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三国>>

 

　

　作者：易中天 出版：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5年4月，易中天在央视《百家讲坛》开讲“汉代人物风云”，他妙语连珠、充满活力的说史风格，塑造出了刘邦、韩信、晁错、袁盎等鲜活的人物形象，掀起民间“汉风”热潮。《汉代风云人物》也由此成为《百家讲坛》中的一档超人气节目。

    2006年年初，《汉代风云人物》的讲稿结集《易中天品读汉代风云人物》正式面市，起印数量就达到了惊人的15万册。

    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易中天先生再接再厉，于2006年2月12日在“百家讲坛”继续开讲《品三国》。

    所以，《三国演义》之“刘玄德三顾草庐”就是地地道道的演义了。其实，即便所谓“凡三往，乃见”是去了三次才见到，罗贯中编的故事也是演义。不过这个演义实在精彩，也很有意思。刘备第一次去，罗贯中为他安排的节目，是先听歌，再看山，再碰钉子，再观景，再见崔州平。山是“清景异常”，景是“观之不已”，人是“容貌轩昂”，而且不同寻常：童子不懂事，农民会唱歌，朋友满腹经纶。这一番看得刘备是目瞪口呆大开眼界赞叹不已，只觉得这隆中这地方真是神秘莫测，那卧龙岗上藏着的必是高人。

    第二次去，就没有必要再看景了，只看人。先见其友，次见其弟，再见其岳父。如果说上一次只是让刘备开了眼界，那么，这一次就让刘备更加按纳不住。你想，诸葛亮的朋友、弟弟、岳父都如此地超凡脱俗，诸葛亮本人还了得吗？
    所以第三次刘备就要择吉斋戒，沐浴更衣了。而且，离草庐半里，就要下马步行；到草堂之外，就要拱立阶下；诸葛亮高卧不起，他就要一等再等了。那心情，已不像一个礼贤下士的招聘者，倒像是上门求婚的痴情人。

    实际上刘备初入隆中，刚刚听了歌，看了山，便已肃然起敬。因此当他“亲叩柴门”与童子对话时，便有了些《西厢记》里面张生见红娘的味道。张生见红娘时是怎么说的？“小生姓张，名珙，字君瑞，本贯西洛人也，年二十三岁，正月十七日子时建生，并不曾娶妻。”结果被红娘抢白：“却是谁问他来？”刘备怎么说？“汉左将军宜城亭侯领豫州牧皇叔刘备特来拜见先生。”结果也碰钉子：“我记不得许多名字。”两个场景，岂非神似？

    当然相似的。如果说戏剧中的崔莺莺是“待字闺中”，那么，小说中的诸葛亮就是“待价隆中”。他们都是心气极高的人，决不肯随随便便就“以身相许”。所以，他们都必须摆足了架子，做足了文章，吊足了胃口，以保证对方的诚意经得住考验。

    另一方的情况则略有不同。张君瑞对崔莺莺，自然是一见钟情；刘玄德对诸葛亮呢，按照罗贯中的说法，也是相见恨晚。刘备怎么就那么想见诸葛亮呢？因为“水镜先生”已经让他意识到，自己迟迟不能成功的原因，是缺少一个可以运筹帷幄总揽全局的智囊型人物，一个当代的姜尚和张良。好不容易有了一个徐庶，又走了。其实，徐庶离开刘备，是在诸葛亮已经出山之后。《三国志》的记载很清楚，诸葛亮出山以后，曹操南征，刘琮投降，刘备“率其众南行，亮与徐庶并从，为曹公所迫破，获庶母”，《三国演义》改成了“元直走马荐诸葛”。这一改，就改出问题来了。请问，徐庶既然知道诸葛亮是经天纬地的政治天才，为什么早不推荐，非得要等自己走了才说？这岂非等于说徐庶害怕诸葛亮抢了自己的地位和风头吗？罗贯中显然也想到了这一点，便安排徐庶在推荐了诸葛亮之后，又特地去做说服动员工作，结果被诸葛亮臭骂一通。也就是说，徐庶之所以早不推荐，是因为他知道诸葛亮不肯出山。但这样一来诸葛亮的道德品质就成问题了。一个“每自比管仲、乐毅”的人，偏说徐庶的推荐是把自己当替罪羊、牺牲品，还要勃然变色，这也未免太矫情了吧！罗贯中想帮诸葛亮抬价，结果却是给他的脸上抹黑。这和“状诸葛多智而近妖”一样，都是弄巧成拙适得其反。

    前面讲的那个故事也如此。尽管罗贯中说得天衣无缝，实际上处处露出马脚，让人一眼就看出刘备在隆中的那些奇遇和巧遇，其实都是诸葛亮的刻意安排。什么会唱歌的农民，不懂事的童子，满腹经纶的朋友，道貌岸然的丈人，都是诸葛亮的“托儿”。其目的，就是要把买方市场变成卖方市场，让刘备出大价钱把自己买断。

