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今天偶然间收拾旧书本，发现十年前一册记事簿上写了几页随笔，大致浏览一下觉得还是挺值得保留的，现在让我写可能记不住那么多名字，因为老北京胡同已拆得所剩不多。
正文：
自己打小儿是从北京胡同里长大的，直到高中毕业都没离开过胡同这个最基本的生活通道。印象中最深的就是自己生活过的几条胡同。
小雅宝胡同75号曾是我家用了近二十年的地址，直到1993年我的户口迁往广州，才算是从此结束了北京市民的生活。大概我家是在1970年搬到那院的，因为以前听我妈讲我弟弟是搬来后出生的。现在整条胡同已于2002年全部拆除，扩充为金宝大街一部分，变成了朝阳门内南小街16号楼。
小雅宝胡同解放前叫小哑巴胡同，在东头还有大哑巴胡同（大雅宝胡同），直通后来的建国门使馆区。附近许多胡同都有打满清时沿用的俗名，有些还带有封建迷信色彩，自从70年初我有印象时起，全部改成了文明称号。
从我们胡同西口往南，直达北京站口便汇入了长安街。“松树院” 、“盛芳”、“赵堂子”、“宝盖”胡同里住着不少小学的同班同学。到站口附近有个大羊宜宾胡同，过去名叫“羊尾（yǐ）巴”胡同，附近“顶银胡同”触到了改革初期北京最高大上的建筑——国际饭店。
隔着南小街马路，从北京站口回来，“西总布”、“春雨”、“外交部街”几个大胡同依次排列。外交部街还真有国际范儿，上世纪八十年代好像是卢森堡公国大使馆还窝在里面一个小院儿中，就像它在世界地图上的位置那么不起眼。听说解放后很长一段时间中国外交部办公地点就在这条胡同里。
东堂子胡同里有24中，曾经跟它隔壁外交部街上的124中是一所学校，民国时的大同中学。红星胡同改革开放后又改为了老名字“吴良大人胡同”，大概是方便一些名人后代认故居吧。 遂安伯胡同是我们小学所在，据史料记载，“遂安伯”是元朝时蒙古族的一个爵称，跟谁家伯父没关系。
小雅宝西口往北朝东四方向走又有许多富有典故的胡同。像礼士胡同原名“驴屎胡同”，干面胡同我们常喊它“干切面胡同”，中国社会科学院宿舍就坐落其中，住着许多文化名人及后代。当年我们小学凡是干面片儿的学生普遍学习成绩好，这与家庭环境密不可分，动不动谁爸爸是学部委员，谁的祖父是我国著名翻译家某某。
“石槽”、“史家”、“演乐”、“拐棒”，这些胡同名也常被媒体关注，因为里面驻着许多文化机关。史家胡同小学算是我最早知道的“贵族学校”。拐棒胡同里有一所我印象中最早的大学，不过后来改为中国文字学会。
从南小街马路东边返回，“新鲜”、“老君堂”、“烧酒”、“竹竿”... 一串胡同平行排列，直抵24路公共汽车停靠的“禄米仓”站。禄米仓紧挨着小雅宝，我对它再熟悉不过。除了有部队大院外，还有一座智化寺，现是中国佛教音乐保存最完整的寺庙。
大概四十年前，禄米仓可能因所驻单位的特殊性，各种供应特别好，菜市场、粮店、百货商店应有尽有，最大的好处是经常能买到当时稀缺的牛羊肉，因为禄米仓是排牛街之后北京第二大回民聚居区。
记得父母讲我家搬到小雅宝之前曾住在西单北祥凤胡同。我还在劈柴胡同一位大妈家寄宿过一段时间，那天电视介绍慈禧的出生地，最终锁定在如今西单的辟才胡同，也就是原来的劈柴胡同。
上幼儿园前我常住在姥姥家薛家湾胡同，东临花市大街的茶食胡同，西靠前门的草场九条，直至刚工作时我对那里都一清二楚，闭眼都不会走错道儿。那一带的旧房主大部分是解放前在前门、大栅栏的生意人，据说我的太姥爷抗战前买了那套院子，成为我家第一代北京人。看电视剧《大宅门》讲述老同仁堂的历史，多次提到草场胡同，现在附近的打磨场胡同依旧是同仁堂集团总部。
中学六年都是在景山学校度过的。每天打开教室的窗户就能望见故宫角楼或景山的万春亭。现在回想起来真是一种奢侈，今后再也难得那样的眼福。不过学校的大门还是开在骑河楼胡同里，意思是骑紫禁城护城河的哨楼吧。走几步便到了故宫东华门，皇城近在咫尺。
北京处处有名人，百多年来一直如此。小雅宝胡同里不仅有文化部和八一电影制片厂家属大院，还住在一位有名的大作家。80年代初我上初中，他给我们学校做报告时才发现，原来每天在我们胡同里经常能看到他和家人散步，但生活中这位老者不像他的作品那样光环闪耀，例如语文课本中的《路标》、《七根火柴》和电影《闪闪的红星》... 为了一只波斯猫的事，我妈曾跟他夫人吵过几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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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去年初我到北京舅舅家，听说我们当年的遂安伯胡同小学也不存在了，几年前合并到名校史家胡同小学。
“这下儿赞助费可涨高了！” 老人不屑地说了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