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了李安的三部早期电影作品：《推手》，《喜宴》和《饮食男女》。这三部被称作李安的“父子三部曲”。很巧，最近一个月，连着参加了数个朋友的婚礼，所以在看《喜宴》时，我异常认真。
我喜欢《喜宴》，就跟电影名字一样，它算是一部轻喜剧，故事情节诙谐之余不乏紧张，看完之后又让人觉得非常温暖和感动。电影讲述的男主人公高伟同，在已有同性恋人的情况下，为了应付父母或者说尽孝，邀请房客顾小姐和自己假结婚，而顾小姐则为了拿到美国绿卡，同意陪演这一出荒诞的“喜剧”。
影片中，有一段非常精彩的母子对白。这段对话发生的背景是高家父母远赴美国，打算风风光光为儿子举办一场婚礼。
在早饭桌上，高伟同漫不经心地对父母说：“今天下午就去公证处公证结婚……我跟葳葳（顾）都很忙，所以我们想一切从简。”
高妈妈极其不解地反问：“你办事怎么可以这么草率？这是终身大事，人一辈子才结婚一次，你不为自己想，也要为新娘子想。我们从台湾过来，光礼金就收了三万多美金，你这个样子让我怎么和人家交代？”
“我结婚又不是为了和人家交代！”高伟同反驳道。
高妈妈气得满脸通红，直言：“你不跟人家交代，你结什么婚哪？！”
还有一段话是来自高家的前任司机——老陈对高伟同的训诫，同样精辟之极。
老陈：“师长（高爸爸）是最爱面子的，你怎么这么糊涂呢……大少爷，我不是给你办（婚礼），我是给师长办，师长吃人家几十年的喜酒，就是送礼就送了几百回，光是证婚都不下几十次，现在好不容易熬到自己儿子结婚了，你要说个“不”字的话，就是不孝！”
“交代”和“不孝”，最贴切地反映了中国传统家庭伦理文化中所强调的人生价值——贡献。中国式家族这种对“贡献”价值的倾向，不仅仅体现在对子女的要求，更是对父辈的要求。当高妈妈从行李箱中一件件往外掏结婚礼物时，高家父母是十分愉悦的，他们在履行自己对“家”的责任。可是当听到儿子要所谓的“公证结婚”时，高家父母的脸上充满了对儿子“违约”的失望与不满。
不得不说，归亚蕾的演技实在是太好，她所演的高母，在儿子的第一场简易版婚礼上，委屈地像个孩子一般伤心地哭出来时，我的心一下子就柔软了，觉得那个哭很动情，很感人，很耐人寻味。
我想到高晓松的父母曾经告诫他说：“一个男人一定要有一以贯之的世界观。不能要自由的时候，把西方那套拿出来，要钱的时候，把东方那一套拿出来。”我们要了种种好处，却撇开种种责任，以“双标”的态度对待我们的长辈，又凭借什么？以前我以为人人的父母都是如此付出，这是天经地义。后来我才认清，这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件天经地义的事情， 每一件事情背后都有一个“事出有因”。
我开始反思，在高谈阔论个人自由的时候，我能不能多反问自己，是否有能力在刚成年的时候搬出去独居生活？是否有勇气在父母给与物质帮助的时候说“不”字？如果，我们在读大学的时候，需要父母出钱资助；结婚的时候，接受双方父母准备的房子车子票子；养育下一代的时候，要求父母不出钱那么请出力； 那么，我们选专业的时候，要求自主选择；结婚的时候，要求依我为准；养孩子的时候，要求父母停止老套的教育方式，我们要求地是不是有些太晚了？是不是有一些霸道？
我不是要强迫自己去全盘接受所谓的“孝道”，也不是要求自己从此变成一个“墨守成规”的人，更不是说在这种双方对峙的局面中，中国式的长辈没有应该反思的地方， 比如我最反感长辈对子女常说的：“穷有穷养的办法，先生一个再说”等等。但我们一味地谴责对方的做法，强调如何做正确的、讨人喜欢的好父母，就真的起作用吗？我们以为自己老了就会变得比上一代人更加通情达理，可殊不知父母在我们年轻的时候也曾这样以为。我记得我妈在略微再年轻一点儿的时候，听闻人家家庭纠纷，常说：“我以后可坚决不做这种多管闲事的婆婆！”我不是不相信我妈，我是对所有角色未发生转变时所空喊的口号，多少都有一些怀疑。
相反地，我希望我试着去反思自己，寻找我的问题，希望这样的难堪不要再发生在我的下一代人身上，希望一代人与一代人之间能够少一些对立。毕竟，我们这一辈“恩宠交加”的年轻人和上一辈人饱尝“人生苦楚”的长者们，都他妈活地太别扭了。
我们还是会遇到或者制造出各种各样的家庭矛盾，还是会在振臂高呼“我要自由”的时候被“家庭伦理文化”狠狠地绊一脚，但至少，我们所看到的的“喜宴”，已经越来越多元化，越来越文明化。也许将来，当我们摇身一变成为人父人母时，我们真的会发自内心笑着对子女说：“结婚嘛，一切从简就好。”这无关乎“交代”，也无关乎“孝”。
2018年10月16日
写于杭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