《品三国》诸葛亮读书很马虎

    诸葛亮读书却很马虎。《三国志·诸葛亮传》裴松之注引《魏略》说，他的朋友如石韬等人都“务于精熟”，唯独他自己“观其大略”而已。这其实是会读书。实际上，一个人如果不做学问，像陶渊明那样“好读书，不求甚解”就是对的。所谓“不求甚解”，其实就是不钻牛角尖；而所谓“观其大略”，其实就是善于抓住要点。从这一点可以看出，诸葛亮是一个大气的人。一个大气的读书人，总是会一下子就掌握了书中的思想精髓和智慧所在，不会去寻章摘句咬文嚼字，就像一个大气的将领和统帅不会计较一城一池的得失一样。

    除了耕作和读书，诸葛亮还有两个爱好。一是喜欢“抱膝长啸”（此为《魏略》所云），二是“好为《梁父吟》”（此为本传所云）。啸，大约是一种气功导引之术；《梁父吟》，则是一种悲凉的葬歌，或者由葬歌发展而来的乐府诗。这两条记录加在一起，我们就知道青年时代的诸葛亮，心中充满了一种慷慨悲凉之气。这长啸，这诗歌，应该寄托了他对世事人生的深度关切和悲悯情怀。
    这其实就是典型的“士人”了。一个“士”，尤其是一个“国士”，是必须以天下为己任的。当然，光有这志向不行，还得有能力和条件。诸葛亮就既有志向，又有能力和条件。“每自比管仲、乐毅”，就是有志向的证明；他后来治国家，平天下，定乾坤，就是有能力的证明。至于条件，也是有的，而且应该说很好。

    首先，诸葛亮有一个好背景。我们知道，诸葛家族并非寻常百姓，其先祖诸葛丰是当过司隶校尉的。司隶校尉位高权重，在西汉位列三公之下、九卿之上，在东汉则与尚书令、御史中丞号为“三独坐”。诸葛亮的父亲诸葛珪当过郡丞，叔叔诸葛玄当过太守，所以诸葛亮也是“干部子弟”。官场的事情，他应该是知道一些的。官场的关系，也应该是有一些的。

 

《品三国》诸葛亮的关系网

    事实上诸葛亮有一个关系网。他的岳母和刘表的后妻是亲姐妹，都是蔡讽的女儿，蔡瑁的姐姐。这样算下来，刘表是诸葛亮妻子的姨父，蔡瑁是诸葛亮妻子的舅舅，诸葛亮本人则是蔡家的外孙女婿。刘表是荆州长官，蔡家是襄阳望族，曹瑁是刘表亲信，诸葛亮有这样的政治资源，难道不是条件甚好吗？

  　说来诸葛亮的这门亲事也是一段佳话。诸葛亮的岳父叫黄承彦，也是当时的名士。这个人是很看好诸葛亮的，便打算把女儿许配给他。黄承彦对诸葛亮说，我有一个女儿，人长得很丑，但很有才华，你愿意娶她吗？诸葛亮同意，黄承彦立即就用车子把丑女送了过去。这事史家也有不同看法。有人认为黄承彦的说法是谦词，其实不丑。也有人认为黄承彦这样说是考验诸葛亮，看他是重色还是重才。但我认为黄女应该是丑的。第一，有黄承彦自己的说法为证：“身有丑女，黄头黑色”。如果是谦词，不会说得这么具体，何况“才堪相配”一词也并不谦虚。第二，有别人的反应为证。据记载此事的《襄阳记》说：“时人以为笑乐，乡里为之谚曰：莫作孔明择妇，正得阿承丑女”。可见黄女之丑，是众所周知的。

    那么，诸葛亮为什么要答应这门亲事呢？也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诸葛亮娶妻重德重才不重貌，高风亮节；另一种则相反，认为诸葛亮看重的，正是黄承彦的社会声望和社会关系。何况妻子丑一点，并无碍，因为还可以纳妾。娶妻娶德，纳妾纳色，是当时的常规观念。至于到底是什么原因，我可不敢唐突古人，还是请读者明察吧！但有这么一层关系，诸葛亮如果要在刘表那里谋个一官半职，应该说是很容易的。

    何况诸葛亮还有一个小圈子。这个小圈子里的人，也都是一时之选。他们也都欣赏诸葛亮，常常帮诸葛亮做宣传。事实上刘备认识诸葛亮，就是徐庶推荐的。另外如荆州名士司马徽、庞德公等人，对诸葛亮的评价也很高。“卧龙”的称号就是司马徽送给诸葛亮的，庞德公还让自己的儿子娶诸葛亮的二姐为妻。可见诸葛亮当时虽然隐居草庐高卧隆中，却是“谈笑有鸿儒，来往无白丁”。和他有关系或者有交往的，不是高官，就是名士。他的政治资源和政治条件，比当时不少人要好。比如贾诩，就既没有家族背景，又没有关系网络，还没有人到处为他做宣传（少时人莫知），只能只身一人闯天下、碰运气，在土匪和军阀的窝子里鬼混。最后能在曹操那里混了个高官厚禄寿终正寝，实在是不容易。

