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爸妈就是个臭老师，又穷又没关系，你竟然还能进边防，还能读研，甚至能分到‘华侨’，真是狗戳瞎！”
2018年3月21日，公安边防部队、消防部队、警卫部队正式脱离武警部队序列，真正落实“军是军、警是警、民是民”的原则。
就在同一天，前同事阿磊在微信上对我说：“陆飞被‘带头套’，抓到北京了。”看到这个消息，我回复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1
2013年，我研究生毕业，阴差阳错地被分到了珠城边防支队华侨边防派出所。
华侨边防派出所当时辖区面积有接近22平方公里，除了几个码头，还要管大大小小100多个小区。我们不仅要干公安派出所的活，还要兼顾“三类六种”案件，更要管好大量流动人口（其中传销人员占很大一部分）。简单来说就是：“警多、案多、传销多、破事多”。
（编者注：“三类六种”案件指发生在边境管理区的组织他人偷越国境案，运送他人偷越国境案，破坏界碑、界桩案，以及在边境管理区查获的走私、贩卖、运输毒品和走私制毒物品案件等。）
下午3点多，在支队走完分配程序，约莫30名学员被分配到下属4个边防大队的20个边防派出所。接我的前辈姓杨，见面第一句话，感觉就有弦外之音：“你能来‘华侨’不简单——不过这里的人都不简单。”
到了派出所，我见到了所长陆飞，他1米6多，地中海发型，有一张飞扬跋扈的脸。我向他敬礼，并大声说道：“领导好，新学员杜尚报道！”然而他并没有理我，而是径直走开了。
几个小时后，有人安排我跟杨前辈住一起，哪想我前脚刚迈进宿舍，后脚就被杨前辈赶了出来：“我打呼噜特别响，你去XX那睡吧！”然而我找了几个宿舍，都没有空床。无奈之下，我第一晚只得在杂物房过夜。
第二天早会，陆飞指着我介绍道：“这是我们所新分下来的学员杜尚，武警学院毕业的高材生喔，研究生喔！”他加重了“研究生”三个字的语气，台下莫名其妙地哄笑起来。而后，陆飞戏谑地对我说：“我也是研究生哦！花点钱就能买到！”说罢又转头骂起了老伍：“现在我们所有两个‘捞佬’（对北方人的蔑称）了。”
散会后，老伍把我叫到一边：“这里非常复杂，你少说话多做事，低调点儿，机灵点儿。还有，今晚跟我挤挤睡。”后来我才了解，老伍爸妈是做生意的，经济基础不错，经常大手笔“孝敬”陆飞，最主要的是，老伍自己也非常会找钱，所以陆飞不会把他怎样。
当天，处了一天警回来宿舍。在一楼楼梯口，看到一个白条鸡一样身材的年轻人被扒光了衣服，正在被3个同事踩到地上围着打。他们用脚踢他肚子，用书打下体……这时，陆飞走了过来，他看了一眼，说：“继续。”然后把愣住的我叫到一边，问：“我听说你是个作家，挺能写，还出过书？你想做内勤还是外勤？”
“报告所长，我想做内勤，搞文宣，发挥特长。”我实话实说。
他笑笑：“没问题。我明天就安排你去内勤。”
隔日早会，陆飞宣布：杜尚为外勤民警，没有责任区，有警就出，专职处警。
2
在老伍父母的指点下，我当老师的父母也尝试着给陆飞送钱，希望我的工作能顺利点，但是陆飞没收——倒不是因为清廉，而是嫌少。
此路不通，父母又通过几层关系，找到了陆飞当时的直接领导宣大，并送了3万块钱给他的母亲，希望有朝一日我能调到宣大负责的银海边防大队工作。
宣大收了钱，约陆飞在华侨镇最贵的海鲜饭店吃饭。陆飞来时极不情愿，我们几次敬酒他都没理，反而对我说：“你爸妈就是个臭老师，又穷又没关系，你竟然还能进边防，还能读研，甚至能分到‘华侨’，真是狗戳瞎！”
这番话让宣大有些尴尬，恰巧此时，领导陈支队长从我们包厢前走过，宣大和陆飞赶紧换了副面孔，端起酒杯冲了出去。
回来后，陆飞想起什么似的跟我说：“你那么能写，给我搞搞宣传吧。”
这句话让我们一家看到了希望。于是爸妈通过关系，给我在当地日报找了个小版面，发表了一篇名为《华侨边防派出所十项措施营造“廉政文化”》的报道。经过传播，我们所火了，连总队领导都过来视察。
