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猪耶
据说，唐伯虎画过一幅画，《川上图》。
画很简单，有一座桥，桥下流水，水流湍急。有一个人牵着一头驴过河，驴看到湍急的流水，不敢过桥，这个人就拼命把驴往桥上拉，这头驴就拼命往后退。
唐伯虎画完后，就送到画店去卖，定价100两银子。画在店里挂了好多天，都无人问津。
有一天，有一个客人来了，看上了这幅画，但钱没带够，于是就和店主商量，先付定金10两，第二天再把剩下的钱补上，把画带走。店主很高兴，就同意了。
等到客人离开，画店打烊，店主出于好奇，就把这副画取下来，想仔细看看，凭什么这幅画卖得这么贵。这一看不要紧，店主是大吃一惊，坏了，这画画错了！
这幅画上，人拉驴往桥上走，牵驴的绳子却没画！
老板暗自庆幸，幸亏发现得早，否则明天那个客人发现了这画上的“败笔”，他肯定就不要了。于是，老板拿起笔，补画了一条绳子。等到第二天，那个客人来了，看到了画上多出来的绳子，坚决不再买这副画。
老板说，这画画坏了，我替他补画上一根绳子。
客人说，这画没有坏，是你把这副画画坏了。
上世纪60年代中期，接受主义美学兴起，提出艺术作品的功能和价值，要在欣赏者的欣赏中实现，而实现的过程也是作品获得生命力和最后完成的过程。
也就是说，任何艺术作品都带有空白和不确定性，等待着欣赏者去填补。
唐伯虎的《川上图》，牵驴的绳子不在画上，而在欣赏者的心中，是麻绳、皮绳，长绳、短绳，留待观赏者的想象来完成这最后的一笔。
画如此，书也不例外。
书是什么？书是一笔一划的符号印在纸上，再装订成册。它需要读者自行注入理解和想象，添补色彩和情感，使书中那些沉默的符号相应地活跃起来。
一本书是呆板乏味，是生气盎然，情感是热情如火，是冰冷如石，要靠读者自己的理解、体验和想象。
比如《道德经》，写于2500年前，总共不过5000来字，要囊括古往今来，众生百态，天地万物，必然是存在着巨大的空隙和不确定性。
作为读者，不仅仅要看原文，看注释，更需要调动自身的生活经验，所学知识，人生阅历，直觉体悟，去填补完善《道德经》的空隙和不确定性。但也并不能因为《道德经》存在的空隙和不确定性，就可以随意解释，天马行空，漫无边际。
就好像，你在吃一只橘子，你可以评价，有多甜，多酸，这橘子新鲜吗，橘子味浓郁吗，但你不可能说，你是在吃一个苹果。
《道德经》有其基本的范式，作为读者要遵从《道德经》所传递的基本的价值观、模式、结构。除此之外，只要言之有物，言之有理，都可以成一家之说，至于对不对，交给时间去评价。对于《道德经》的阐释，只有进行时，而没有完成时。
然而在求真之路上，把握这“最终之真”是如此的渺茫，那研究《道德经》的意义以及乐趣何在呢？
周日，送孩子去上英语课，她向我挥挥手，说：“爸爸，再见！”然后转身走向课堂。看着她一跑一颠的背影，忍不住想说，宝贝，多希望时间能再慢一些，让爸爸能慢慢陪你长大，哪怕这条长大的路永远没有尽头，我也愿意一直陪你走下去。
真正爱一个人并不在乎最终的结果是什么，能得到什么，相伴的过程就是最大的快乐和收获。
对待所爱之人如此，对待所爱之事亦是如此。
《庄子·养生主》
庖丁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响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
文惠君曰：“嘻！善哉！技盖至此乎？”庖丁释刀对曰：“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虽然，每至于族，吾见其难为，怵然为戒，视为止，行为迟。动刀甚微，謋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善刀而藏之。”
庖丁解牛完成，“提刀而立，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这踌躇满志，意满自得的样子，正是庖丁对于解牛过程中所追求的爽然境界，不只是为解牛而满足，更为这过程而满足。
观赏者的兴趣也不全在于解牛的最终结果，更在于“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这充满美感的过程。
很多艺术家津津乐道于艺术创作过程的描述，并非出于自我表演的目的，而在于过程中求得心灵的快慰。作品是给人看的，而过程是自己完成的。
齐白石九十一岁的时候，一次，老舍先生到他那里做客。老舍从案头拿起一本书，随手翻到清代诗人查初白的一首诗《次实君溪边步月韵》，取诗中一句“蛙声十里出山泉”，请白石老人作画一幅。
这副“命题作画”有两个表现的难点，一是如何将听觉才能感知的“蛙声”通过视觉画面呈现；二是，一幅画的长度有限，如何表现“十里”之外。
对于作画者，这是相当有挑战的。白石老人思索数日，终于画得一幅《蛙声十里出山泉》。
蝌蚪四五，随水摇曳，无蛙而蛙声可想。蛙妈妈在哪里呢，遥想远在十里之外的水塘边吧。
惜墨如金，以有尽之画引人产生无尽之联想。
观赏者拍案叫绝，作画人想必也是陶醉在创作画的过程之中吧。
终其一生，制心一处，乐在其中地做事、爱人，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只问深情，无问西东，实乃人生之大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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