    诸葛亮的条件显然要好得多。他有好背景，有关系网，有小圈子，如果要从政，应该说是很便当的。但在建安十二年以前，他几乎没有任何动静，一副“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决心隐居南阳终老隆中的样子，这是为什么？

    因为诸葛亮的志向非同一般。《魏略》说，诸葛亮曾经对他的三个朋友──石韬（广元）、徐庶（元直）、孟建（公威）说，你们从政，官可以做到刺史、郡守。朋友反问，足下呢？只有微笑，没有回答（亮但笑而不言）。其实答案早就有了──“每自比管仲、乐毅”。管仲是什么人？名相。乐毅是什么人？名将。这就再清楚不过，诸葛亮的理想，既不是称王称帝坐北朝南，也不是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而是辅佐贤明，廓清四海，平治天下，定鼎中原。

    显然，这就必须像郭嘉说的那样，为自己选一个好老板，而他可选的人又很多。比如刘表，就近在眼前，而且沾亲带故。曹操和孙权，也都在招兵买马招贤纳士。但诸葛亮对他们似乎都没有兴趣，这又是为什么呢？

    原因也很简单：刘表太差，曹操太强，孙权的空间又太小。刘表的差，我们以后还要再说，这里说一点就够了。当时中原士人到荆州来避难的很多，刘表却一个都不能用，诸葛亮出山又能如何？曹操那边，人才济济，曹操自己也是强人，诸葛亮当真去了，也未必能如何。据《三国志·诸葛亮传》裴松之注引《魏略》，孟建投奔曹操时，诸葛亮就说：“中国饶士大夫，遨游何必故乡邪！”这话虽然被裴松之认为“未达其心”（裴松之认为诸葛亮不投奔曹操是政治立场原因），但我认为这至少是诸葛亮的想法之一。仍据《魏略》，后来石韬在魏任郡守、典农校尉，徐庶在魏任右中郎将、御史中丞，诸葛亮就叹息说：“魏殊多士邪！何彼二人不见用乎？”可见，见用不见用，总还是要考虑的。

 

《品三国》诸葛亮拒绝孙权邀请

    何况对于诸葛亮来说，仅仅“见用”恐怕还不行，还必须“重用”甚至“专用”。据《三国志·诸葛亮传》裴松之注引《袁子》，赤壁之战前，诸葛亮出使东吴，说服孙权与刘备联盟。孙权的首席谋士张昭看出诸葛亮非同寻常，极力向孙权推荐，孙权也想留他，但遭到诸葛亮拒绝。人问其故，诸葛亮说：“孙将军可谓人主，然观其度，能贤亮而不能尽亮，吾是以不留。”也就是说，孙权确实是好老板（可谓人主），但孙权至多能够做到尊重和器重（贤亮），却不能让他尽显其才（尽亮）。

    这事也被裴松之认为不实，理由有两点。第一，诸葛亮与刘备的君臣际遇，可谓“希世一时”。这样“其利断金”的关系，谁能离间得了？第二，诸葛亮终其一生，可谓忠贞不渝，怎么会见异思迁？裴松之说，关羽被俘后，在曹操那里也是能够“尽其用”的，尚且“义不背本”，难道诸葛亮的为人就不如关羽吗？

    裴松之的说法自然有道理。我们甚至还可以加上一条：刘备是诸葛亮再三考虑精心挑选的老板。既然如此，他就决不会轻易跳槽。因此，即便孙权能够“尽其量”，诸葛亮也不会背叛刘备投靠孙权。但是，诸葛亮在选择刘备之前，难道就不能选择孙权吗？当然可以。那么，他为什么不就近投奔东吴呢？恐怕就因为他早已看出孙权“能贤亮而不能尽亮”。道理也很简单：江东，是一个历经孙坚、孙策、孙权三代人苦心经营发展起来的一个利益集团。孙权那边人才太多，而且关系密切。张昭，是孙策创业时的老臣，孙策曾带着他“升堂拜母，如比肩之旧”，也就是视为兄长，临终时又把孙权托付给他（以弟权托昭），而且说了“若仲谋不任事者，君便自取之”的话。周瑜，也是孙策创业时的老臣，而且有连襟之情兄弟之谊。孙权的母亲也明确告诉孙权，要他把周瑜当哥哥（我视之如子也，汝其兄事之）。不难想象，任凭诸葛亮能力再强本事再大水平再高，到了东吴，权位也只能在张、周二人之下，甚至不如鲁肃。这显然是诸葛亮所不愿意的。