领导来的那天，陆飞当着我们面，在自己黄色本田飞度车后箱塞满了现金——视察结束后不久，陆飞成了“廉政标兵”，华侨所成了“廉政第一所”，而我也迎来了上班两个月来第一次休息，虽然只有半天。
陆飞成为“廉政标兵”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搞了一场内部斗争。他人脉广、敢送礼，非常顺利地赶走了一批“不听话”的人，让他们去啃了甘蔗，换上一批“志同道合”的同志。我刚来没多久，毫无影响力，也不涉及站队问题，倒是躲过了这场风波。
那段时间，由于我和同事阿磊共同破获了两起强奸案、一起涉案金额700万的诈骗案，分局领导注意到了我，就让我带着几名协警，以“流动人口登记”的名义去搜集传销的情报。
有天，我们去某小区“扫楼”。一个女协警在我身后非常粗鲁地敲着一户人家的门，当时我正在跟一位老人面对面讲解办理居住证的好处，突然老人二话不说就把门给关了。我回头一看，一个膀大腰圆、穿着跨栏背心的纹身大汉，正拿着一把砍刀冲了出来。
我意识到这个小姑娘惹事了，赶紧跟这位纹身大汉解释：“我们是派出所的，登记流动人口！”
“X，人口普查不是民政局的事吗？再说，你的证件呢？”
“我刚分配下来，证件还没办下来。”我转身对吓傻了的女协警说，“都跟你们说了，要文明礼貌，怎么那么不听话！去，赶紧给大哥买两瓶水赔罪！”我话音刚落，女协警就跑了。
“X你妈的，你当我傻是吗！你说你是派出所的，怎么穿武警的衣服？”说着，他拿刀背敲了下我的头。我登时出了一身冷汗，陪着笑脸，解释说我们是边防派出所，不是公安派出所。
“什么边防，什么公安，扯什么犊子！”他推了我一把，并一刀砍了过来，我赶紧闪开。这时，大汉的老婆从房间里冲出来，拉住了他。
我赶紧跑到楼道口，叫另一个协警打110支援。没多久，110接警台打了过来，话务员是老伍的女朋友：“喂？你那刚才什么情况，分局的靓女说你报警？”
“我这边很危险，需要所里的同事支援！”我话还没说完，纹身大汉就又追了出来，把我和刚才报警的协警堵在了楼梯口。
这时我的工作手机响了，是陆飞：“叼你老母，你在搞什么？”
纹身大汉拿着刀再次砍向我们，我闪过，好在他老婆赶过来拉住了他。
“我在排查，一个协警敲门，里面的人就拿着砍刀来砍我们！所长，我需要支援！地址是……”我听到电话里有个同事说“我去看看”——是蔡总的声音，他曾在抓捕嫌犯的过程中被砍过几刀，差点牺牲，那天在宿舍前挨打的“白条鸡”，就是曾砍伤他的小混混。
先是听见陆飞在电话里吼蔡总：“去什么去，去你XX！所里没司机，难道你叫我来开啊！”接着又问我：“他砍到你了没？”
“没有。”
“砍到你再说！”陆飞挂断了电话。
纹身大汉放下刀，问我：“你们领导说啥？”
“他叫你砍我，砍完再抓你。”
他愣了几秒，喊道：“你他妈消遣我啊！”
3
这事之后，只要蔡总当值，处警就会叫上我，还教会了我如何“偷得浮生半日闲”。
蔡总负责的片区是贵兴市场一带，那边传销不多，但是“盗、抢、毒”案件不少，我们每天都能接到十个八个电单车被偷、钱包被盗的报警。对此，陆飞很明确地对蔡总表示：“不要多事！”
我处警多了，渐渐跟群众熟悉了，线人也就有了。市场卖菜的菜婆跟我说，她知道那群贼是谁，“如果要抓人，可以指认”。
有天中午吃饭，陆飞聊到了这段时间市局正在开展的“严打盗抢”行动，并说计划组织力量，在贵兴市场一带开展专项打击盗抢行动。
我嘴快，接了句：“我有线人，知道那些贼是谁。”
话一说完，整个饭堂突然安静下来。
“你他妈怎么知道的？！”陆飞的语气让我感觉有些不妙。
“卖菜婆告诉我的。”我实话实说——蔡总当时看我的眼神，充满了失望。
一周后，所里搞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专项行动，我们唯一一个晚上的休息被取消，进行抓捕前的演练。然而专项行动不是最终目的，拍照、写通稿才是。在演练的那天晚上，所里的内勤组已经写好了几篇新闻稿，只差现场图片。
