不是为工作忙得焦头烂额,就是没有足够的钱支付房租。她常常要把时间花在接听各种电话上,而且第一次失去了医疗保险。没有保险尤其让人烦恼,她开始为自己的健康担忧,每次头痛都怀疑是脑子长了肿瘤的信号。无论她开车到哪里,总会想象自己出车祸。她常常长时间迷失于忧虑的幻想,不能自拔。不过她又说,她觉得自己好像对忧虑上了瘾。


博尔科韦茨由此发现了忧虑另一个出人意料的好处。当人们沉湎于各种担忧的想法时,他们似乎没有留意到由忧虑引起的焦虑的主观感受,比如心跳加快、冒汗、颤抖等。随着忧虑的持续,部分焦虑似乎被压制了,起码从心率来看是这样。这个过程大概是这样的:忧虑者注意到某样东西,引发了对潜在威胁或危险的想象,这种想象中的灾难反过来激发了轻微的焦虑情绪。忧虑者陷入绵绵不绝的困扰想法,每一种想法总会引发另一种担忧;忧虑者的注意力持续被“忧虑号”思想列车裹挟而去,对于忧虑想法的关注使他们忽略了对灾难的原始想象—本来正是这种想象引发了焦虑。博尔科韦茨发现,想象对生理焦虑的触发作用比思想要强烈得多,因此忧虑者沉浸于忧虑的想法可以排斥对灾难的想象,从而部分缓解焦虑的感受。也就是说,忧虑唤起了焦虑,但在中途也缓解了焦虑,与此同时,忧虑在某种程度上加深了。


解决慢性忧虑的办法:一是自我意识,把忧虑情绪的苗头扼杀在摇篮里,学会放松;二是对忧虑想法采取批判的立场,质疑其发生的可能性;三是求助医学。


不过,如果慢性忧虑表现为刻板僵化的想法,而不是实际解决问题的创造性突破,同样也会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思想僵化不仅体现为忧虑的内容,实际上这种忧虑纯粹是或多或少、简单重复的同一种想法。在神经学层面,似乎也可以观察到皮层僵化,即情绪脑失去了对不断变化的环境作出弹性回应的能力。简而言之,慢性忧虑只在某些方面起到一定的作用,但对于更加重要的其他方面却不起作用,它可以减缓焦虑,但永远也解决不了问题。


慢性忧虑者无法做到的一件事情是遵循别人最常说的忠告:“不要担心”(或者更糟糕的是“别担心,高兴点”)。由于慢性忧虑只是杏仁核低层次的发作,它们往往不受约束。慢性忧虑的本质是一旦它在大脑中生根发芽,就很难斩草除根。不过博尔科韦茨通过大量实验发现,一些简单的步骤可以帮助慢性忧虑者控制忧虑的习惯。


第一步是自我意识,尽可能在忧虑情绪刚出现时就把它控制住,最理想的时机是在灾难的想象触发“忧虑–焦虑循环”的同时或者紧随其后。博尔科韦茨用这个方法来指导忧虑者,首先教他们监控焦虑的线索,尤其要学会识别引发忧虑的情景,或者最初引发忧虑的念头或想象,以及伴随焦虑出现的身体感觉。通过练习,人们可以尽早在焦虑循环的开始阶段识别忧虑。人们还可以学习放松方法,在意识到忧虑产生后加以运用,并且每天都进行练习,以便在需要的时候派上用场。


不过放松方法本身是不够的。忧虑者还需要积极主动地质疑忧虑的想法,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忧虑循环还是会卷土重来。因此,第二步就要对这些想法采取批判的立场:可怕的事情真的有可能发生吗?肯定只有一种办法甚至没有办法阻止事情的发生吗?可以采取哪些建设性的措施?一直忧心忡忡真的有用吗?


警觉与合理怀疑主义的共同作用,也许可以对引发低级焦虑的神经激活起到急刹车的作用。主动产生这种想法可以使神经回路作好充分的准备,抑制边缘系统忧虑情绪的驱动;与此同时,积极放松身心,防止情绪脑向全身传递焦虑的信号。


博尔科韦茨指出,这些方法相当于筑起了一道与忧虑不兼容的心理活动的屏障。假如任由忧虑一再重复、不受质疑,忧虑就会产生劝服的力量。想出一系列同样有道理的论点,质疑忧虑的想法,可以防止忧虑的想法被个体信以为真。即使是忧虑严重到需要接受精神病学诊疗的人,也可以通过这种方法改变忧虑的习惯。