    所以，诸葛亮所谓“观其度，能贤亮而不能尽亮”的“度”，恐怕不是“度量”，而应理解为“空间”。《三国志·鲁肃传》说，当年周瑜劝鲁肃投奔孙权时，就曾经引用了东汉名将马援回答光武帝刘秀的一句话：“当今之世，非但君择臣，臣亦择君。”这个观点，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双向选择”，和郭嘉所谓“智者审于量主”也是一个意思。郭嘉、周瑜他们要“择君”，诸葛亮当然也要“择君”。但诸葛亮的选择，要求似乎更高一些，那就是这个老板必须能保证自己最大限度地实现政治抱负和人生理想。

    那么，诸葛亮的政治抱负和人生理想是什么呢？从他“每自比管仲、乐毅”的说法和后来的《隆中对》可以看出，就是廓清四海，一统九州，从而建不世之伟业，立盖世之奇功。这个伟业和奇功，可以是齐桓公那样的“霸业”，也可以是光武帝那样的“帝业”，但必须是经天纬地的事业。能成就“帝业”固然好，能成就“霸业”也可以。退而再求其次，也得三足鼎立，割据一方。用陈寿的话说，就是“进欲龙骧虎视，包括四海；退欲跨凌边疆，震荡宇内”。这话所说，虽然是诸葛亮在刘备去世之后的心愿，但没有前因，就没有后果。总之，他要成为一个实际上的新政权、新国家、新王朝的开国元勋。他选择的老板，则必须是能够使他实现这一抱负和理想的人。

    这样一说，诸葛亮的选择标准也就很清楚了。第一，这个人必须有建立一个新政权、新国家、新王朝的可能性。他应该有这个志向，也有这个条件。第二，他的这个志向和条件还不明显，还处于潜在状态。志向既鲜为人知，甚至自己也还不明确；条件也不成熟，甚至还有欠缺。正因为不明确，有欠缺，才需要有一个诸葛亮。也因为不明确，有欠缺，诸葛亮去了以后，才保证能够成为可以大显身手的定鼎之臣。

 

《品三国》诸葛亮选择刘备的条件

    符合这些条件的，显然只有刘备。

    首先，刘备有帝王之分。他是汉景帝之子中山靖王刘胜的后代。按照《三国演义》的说法，细细地排起来，当今皇上还要叫他一声“叔”。虽然这个谱系十分可疑──《三国志》说他是陆城亭侯刘贞之后，《典略》则说他是“临邑侯枝属”；虽然刘胜的儿子刘贞也不过是个亭侯，后来还丢了爵位；虽然刘备本人已经沦落到“与母贩履织席为业”，毫无凤子龙孙的待遇；但他这个“皇族”身份，大家似乎还认。这在政治上就占了便宜。因为尽管后来大家都清楚，汉室已经不再扶得起来，刘备的那个“汉”和刘邦、刘秀的那个“汉”也满不是一回事，但由刘备取代（或“继承”）刘协，总比由曹操、孙权这些和皇家八竿子打不着的人来取代，要顺理成章一些。另外，刘备七尺五寸（合一米七二点五）的身高，两耳垂肩、手长过膝（《三国志》的说法是“垂手下膝，顾自见其耳”）的形象，也比曹操好。这在当时，都算优势。

    其次，刘备有帝王之志。《三国志》说，刘备小时候就说过他将来肯定要乘坐天子之车（吾必当乘此羽葆盖车）的话。这当然靠不住。古时史家为开国皇帝作传，总难免会写一些诸如此类的“童话”，也示其人乃“真命天子”，从小就“胸怀大志”。但刘备两个儿子的名字，却能说明问题。这两个儿子，一个叫刘封，一个叫刘禅，合起来是“封禅”。封禅，是有德君王祭祀天地的大典（登泰山筑坛祭天曰“封”，在山下辟基祭地曰“禅”）。刘备如果不想当皇帝，儿子叫“封禅”干什么？

    第三，刘备有帝王之术。刘备和刘邦的血统关系虽然可疑，性格和作风倒不乏相似之处。比如《三国志》本传所云“不甚乐读书，喜狗马、音乐、美衣服”，就很像。善于笼络人才收买人心，也像。喜欢呼朋引类行侠仗义，也像。陈寿说“先主之弘毅宽厚，知人待士，盖有高祖之风，英雄之器焉”，应该说有几分道理。不过两人做派并不完全相同。比如刘邦喜欢骂人，刘备就不骂。不但不骂，而且“少语言，善下人，喜怒不形于色”，至少在表面上比刘邦厚道。因为厚道，也因为侠义，所以很得人心。《三国志》本传和裴松之注引《魏书》都说，刘备当平原相时，郡民刘平看不起他，“耻为之下”，派刺客去杀他，刺客竟不忍下手，“语之而去”，陈寿评论说“其得人心如此”。裴松之所引《魏书》则说，不忍下手的直接原因，是刘备不知来人是谁而“待客甚厚”，感动了刺客。而根本原因，则是刘备“外御寇难，内丰财施，士之下者，必与同席而坐，同簋而食，无所简择”，因此“众多归焉”。人心，是一笔巨大的无形资产。