专项行动当天，我们按照预演，几人一组，但是没多久，就变成20多个人聚在一起，个个杀气腾腾，穿着便服，配制式三尖头皮鞋。为了不被陆飞找茬，我们在镜头前“演”得很卖力，有个姓潘的同事还崴了脚——虽然最后半个贼都没抓到，但照片拍得特别有气势。
说来奇怪，行动那晚，陆飞的司机何海还是不知从哪儿抓了几个人回来。事后阿磊跟我说：“抓不到人就花钱找‘专业人士’顶包，这又不是什么行业秘密。”
我虽然“觉悟”低，但对陆飞可能仍有利用价值：一是因为我能写，还有就是我手头上有情报。所以陆飞决定通过他的“左护法”、我的学弟蒋健来做我的“思想工作”。
一次安保行动，我和蒋健被分到一组，没聊几句，蒋健就以“过来人”的身份给我上了一堂教育课：“案子是破不完的，警是没完没了的，老百姓的事关你屁事？这些工作不需要太认真！”
谈到以后的职业发展时，他又说：“你要明白，不管在哪儿，领导最喜欢的是会来事、能搞钱的人！不喜欢有主见的，也不喜欢聪明人。咱们边防有句话，‘领导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我虽然比你小一届，但早来两年，有什么不懂的可以问我。”
我听得出，他在旁敲侧击我关于抓传销的事——陆飞喜欢抓传销，因为来钱快，为了以最快速度从传销者嘴里逼出钱来，他们需要肯动手、会动手的人。之前，陆飞在乡下派出所当所长时，曾把一个不愿意顶罪的人胳膊打断，以至于后来赔了40万、并威胁“干掉他全家”才摆平此事。他出色的“向上公关”能力，让各级领导没再追究，只给予了“暂停升副团”的处分，让他葬送了几年的仕途时间——所以后来，他每到一处必先培养一两个忠实的打手，蒋健就是其中一个。
蒋健先是煞有介事地跟我痛斥了传销佬的可恶之处，“恨不得打断他们的腿”，之后话锋一转，画起了大饼，说他“在领导的教导下”，刚来这的第一年就能买“马6”了（这款车在那时大概是20多万），再过一年差不多就可以买房（当时本地房价均价4000元），而且已经入股了“大润发二期”。接下来是正题，他叫我“不要自作聪明，否则后果很严重”。
我自知没关系没背景，一旦出问题，绝对担不起，所以我连连表示：“受益匪浅，感谢兄弟提醒，感谢老大信任。”
蒋健的这次“思想工作”，让我感到了危机，于是多方尝试，想找关系调离“华侨”。我爸妈轻信了一个学生家长的话，送了一大笔钱托其办事，之后却杳无音信。我这边也找了很多战友，不是狮子大开口，就是趁机勒索，总之最终不了了之。
然而我试图调离的背后运作，陆飞很快就知道了。一次晨会，他直言不讳地对我说：“叼你个公龟的，你哪都走不了！再搞事，我整死你个‘捞佬’全家！”
4
那时候，我迟迟办不下军人身份证，也没有武警警官证，所以什么银行卡都办不了，发工资都是走现金。每次月底，我都得求陆飞的“右护法”、负责财务的董斌代领。
自从陆飞发话“要整死我全家”后，我的工资他就会拖个一两周，再将我原本4300多元的工资扣下300多好处费。
已经到了扣钱这个份儿上，我决定学乖。每次轮到陆飞带班，我就会让几个协警打电话报案，举报某某地方有传销集会，之后我和搭档阿磊一起抓人回来，交给陆飞。最疯狂的一次，我和阿磊两个人、两杆枪（一把五四手枪、一把防爆枪），6发子弹（含2发空包弹），一下子抓了30多个传销佬回来。陆飞非常开心，我本以为他会让我参与审讯，结果他一下子给我放了3天的假。我休假回来，那些传销佬早就放了，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他们搞了多少钱出来。
过了两天，司机何海开了一辆路虎到所里，并炫耀称“这是老大新提的车”。后来被陆飞叼了半个多小时后，又改口说是“自己买的”。
没多久到了中秋，陆飞又换回了原来那辆飞度，还是在后备箱里塞满了现金，和何海一起毫不避嫌地拿着尺子量，并分成了十几摞。而我们中秋那天的福利不过是200块钱外加一盒月饼。