另一方面,对于过度忧虑并发展成病态性恐惧、妄想–强迫障碍或者恐慌障碍的人,求助医学打破焦虑循环是明智之举—这其实也是一种自我意识的信号。当然,为了降低药物治疗停止后焦虑障碍复发的可能性,还需要通过治疗对情绪神经回路进行二度训练。


管理忧郁


悲伤通常是人们想尽力摆脱的一种情绪。黛安·泰斯发现,人们逃避忧伤的方法五花八门。当然,不是所有的悲伤都应该逃避,忧郁和其他类型的情绪一样,有其内在的好处。由损失所导致的悲伤具有某种好处:悲伤会降低我们对娱乐和休闲的兴趣,使我们把注意力集中于损失,并削弱开始新尝试的能量—至少暂时如此。简而言之,悲伤相当于碌碌人生中的一种反省性撤退,让我们暂时停止追求,哀悼损失,认真思考其中的意义,最后进行生理调节并展开新的计划,让生活继续下去。


损失有一定的好处,完全的抑郁则没有。威廉·斯泰隆传神地描述了“这种疾病的很多可怕表现”,包括自我憎恶、无用感、“阴郁无趣”—“阴沉沉蜂拥而来包围全身,感到害怕、疏离,最重要的是令人窒息的焦虑”。理性层面的表现是“疑惑、无法集中精神以及记忆力下降”,而在后期,他的心理“被反常的扭曲占据”,“感觉我的思想过程卷入了难以名状的毒潮,而这股毒潮淹没了人生的一切欢乐”。生理层面的表现是失眠,冷漠得像行尸走肉,“感觉麻木、衰弱,尤其是莫名其妙的虚弱”,伴随着“躁动不安”。然后是失去快感,“就像其他所有感觉一样,食物变得味同嚼蜡”。最后是希望的消失,“绵绵不绝的恐惧”令人绝望,真实得如同身体的疼痛,这疼痛如此难以忍受,自杀似乎是唯一的出路。


在严重抑郁状态下,生活陷于瘫痪,不会出现新的开始。抑郁的种种症状显示了被束缚的人生。对斯泰隆来说,药物或者治疗不能起到任何作用,唯有时间的流逝和医院的庇护能够最终消除绝望。不过对于大部分人,尤其是症状没有那么严重的人,精神疗法可以起到作用,药物也可以奏效—百忧解是当下流行的抗抑郁药物,除此之外还有十多种化学药物可以起到缓解作用,尤其是对于严重抑郁。


悲伤会使心力下降,降低我们对许多事情的兴趣。


我在这里关注的重点是更加常见的悲伤,其上限严格来说是“临床症状不明显的抑郁”,也就是说一般的忧郁。人们可以自行应对这种绝望,前提是内心的恢复能力够强大。可惜的是,人们经常运用的一些策略效果可能适得其反,使人感觉比以前更加糟糕。其中一种策略是独处,人们在情绪低落时往往如此。然而,这种方法在很多时候反而增添了悲伤的孤独感和疏离感。这可以部分解释泰斯的发现—战胜抑郁最流行的方法是社会交往,比如外出就餐、打球或看电影等,总之是和朋友或家人一起从事某项活动。如果社交的净效应可使个体摆脱悲伤心理,那么这种方法就行得通。不过,如果个体在社交场合仍然对不快的事情念念不忘,社交反而会延长他的悲伤情绪。


事实上,决定抑郁情绪持续或者消除的主要因素之一是沉思的程度。对抑郁的忧虑似乎会使我们的抑郁更加严重,持续时间更长。对于抑郁,忧虑表现为多种形式,它们全都关注抑郁本身的某些方面,比如我们感觉多么厌倦,我们多么无力或缺少激励,或者我们的成果多么可怜。这种反思通常不会带来任何可以解决问题的具体行动。研究抑郁者沉思行为的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家苏珊·诺伦–霍克西玛(Susan Nolen-Hoeksma)指出,其他常见的忧虑包括“孤立自己,并想到自己的感觉有多么糟糕,担心配偶可能因为你的抑郁而抛弃你,以及困惑自己今晚是不是会再次失眠”。


普通的抑郁,人们可以自行应对,和朋友或者家人一起从事某项活动,减少对抑郁原因和后果的沉思。严重抑郁会使生活处于停顿状态,解决的方法是精神疗法、时间和药物。


抑郁者有时会为沉思行为寻找借口,表示他们在试图“更好地理解自身”,但实际上,他们只是沉湎于悲伤的感觉,而没有采取任何可以实际化解悲伤的措施。因此,在治疗中深刻反思抑郁的成因,如果能够由此获得认识或行动,从而改变抑郁的诱发条件,将会产生极佳的效果,但是被动沉湎于悲伤只会让事情更加糟糕。