    第四，刘备有帝王之福。在三国时代三巨头当中，他和孙权应该说都算是有福气的人。孙权的福气最好，有一片现成的基业和一批现成的人才。刘备的福气，则表现为关键时刻总有高人相助，危难之机总能化险为夷。刘备刚出山时，就得到了关羽和张飞。谁都知道，人才，忠诚的好找，能干的也好找，又忠诚又能干的不好找，关羽和张飞偏偏就是既忠诚又能干。这是刘备的第一大福气，以后的运气也不错。比方说，正愁没有根据地，陶谦就死了，刘备不费吹灰之力就得了徐州。正愁不知如何摆脱曹操的控制，碰巧曹操就派他去拦截袁术（会见使），躲过了“衣带诏”一案的大清洗。到徐州后，又正好袁术就死了（会术病死）。刘备再次得到徐州，还差一点就成了气候（郡县多叛曹公为先主，众数万人）。

    不过，从灵帝末年聚众起兵，到建安六年投奔刘表，刘备虽有好运气，却没有好命运。他的道路十分坎坷。刚刚得到了徐州，就被吕布夺走了。刚刚投靠了袁绍，又被曹操打败了。刚刚依附了刘表，又被刘表猜疑了（表疑其心，阴御之）。《三国志·先主传》裴松之注引《九州春秋》说，一次，刘备上厕所，看见自己大腿内侧生了赘肉，竟潸然泪下。刘表奇怪，问他为什么。刘备说：“日月若驰，老将至矣，而功业不建，是以悲尔！”我相信这是真话。因为在那个时代，四十多岁还一事无成，确实是时日不多希望渺茫。更何况，实在的讲，直到这时，包括我们也包括刘备自己，恐怕都还看不出他有什么希望。就算他再坚忍不拔，恐怕也快熬不下去了。

    然而苍天不负有心人，刘备终于等到了时来运转的那一天。建安十二年，诸葛亮的出现了，他的出现意义重大。前一集我们讲到，刘备有英雄之志，有英雄之气，有英雄之魂，有英雄之义，之所以没有成为英雄，是因为没有用武之地。刚才我们又讲到，刘备有帝王之分，有帝王之志，有帝王之术，有帝王之福，但却只能寄人篱下，是因为没有找到成功之路。也就是说，刘备缺两个东西。一是一块稳固的根据地（用武之地），二是一条明确的政治路线（成功之路）。诸葛亮，恰恰就能为他解决这两个问题。

    显然，建安十二年的刘备和诸葛亮，双方都需要对方，也都在寻找对方。打个比方，刘备集团好比一家很有前途的民营企业，可惜缺一个能干的CEO，搞不清自己的主打产品和营销路线，因此生意做得平平淡淡，一直没有起色。诸葛亮则好比一位超一流的职业经理人，可以让企业扭亏为盈起死回生，但自己没有公司，也不想当老板。难怪他们一拍即合。

    留下的便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他们两个究竟谁先找谁。《三国志》和《三国演义》的说法，是刘备三顾茅庐；《魏略》和《九州春秋》的说法，则是诸葛亮主动出山。那么，事情的真相是什么？这两个不同版本故事背后的文章和意义又是什么呢？

    请看下集：三顾茅庐。

《品三国》诸葛亮和刘备，谁先找的谁

    上一集我们讲到，歧路彷徨的刘备与诸葛亮相遇，从此峰回路转，事业蒸蒸日上。但问题是，他们两个究竟谁先找谁。是刘备礼贤下士，还是诸葛亮投怀送抱？关于这个问题，历史上有不同说法。《魏略》和《九州春秋》说，刘备来到荆州后，屯兵于樊城。建安十二年，曹操平定了北方，诸葛亮料定其下一个攻击目标必是荆州，而刘表“性缓，不晓军事”，于是“北行见备”。刘备并不认识诸葛亮（备与亮非旧），没把这个年轻人放在眼里，只当作一般士人接待（以其年少，以诸生意待之）。座谈完了，众人散去，只有诸葛亮留了下来    。刘备也不问他想说什么，顺手拿起一根牦牛尾巴编起工艺品来。诸葛亮便说，将军的雄心壮志难道就是编牦牛尾巴吗？刘备知道诸葛亮不是寻常人等了，就说这是什么话！我不过“聊以忘忧”罢了。诸葛亮说，将军度量一下，刘镇南（指刘表）和曹公相比怎么样？刘备说，比不上。诸葛亮又问，将军自己呢？刘备说，也比不上。诸葛亮说，都比不上，难道就等着人家来宰割吗？刘备说，我也发愁，那你说怎么办？诸葛亮就给他出了个主意，让刘备建议刘表鼓励游民自力更生，并登记在册，这样就可以增加荆州的实力了。