因为多少能找点钱回来，陆飞也就默许了我和阿磊的搭档，每个月还能给一两天假。我有惊无险地又过了几个月，直到苏教导员的到来。
苏教是地方大学生入伍，没啥过硬的后台，干了好多年都没什么起色。因为还有两个孩子和老人要养，他说为了进“华侨”，自己把房子抵押了才凑够送礼的钱。
刚来没几天，苏教就把我和阿磊调到了他的宿舍。他想拉拢我俩，但我们都保持中立，不做表态。不过有他在，在陆飞不当班的日子里，我们也相对能轻松一点，阿磊甚至能借隔壁茶店的电脑打上几局FIFA。
虽然陆飞认为苏教不敢太“跳”，但还是低估了苏教的能量。
2013年秋天，“电鱼”事件被媒体曝光。“华侨”这一带的几个渔业码头，一直存在“电鱼”现象，因为很多事牵扯不清，所以派出所选择明哲保身。闹腾了几天，本以为风头过了，哪想陆飞这边刚休假，苏教立马就抓了几车涉嫌“电鱼”的渔佬回所里。因为人多，以至于到了大半夜，篮球场上还坐满了人，整个派出所都弥漫着一股子鱼腥味。
苏教交代其他民警：“不要睡了，连夜审讯，连夜结案！”谁知这边刚开始做笔录，陆飞就从南宁杀了回来，完美“截胡”。
那天晚上，陆飞在篮球场上像疯狗一样地骂苏教，并连夜把这波人给放了。苏教的第一次找钱尝试宣告失败。那次之后，苏教老实了一段日子，直到过完年。
有天晚上10点多，陆飞前脚刚走，苏教后脚就开车上南宁送礼，凌晨4点钟才回来。那天清早洗漱时，他十分认真地对我说：“教教我怎么搞传销吧。”
当时，我觉得如果陆飞升官调走后，轮到苏教管事，我应该有好日子过，于是就把对付传销的方法告诉了他，并给了他几个房号——那都是“A级大经理”的住处。苏教心动了，但苦于手下没兵，最终还是没有付诸于行动。
那时候，苏教也许是从上面得到了什么升迁的消息，跟陆飞的冲突越发明面，我和阿磊自然受到了牵连——没多久，我们就被调离了苏教的宿舍，我又开始了每天24小时处警的日子。那段时间，我只有在巡逻时才能短暂休息一会儿，找个犄角旮旯，在那辆破金杯面包车补觉，即使这样，一天也睡不到3个小时。
阿磊是司机，隔三差五还可以休息一天半天，但我不行，在连续高强度工作了一个多月后，我身体出现了严重的不适，于是向陆飞请假去医院，哪想得到的回复却是：“能不能死？要是死不了不要去，去了所里没人处警！”
5
接下来的一次处警，让我的人生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
那天，我和阿磊接到苏教的电话，他给了一个地址，让我们去抓一个“粉头”。这个“粉头”之前陆飞曾暗示过不能动——但苏教非要抓，我们也只能还是去了。我们刚把人抓回来，所里这边马上就开始了讯问，因为证据确凿，程序走得非常快。
到了傍晚，我接到了副所长的电话，他叫我继续出夜警，我答道：“我好几天没睡觉了，你还是叫别人吧！”过了一会，陆飞又打电话给我：“今晚你跟战士一起看人。”
我和小战士把那个“粉头”扒光后，拿着水龙头一顿冲，检查完他身上没藏东西之后，把他送进了拘留室。没一会儿，副所长来了，他把我俩支出去，说要单独问这个“粉头”一些问题，几分钟后他叫我们进去，继续看人。
“粉头”睡了之后，我们也躺在椅子上呼呼大睡起来。因为太累，那个“粉头”半夜的呜哇乱叫我们选择了无视——有毒瘾的人都这样，我们早就习以为常。
一大早，老伍带着另一个战士来提人，准备体检之后送往看守所。我则继续处警。
中午，我处完警回到所里，发现大家看我的眼神有些不对劲——原来那个粉头吞了一颗很长的钉子，导致胃穿孔，大出血。
我们的拘留室是彻头彻尾的“软包”，别说钉子，除了铁栅栏，连个金属的东西都没有，况且我们也对他进行过彻底的搜身。只是监控有死角，我虽有想法，但却无法证实钉子的出处。
第二天晨会，陆飞轻描淡写地对我说：“如果那人死了，你杜尚就等着进去吧。”
散会后，他把我叫到一旁，跟我挑明。我眼前只有两条路：第一，如果那人出事了，我全责，准备处分或者进去；第二，承担那人的医药费，闭上嘴，如果可以他会把事情压下来。