沉思还会造成更令人抑郁的状况,从而使个体抑郁的程度增强。诺伦–霍克西玛以一个女推销员为例进行说明。该推销员陷入了抑郁,整日为此担心,以致没有时间进行重要的业务拜访。她的销售业绩因此下降了,她感到自己一无是处,这更加重了她的抑郁。不过,假如她以尽量分散注意力的方式来对待抑郁,她也许会尽情投入业务拜访,使自己摆脱抑郁的情绪。这样她的销售业绩就不太可能下滑,完成销售任务的经历也许会让她树立自信心,在一定程度上减缓抑郁。


诺伦–霍克西玛发现,相对于男性,女性在抑郁时更加容易陷入沉思。她认为,这至少可以部分解释为什么被诊断为抑郁的女性数量是男性的两倍。当然还有其他因素在发挥作用,比如女性更加容易向他人诉说自己的抑郁,或者生活中有更多让人郁闷的事情发生。而男性很可能用酒精来掩饰自己的抑郁,酗酒的男性数量大约是女性的两倍。


一些研究发现,旨在改变这种思维模式的认知疗法在治疗轻度临床抑郁方面能够起到与药物同等的效用,而在预防轻度抑郁再次发作方面的效果要优于药物。对抗轻度抑郁有两种特别有效的方法:一是学会质疑沉思的核心想法,探究这些想法的合理性,并得出更加积极的替代想法;二是有意识地安排愉快的、转移注意力的活动。


对抗轻度抑郁有两种特别有效的方法。一是质疑沉思的核心想法,质问这些想法的合理性,并得出更加积极的替代想法;二是积极参加愉快的、转移注意力的活动。


转移注意力能够发挥作用的一个原因是抑郁的想法往往不请自来,悄悄潜入个体的心理。尽管抑郁者试图压抑自己的抑郁想法,但他们没有更好的替代想法。一旦抑郁的思绪开始出现,它就会对一连串的联想产生强大的磁力。举个例子,抑郁者在还原被打乱的句子时通常会组合出消极的信息(“未来一片黯淡”),而不是乐观的信息(“未来一片光明”)。


抑郁自我保持的倾向甚至会让人们所选择的消遣方式黯然失色。研究者向抑郁者提供了一系列愉快或沉闷的方式,使其不再想着悲伤的事情,结果抑郁者大多选择了忧伤的活动。这个研究是得克萨斯大学心理学家理查德·温斯拉夫(Richard Wenzlaff)发起的,他发现抑郁者需要通过特别的努力才能把注意力转移到令人愉快的事物上,而且还要注意,不要选择诸如催泪电影、悲情小说等会让情绪再次低落的东西。


情绪提振法


想象在一个大雾天气里,你在一条不熟悉的又陡又弯的路上开车。突然一辆车在你前面几英尺的地方从另一条车道冲出来,距离太近,你无法及时停车。你猛踩刹车,但车还是擦到了那辆车的侧面。就在玻璃破碎、金属拧成一团、火花四溅之前,你看到那辆车上坐满了孩子,那是一辆幼儿园的班车。碰撞之后的突然沉默被一片哭喊声打破了。你奋力跑向那辆车,看到一个个孩子一动不动地躺着。你对悲剧的发生感到万分的懊悔和悲伤。


在温斯拉夫的实验中,他用这个揪心的故事扰乱受测者的情绪。然后,要求受测者尽量不去想这一幕悲剧,并在9分钟之内把自己的思绪记录下来。每当痛苦的场景呈现在脑海中,他们就会记录下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大部分人越来越少回想起悲伤的场景,但容易抑郁的受测者的回想次数却随着时间的推移呈现出显著的上升趋势,他们甚至会在想其他事情的时候间接想起该场景。


此外,抑郁倾向的受测者还会用其他令人困扰的想法来分散注意力。温斯拉夫告诉我:“思想不仅通过内容,还通过情绪与心理发生联系。人们在情绪低落时,更容易产生一系列消极情绪。容易抑郁的人往往会在这些思想之间建立很强的联系,因此某种负面情绪一旦触发,就很难压制负面想法。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抑郁者似乎喜欢用一个抑郁想法摆脱另一个抑郁想法,而这只会激发更加消极的情绪。”