    这种说法明显地和诸葛亮《出师表》相异，因此裴松之认为不实（非亮先诣备，明矣）。但他同时也表示不可理解。裴松之说：“虽闻见异词，各生彼此，然乖背至是，亦良为可怪。”其实这事并不可怪，道理马上就要讲到。事实上，《魏略》和《九州春秋》的说法虽然是非主流观点，也并非没有人支持。刘啸先生的《“三顾茅庐”质疑》就赞成此说。刘啸先生认为，许多人只看到了刘备求贤若渴的一面，没看到诸葛亮其实更需要刘备。第一，诸葛亮是一定会要出山的，而刘备则是他最愿意选择的老板。如果一定要等刘备三顾茅庐才肯出山，岂非等于说：“你刘备不来请我三次，我这辈子就在南阳耕地算了。”这是不通的。第二，刘备虽然急需人才，但在遇到诸葛亮以前，他需要的是一群人，即一群“贤臣”，并不一定非得是谁不可；而诸葛亮需要的却是一个人，即一个“明君”，那就是刘备。诸葛亮的选择余地更小，甚至别无选择。第三，以诸葛亮之敏锐，他发现刘备应该比刘备发现他早。既然机会对于他只有一次，他又岂肯在隆中坐等“三顾”？何况当时形势急如燃眉，哪里还有在隆中摆架子的时间？因此刘啸先生说，三顾茅庐的逻辑结论“实在叫人难以接受”。

    刘啸先生的说法并非没有道理，但《出师表》的说法也无法否定。《出师表》（即通常所谓《前出师表》）为诸葛亮所作，是没有问题的。在这里，诸葛亮说得很明白：“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这就再清楚也不过。第一，刘备确实亲自到隆中找过诸葛亮，而且去了多次。第二，刘备到隆中找过诸葛亮，谈论的是“当世之事”。第三，诸葛亮决定出山辅佐刘备，直接原因是刘备三顾茅庐。“由是”和“遂许”，意思明明白白。古人的自述当然不可全信，但要说诸葛亮凭空捏造一个“三顾茅庐”的故事，无论从诸葛亮的为人看，还是从当时的实际情况看，恐怕都不可能。从他出山到上表，不过二十一年，许多当事人都还健在，诸葛亮就会当面撒谎？

    所以，陈寿在为诸葛亮做传的时候，不取“登门自荐”说，而取“三顾茅庐”说。另外，陈寿在他的《上〈诸葛亮集〉表》中，也做了很清楚的描述。陈寿说：“左将军刘备以亮有殊量，乃三顾亮于草庐之中。亮深谓备雄姿杰出，遂解带写诚，厚相接纳。”这就把前因后果说得再清楚不过了。 

  《品三国》诸葛亮难道就算准了“三顾茅庐”

    但问题是，这种说法实在风险太大，让人觉得这个事情简直就是“传奇”，只怕真是“千年等一回”。我们要问，诸葛亮难道就算准了刘备会“三顾茅庐”么？万一没有，或者只顾了一顾呢？诸葛亮就从此终老隆中了么？再说了，一个“每自比管仲、乐毅”的人，留在隆中干什么呢？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么？

    看来，《魏略》和《九州春秋》的说法，也是轻易否定不了的。而如果既要接受《魏略》和《九州春秋》，同时又不否定《出师表》和《三国志》，就只有一种可能，即两种说法都是事实，而且“登门自荐”在前，“三顾茅庐”在后。也就是说，诸葛亮先去找刘备，刘备也接受了他的建议，但仍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于是诸葛亮就又回去了。等到刘备意识到诸葛亮的价值时，只好亲自出马，三顾茅庐，重新把诸葛亮请了出来。正因为有前面的那个曲折，这才需要亲自出马，也才需要“三顾”而不是“一顾”。这可是历史上不曾有过的说法，但这个猜想是不是太大胆了一点呢？

    其实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从建安六年（公元201年）到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刘备在荆州呆了六七年，他和诸葛亮为什么从来就没见过面？要说他们不认识，倒是事实。要说他们不知名，就不对了。至少，刘备“天下枭雄”的名声，诸葛亮应该是知道的。如果刘啸先生的观点成立，那他为什么不早一点去找刘备，非得等到火烧眉毛才出山呢？反过来也一样。就算诸葛亮沉得住气，刘备也不该六年之后才发现诸葛亮这个一等一的人才呀？也有人说，刘备倒是早就知道诸葛亮了，先前也曾去了两次，都没见着，到建安十二年第三次去才见面。但这也不通。一年之间去了三次还说得过去。六年之间才去三次，可能吗？以刘备的进取心和紧迫感，会这样悠哉游哉地一拖几年，一而再再而三地徒劳往返吗？至于说诸葛亮住得隐秘，不好找，就更加不通。刘备是何等人？他手下那么多爪牙，如果铁了心要找一个人，哪有找不到的？再说诸葛亮又不是隐姓埋名躲避仇家的什么神秘人物，他和荆州官场，和荆州的士人集团、上流社会是有来往的，怎么会找不到？