我选择了后者，之后按照财务的要求，准备了7000块的现金。这事的后续我不清楚，所有人都对我避而不谈。
6
一天晚上吃饭时，我突然出虚汗，如下雨一般。看到我脸色吓人，陆飞赶紧叫我去市医院看看，并嘱咐我：“好好看病，千万不要那么早回来”。
我在医院里前后折腾了一个多月。这段时间，支队领导干部例行调整，陆飞的靠山之一被调走，新上任的领导林支恰巧是我爸的朋友。我爸觉得机会来了，马上把我的事说了，希望他能帮忙处理。
林支听后很生气，对我爸说，“会对这件事彻底调查的”。结果，他本已做出处理陆飞的决定，最后关头却被总队某领导压了下来，并给我扣上了“消极怠工”、“精神有问题”等帽子。
我很失望，不想再干这份工作了，希望可以转业或复员。可是家里不想让我丢了铁饭碗，况且为了这个工作，他们已经掏空了几乎全部的积蓄——折衷的办法，就是想办法调离。
林支的处境被动，既不回我爸的短信也不接电话，我爸只好寄希望于林支之前的得力门生——时任人事处处长周主任。我爸的想法很天真：林支是他多年的朋友，人事处那边只要打点好，上下一通气，把我调到其他派出所应该不难。
一天晚上，我爸骑着电单车搭我去了广东路边防支队。我的包里塞了1万块现金，周主任一旦松口，就马上塞给她。
我刚进支队大门，一个小干事就跟我热情地打起招呼：“嗨，尹梁，你又来了？”——尹梁是我们所新分下来的同事，父亲是某厅级领导，刚分过来的时候，陆飞他们曾隔着半条街欢迎。
到了办公室，周主任见到我第一句话就是：“尹梁，你调到总队记者站的事没问题，上面已经通过了。”
我有些无语：“周主任，我不是尹梁，我是华侨所的杜尚。”
我们就调离的事聊了半天，周主任最后问我，要不要去铁山港看油库，“那里不需要走关系也不需要送礼，想去的话马上就可以调过去”。
我拒绝后，她又建议：“总队记者站招人，你可以回家买个数码相机练习练习，再买个公考教材，学习一下。”
我在家复习了一段时间，可没想到等到快报名时，周主任又打电话过来叫我“自愿放弃”：“你这种精神有问题的，总队报名那关都过不了。”
听完电话，我很气愤，决定“死猪不怕开水烫”：先给陆飞发了条短信，说我由于个人原因，不适合部队的生活，不适合派出所的工作，心情抑郁，有自杀倾向，感谢领导一直以来的关心，希望组织能给我个机会，让我退出现役。
陆飞只是回了句：“好好养病，改天我去看你。”
之后，我去市复退军人医院，跟一个老医生说我有自杀倾向，并在随后的MMPI（明尼苏达多项人格测试）测试上故意往抑郁症方向答，顺利拿到了“重度抑郁症”的诊断。
几天后，由支队、大队、所里组成的三级慰问组来我家“探望”。支队由一个小科长代表，大队是陈政委出面，所里是苏教和内勤，陆飞并没有来。
他们建议我去大城市发展，承诺会给我办转业或者复员的事，并表示不会拖欠工资（实际上拖欠了3个月）。最终，我接受他们的提议，并收下了500块慰问金。
那天，林支终于有了消息，他给我爸发信息，只有6个字：“兄弟，实在抱歉。”
后记
2015年9月，我以上尉正连职衔正式离开公安边防部队，按战士复员处理，拿了遣散费后，我孤身来省会闯荡，开过甜品店，做过证券经纪人，现在开了家小公司。
我走后没多久，阿磊被陆飞调去了油库，后来我建议他发挥所长画漫画，现在小有成绩；老伍不愿做陆飞叫他做的一些脏活，后来又因为一起案件和他起了冲突，被调到百色某大山带兵；林支和陆飞也渐渐水火相容了起来。再后来，陆飞升官到某大队当了一把手后，苏教接了班。
如今，随着公安边防部队退出现役，得知陆飞一伙人已经被法办，我的故事总算可以翻篇而过了。
（文中人名、地名皆为化名）
作者 | 杜尚
编辑 | 任羽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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