有理论认为,哭泣也许是降低产生忧伤的大脑化学物质水平的自然方式。哭泣有时候可以终止悲伤,但也会让人一直对绝望的理由念念不忘。所谓“哭也有好处”的想法是错的,哭泣使人们越来越陷入沉思,只会延长悲伤的感觉。转移注意力可以打破持续悲伤的想法。有一种主流理论认为,电休克疗法对最严重的抑郁症有效的原因在于该疗法导致个体失去了短期记忆—病人忘记了伤心的理由是什么,因此感觉好多了。悲伤的种类五花八门,黛安·泰斯发现,为了摆脱悲伤,很多人会从事阅读、看电视和电影、玩电脑游戏和智力游戏、睡觉和做白日梦(比如计划一次奇妙的旅程)等转移注意力的活动。在温斯拉夫看来,转移注意力最有效的活动莫过于能够转变情绪的活动,比如激烈的体育赛事、滑稽的电影以及鼓舞人心的图书。(注意:有些转移注意力的活动反而会延长悲伤。关于过度看电视人群的研究表明,这些人在看完电视之后通常会比看电视之前更加郁闷!)


提振情绪摆脱悲伤的途径:阅读、看电视和电影、玩电脑游戏和智力游戏、睡觉和做白日梦等转移注意力的活动。


泰斯发现,有氧运动是摆脱轻度抑郁以及其他消极情绪最有效的方法之一。不过要注意的是,运动提振情绪的方法对很少外出活动的人最为有效。对于平常喜欢运动的人,运动改变情绪的作用在他们开始形成运动习惯时最明显,事实上,他们在停止外出运动时会感到不快。运动有效的原因在于它可以改变情绪激发的生理状态,抑郁是一种低度唤起的状态,而有氧运动能使身体高度唤起。同样的道理,放松活动可以使身体处于低唤起状态,因此对于高度唤起的焦虑效果很好,但它摆脱抑郁的效果就不那么明显了。每种方法都是为了打破抑郁或焦虑的循环,它们产生效果的原因在于改变大脑的活跃水平,阻止大脑活动与此前控制大脑的情绪状态产生呼应。


通过享受或感官愉悦使自己高兴起来是消除抑郁的另一种流行方法。人们在低落时舒缓情绪的常见方法有洗热水澡、吃喜爱的食物、听音乐或做爱等。给自己买礼物或者大吃一顿,这种摆脱坏心情的做法在女性当中尤其流行,购物甚至在商场只逛不买也可以。泰斯对大学生的研究发现,把吃东西作为缓解悲伤的方法的女性数量是男性的3倍;另一方面,情绪低落时借助酒精或毒品的男性数量则是女性的5倍。用过量进食或酗酒的方式缓解悲伤情绪效果很容易适得其反—吃得太多会使人后悔,而酒精是中枢神经的抑制剂,只会令抑郁更加严重。


摆脱轻度抑郁的途径:有氧运动;享受感官愉悦;取得小小的胜利或者简单的成功;换个角度看待问题,又称“认知再造”,改变态度;帮助有需要的人;祈祷。


泰斯认为,改变情绪更为有效的方法是取得小小的胜利或获得简单的成功,比如把堆积已久的家务活儿做完或完成其他有待解决的任务。同样的道理,提升自我形象也能让人快乐起来,即便是外表的改变也可以发挥作用,比如穿衣打扮或者化妆。


除了治疗之外,对抗抑郁最有效的一种方法是从不同的角度看待问题,又称 “认知重建”(cognitive reframing)。一段感情关系结束了,自然令人感伤,如果产生类似“我会永远孤单下去”这种顾影自怜的想法,肯定会加深绝望的感觉。不过,回过头来想一想,这段感情并没有那么美好,你和恋人也有格格不入的地方—也就是说,用不同的眼光看待感情的结束,以更加积极的态度坦然面对,这就是缓解悲伤的方法。同样的道理,癌症患者如果能够想到其他患者的情形更加糟糕(“我也不是太糟糕,起码我还可以走路”),那么不管他们自身的情况有多么严重,情绪都会比较高昂;而那些把自己和健康人相比的患者则最为抑郁。这种“比下有余”的想法,对情绪的提振作用非常令人吃惊,突然之间,那些令人沮丧的东西看起来也没有那么糟糕。