    对此，尹韵公先生的解释是：三顾茅庐之前，刘备虽然听说过诸葛亮，但人们的评价不一致。虽然司马徽、庞德公等人称他为“卧龙”，诸葛亮也“每自比管仲、乐毅”，但只有他那个小圈子里的人“谓为信然”，大多数人则不以为然（时人莫之许也），刘备有些吃不准。徐庶推荐诸葛亮时，刘备就说“君与俱来”，可见并未视若神明。这也不奇怪。刘表作为诸葛亮的“姨父”，都不把他当回事，何况刘备？

    诸葛亮心理上也有阻碍，那就是刘关张的关系太密切。据《三国志·关羽传》，他们三人“寝则同床，恩若兄弟”，关系铁得不能再铁，根本容不得他人插足。也就是说，刘备那个集团，那个小圈子，排他性太强，任何后来者都难以居其上；而诸葛亮的理想，却是要做“首席执行官”的。他是千里马，不能先去拉磨盘。没有十足的把握，他宁肯不出山。所以，刘备和诸葛亮都需要有一个观察、了解和试探的过程。

    这是有道理的。但我认为还应该注意一个问题，就是年龄。要知道，刘备比诸葛亮整整大了二十岁，而诸葛亮出山时才二十六岁。让一个四十六岁的人，对一个二十六岁的人表示心悦诚服，已属不易，你又怎么能要求他在四十一二岁或者四十三四岁的时候，去拜访一个二十一二岁或者二十三四岁的人？可见这六年功夫是非等不可的。如果不是六年下来，刘备已熬得快要心灰意冷，曹操又正好准备南下，他们再等几年，说不定也有可能。

 

《品三国》司马徽和徐庶的推荐

    总之，等到诸葛亮已经二十六岁，刘备也已经四十六岁，双方都深感时不我待时，由于某种机缘，他们终于见面。司马徽和徐庶的推荐也无疑至关重要。刘备曾向司马徽请教时事，司马徽说，要成就大业，不能用书呆子。书呆子懂得什么时事？“识时务者在乎俊杰”，我们这里的俊杰就是卧龙和凤雏。刘备问他们是谁，司马徽说就是诸葛亮和庞统。

    徐庶的推荐则无疑更直接。徐庶对刘备说，诸葛孔明可是一条卧龙，将军难道不想见他一见？徐庶是刘备器重信任的人（先主器之），他的话自然靠得住。刘备便说，那就请他和足下一起来吧！徐庶说，这个人是不可以随便召唤的，将军还是屈尊去拜访他吧！

    这里有一点需要说明，就是我认为司马徽和徐庶的推荐，不能简单地看作他们的个人行为。我们知道，荆州是一个人才济济的地方。除了本土的人才，还有中原地区避难而来的士人。这些人关心国家大事，也关注荆州的安危。当他们发现刘表不足依靠时，势必寄希望于号称“天下枭雄”的刘备。于是，一部分愿意效力的（比如徐庶），就开始团结在刘备周围，形成《三国志·先主传》所谓“荆州豪杰归先主者日益多”的局面；而那些无意出山的（比如司马徽），则会帮助刘备发现人才。所以，这应该看作荆州士人集团的集体推荐。

    也是刘备福至心灵了。不管他出于什么原因，求贤若渴也好，信任徐庶也好，急病乱投医也好，总之，刘备做出了一个正确的决定。他决定放下皇族和长辈的架子，亲自去拜访那个比自己小了二十岁，又没有什么职务头衔的年轻人。拜访之前，诸葛亮是否找过刘备，我们已无法确知。在我的“假说”成立之前，我们只能说，三顾茅庐可以肯定，登门自荐暂且存疑。现在的问题是，刘备三顾茅庐，是见到三次，还是只见到一次？

    有学者（比如尹韵公先生）认为是见了三次，谈了三次。这是有可能的。诸葛亮的《出师表》和陈寿的《上〈诸葛亮集〉表》，一则说“三顾臣于草庐之中”，一则说“乃三顾亮于草庐之中”，都是这个意思。至于《诸葛亮传》说“凡三往，乃见”，也不是去了三次才见到。这个“乃”，和“乃三顾亮于草庐之中” 的“乃”一样，是“于是”、“就”的意思。因此，“凡三往，乃见”应该翻译为：一共去了三次，就见面了。