另外一种提振情绪的有效方法是帮助有需要的人。抑郁起源于对自身的沉思和关注,因此,如果我们对他人的痛苦感同身受,对他人伸出援助之手,将会使我们摆脱对自身的痴迷。泰斯的研究发现,投身于志愿者工作,比如辅导童子军、充当大哥哥、给无家可归者送食物等,是改变情绪最有效的方法,同时也是最罕见的方法之一。


最后,有些人还可以求助于超然的力量,从悲伤情绪中解脱出来。泰斯告诉我:“如果你对宗教很虔诚,不妨进行祈祷。祈祷适用于缓解所有情绪,对抑郁尤其有效。”


压抑者:积极的否定


“他踢了室友的腹部……”这是句子的开头部分,结束部分是“其实他只不过想开灯”。

尽管有点难以置信,把攻击行为转化为无心之失,这种转换起源于体内的压抑。造句者是一位大学生,他自愿参与压抑者研究,压抑者即习惯并自动阻止自身意识受到情绪干扰的人。在造句实验中,这名学生被要求以“他踢了室友的腹部……”为开头,完成句子的后半部分。其他测试显示,这种心理回避的行为反映了受测者整体的生活模式,即压抑大多数的不安。研究者最初认为压抑者是无法感知情绪的体现—也许是“述情障碍”的近亲,但最新的理论认为这种人擅长调节情绪。他们似乎擅长缓冲消极情绪,他们看起来甚至没有意识到消极的一面。研究者通常把这种人称为“压抑者”,也许把他们称为“镇定者”更确切一些。


华盛顿天主教大学心理学家丹尼尔·温伯格(Daniel Weinberger)是这项研究的主要参与者。该研究表明,压抑者尽管看起来冷静沉着,但他们有时候会不知不觉地出现生理波动。在造句实验中,研究者对受测者的生理唤起水平进行监控。压抑者表面的平静掩饰了体内的兴奋,在遇到暴力室友之类的句子时,他们表现出了焦虑的全部迹象,比如心跳加快、流汗、血压升高等。但是在被问到时,他们却表示感到很平静。


压抑是无法感知情绪的主要体现,这种人擅长调节情绪。是情绪自我调节的一种成功策略。


愤怒、焦虑等情绪的持续压抑并不罕见。根据温伯格的研究,6个人当中就有一个呈现出这种特征。从理论上讲,儿童学会处变不惊的方式有很多。其中一种是困境之中的自保策略,比如儿童的父母是酗酒者。另外,有些儿童的父母本身就是压抑者,他们树立了面对困扰情绪保持乐观或沉着的榜样,或者说这种父母把压抑的个性遗传给了孩子。压抑者进入成年期后,在压力之下他们变得冷静沉着,不过研究者迄今还不清楚这种模式是如何形成的。


问题是,这些人实际上有多么镇定和冷静。他们真的意识不到情绪不安的身体信号,还是在故作冷静?温伯格的早期合作伙伴、威斯康星大学心理学家理查德·戴维森(Richard Davidson)通过一项巧妙的研究找到了答案。戴维森向“镇定者”提供一些词语,让他们进行随意联想。大部分词语是中性的,有少数几个词语包含敌对或者性的意味,结果发现几乎所有人都会对此感到焦虑不安。受测者的身体反应显示,他们对这些别有意味的词语出现了困扰的生理信号,尽管他们试图对引起不安的词语进行净化处理,把它们与比较纯洁的词语联系起来。比如当看到“仇恨”这个词语时,他们可能会联想到“爱”。


对于右利手的人,处理消极情绪的关键中枢位于右半脑,而主管语言的中枢位于左半脑。戴维森的研究正是利用了这一点。一旦个体的右半脑识别出令人不安的词语,它就会通过位于大脑两个半球纵裂底部的胼胝体,把信息传递到语言中枢,语言中枢作为回应辨认出该词语。戴维森借助精心设计的透镜,使词语只落在受测者的半边视觉区域。由于视觉系统神经绊网的作用,如果向视觉区域的左半边展示词语,对不安极其敏感的右半脑就会首先识别出来。如果向视觉区域的右半边展示词语,它就不会被理解成不安的信号,而是直接传到左半脑。


如果词语被传递到右半脑,镇定者就需要一个时间差来作出反应—不过只有在词语包含不安意味的情况下才会出现这种现象。他们对中性词语的联想不会存在时间差,只有在词语传递到右半脑而不是左半脑的情况下才会出现时间差。简而言之,他们的镇定似乎是由于某种神经机制在起作用,神经机制延缓或干扰了不安信息的传输。也就是说,他们对不安情绪的无意识并不是假装的,而是他们的大脑把这种信息屏蔽了。说得更准确些,由于左前额叶的作用,愉快的感觉覆盖了不安的感觉。戴维森在测量受测者前额叶活动水平时意外发现,前额叶对“愉快中枢”左半脑的活跃度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而对消极情绪中枢右半脑的影响则没有那么明显。


戴维森告诉我,这种人“凡事总是朝好的方向想,乐观向上”,“他们否认受到压力的困扰,而且在坐着休息并联想到积极感觉的时候,出现了左额叶激活的模式。这种大脑的激活也许是他们自我感觉良好的关键,尽管他们基础的生理唤起看起来很紧张”。戴维森认为,大脑激活,即用积极的态度应对令人困扰的现实需要能量。生理水平的不断唤起也许是由于神经回路需要持续努力以保持积极的感受,或者压抑甚至阻止消极的感受。


总之,镇定是一种乐观的否定和积极的分离,而且很可能是在创伤后应激障碍引发的严重分离状态下,神经机制发生作用的一种信号。戴维森指出,在单纯涉及镇定的情况下,“这似乎是情绪自我调节的一种成功策略”,不过要以牺牲自我意识为代价,而且代价几何尚属未知。


(wetware)就像一片泥潭,充满了错综复杂、不停搏动的神经化学物质,完全不像整洁有序的硅晶片可以对心理发出指令。在认知科学家中盛行的心理处理信息模式没有意识到,理性受到感性的指引或者控制。从这一点来说,认知模式对心理的认识存在很大的局限,不能解释狂飙突进式的情感冲突和激发会为理性注入新的活力。为了坚持自己的观点,认知科学家不得不忽略这种心理模式与他们个人的希望和恐惧、婚姻中出现的争吵以及对同行的妒忌之间的联系,即抹杀了情感给生活带来的趣味以及紧迫感,而且忽视了情绪无时无刻不在(巧妙或蹩脚地)影响信息的处理过程。


认知科学家认为“个体的心理生活和情绪关系不大”这种偏颇的观点,影响了过去80年的智力研究,不过这种状况随着心理学开始承认情感对思考的关键作用而逐渐得到改善。与《星际迷航:下一代》中斯波克式的角色“Data”有点类似,心理学开始意识到情绪对心理生活的影响,情绪既有益又有害。正如“Data”最终(惊恐地,如果他能感受到惊恐的话)领悟到的那样,他用冷静的逻辑无法找到恰当的人性化解决方法。人类的情感是人性的最佳体现,“Data”知道自己缺少了关键的东西,他试图去感受。“Data”想拥有友谊和忠诚,但他和《绿野仙踪》中的铁皮人一样没有心。“Data”缺乏情感所带来的抒情感受,他可以用高超的技艺弹奏乐器和写诗,却感受不到艺术的激情。从“Data”对渴望的渴望可以看出,人类心灵的更高价值—忠诚、希望、奉献和爱—被冷冰冰的认知科学完全抹杀了。情绪丰富了人类心灵,不考虑情绪的心理模式是不完整的。


情绪对心理生活有影响。人类的情感是人性的最佳体现,纯理性的数据人,就像机器人,可以用高超的技艺弹奏音乐,但是没有激情,也就缺乏感染力。


加德纳的智能理论强调的是与情绪有关的思想或元认知(metacognition),而不是情绪本身。当我向他提出这个问题时,他承认自己习惯于从认知的角度看待人类智能,但他又告诉我:“我最初写人事智能方面的文章时,实际上谈到了情绪,特别是在分析内省智能的时候—内省智能其中一个要素就是情绪的内向性。个体接收到的内在感受信号对人际智能必不可少。但随着实践的发展,智能多元化理论开始更加关注元认知(即对自身心理过程的意识),而不是对情绪能力进行全面的探讨。”


高智商的人为低智商的人工作,说明情商更重要,高情商的人领导低智商的人。高情商的人擅长调动别人做事,高智商的人擅长自己亲自做事。成为拥有追随者的领导者需要有高情商。领导者是擅长调动别人情绪,让他们与自己共舞的人。


即便如此,加德纳也承认情绪和人际关系能力在杂乱无章的生活中非常重要。他指出:“很多智商高达160的人为智商只有100的人干活,因为前者内省智能低下,而后者内省智能高超。在日常世界中,没有哪一种智能比人际智能最加重要。如果你缺少人际智能,你就不知道该和谁结婚,该做什么工作。我们要在学校里培养孩子们的人事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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