    如果这样说还不明确，那么唐人的理解或许可以参考。杜甫说“三顾频烦天下计”，周汝昌先生解释“频烦”就是“屡屡、几次”，还特别说“不是频频烦请”。当然不是。因为三顾的“顾”，并非“聘请”，而应理解为“咨询”、“顾问”。甚至“三顾”也不一定就是实指，即只去了三次，也可以理解为多次，即“再三”、“频繁”的意思。也就是说，刘备多次光顾隆中，向诸葛亮请教“当世之事”，两人越谈拢，越谈越投机，于是诸葛亮决定出山辅佐刘备。是啊，这两个人的合作是何等重要，哪里能只谈一次就拍板的呢？

     所以，《三国演义》之“刘玄德三顾草庐”就是地地道道的演义了。其实，即便所谓“凡三往，乃见”是去了三次才见到，罗贯中编的故事也是演义。不过这个演义实在精彩，也很有意思。刘备第一次去，罗贯中为他安排的节目，是先听歌，再看山，再碰钉子，再观景，再见崔州平。山是“清景异常”，景是“观之不已”，人是“容貌轩昂”，而且不同寻常：童子不懂事，农民会唱歌，朋友满腹经纶。这一番看得刘备是目瞪口呆大开眼界赞叹不已，只觉得这隆中这地方真是神秘莫测，那卧龙岗上藏着的必是高人。

    第二次去，就没有必要再看景了，只看人。先见其友，次见其弟，再见其岳父。如果说上一次只是让刘备开了眼界，那么，这一次就让刘备更加按纳不住。你想，诸葛亮的朋友、弟弟、岳父都如此地超凡脱俗，诸葛亮本人还了得吗？

    所以第三次刘备就要择吉斋戒，沐浴更衣了。而且，离草庐半里，就要下马步行；到草堂之外，就要拱立阶下；诸葛亮高卧不起，他就要一等再等了。那心情，已不像一个礼贤下士的招聘者，倒像是上门求婚的痴情人。

    实际上刘备初入隆中，刚刚听了歌，看了山，便已肃然起敬。因此当他“亲叩柴门”与童子对话时，便有了些《西厢记》里面张生见红娘的味道。张生见红娘时是怎么说的？“小生姓张，名珙，字君瑞，本贯西洛人也，年二十三岁，正月十七日子时建生，并不曾娶妻。”结果被红娘抢白：“却是谁问他来？”刘备怎么说？“汉左将军宜城亭侯领豫州牧皇叔刘备特来拜见先生。”结果也碰钉子：“我记不得许多名字。”两个场景，岂非神似？

    当然相似的。如果说戏剧中的崔莺莺是“待字闺中”，那么，小说中的诸葛亮就是“待价隆中”。他们都是心气极高的人，决不肯随随便便就“以身相许”。所以，他们都必须摆足了架子，做足了文章，吊足了胃口，以保证对方的诚意经得住考验。

    另一方的情况则略有不同。张君瑞对崔莺莺，自然是一见钟情；刘玄德对诸葛亮呢，按照罗贯中的说法，也是相见恨晚。刘备怎么就那么想见诸葛亮呢？因为“水镜先生”已经让他意识到，自己迟迟不能成功的原因，是缺少一个可以运筹帷幄总揽全局的智囊型人物，一个当代的姜尚和张良。好不容易有了一个徐庶，又走了。其实，徐庶离开刘备，是在诸葛亮已经出山之后。《三国志》的记载很清楚，诸葛亮出山以后，曹操南征，刘琮投降，刘备“率其众南行，亮与徐庶并从，为曹公所迫破，获庶母”，《三国演义》改成了“元直走马荐诸葛”。这一改，就改出问题来了。请问，徐庶既然知道诸葛亮是经天纬地的政治天才，为什么早不推荐，非得要等自己走了才说？这岂非等于说徐庶害怕诸葛亮抢了自己的地位和风头吗？罗贯中显然也想到了这一点，便安排徐庶在推荐了诸葛亮之后，又特地去做说服动员工作，结果被诸葛亮臭骂一通。也就是说，徐庶之所以早不推荐，是因为他知道诸葛亮不肯出山。但这样一来诸葛亮的道德品质就成问题了。一个“每自比管仲、乐毅”的人，偏说徐庶的推荐是把自己当替罪羊、牺牲品，还要勃然变色，这也未免太矫情了吧！罗贯中想帮诸葛亮抬价，结果却是给他的脸上抹黑。这和“状诸葛多智而近妖”一样，都是弄巧成拙适得其反。

    前面讲的那个故事也如此。尽管罗贯中说得天衣无缝，实际上处处露出马脚，让人一眼就看出刘备在隆中的那些奇遇和巧遇，其实都是诸葛亮的刻意安排。什么会唱歌的农民，不懂事的童子，满腹经纶的朋友，道貌岸然的丈人，都是诸葛亮的“托儿”。其目的，就是要把买方市场变成卖方市场，让刘备出大价钱把自己买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