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毒品滥用人群回归社会现状
传统阿片类（海洛因）滥用人群的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20世纪90年代初，伴随着新的一轮改革开放以后，海洛因作为时髦、时尚的新兴事物在经济特区和云南等地开始流行，并迅速从经济特区向东南沿海及内陆辐射和扩散。由于这一时期的海洛因纯度高、杂质少，导致很多滥用人群迅速上瘾，不能自拔。
这些人群戒毒和回归社会的问题一直十分艰辛，早在2009年2月19日，国家禁毒办常务副主任、公安部禁毒局局长杨凤瑞主持召开国家禁毒委员会禁吸戒毒工作小组第一次会议，通报2008年全国禁吸戒毒工作情况时指出：由于海洛因成瘾者戒断难、复吸率高，继续巩固海洛因的治理成果任务艰巨；以35岁以下年轻人为主体的吸食合成毒品人员数量和比例持续增加，由2005年的6.7％上升到2008年年底的21.3％，解决合成毒品滥用问题任务越来越迫切（国家禁毒委，2009）。
课题组实施本课题研究并结合近10年的调查，对长三角传统毒品滥用人群回归社会的状况进行深入调查与访谈，传统毒品滥用人群的康复与回归社会状况堪忧。
传统毒品滥用人群在20世纪90年代滥用到纯度很高的海洛因，他们的成瘾程度较深，这些戒毒人员年龄结构逐渐老化，三番五次戒毒不成功，“多次进宫”现象明显，自身文化程度不高，身体疾病缠身，家庭和社会不接纳，歧视严重，缺乏稳定的收入来源，在和他们交流中，他们都表达了一些共同的想法，从表象上发现，回归社会过程中的复吸问题，和“心瘾”这个词联系在一起：
（个案5）我感觉，心瘾根本就是摆脱不了的，戒毒的时候心瘾特别重，而且那时候我还有逆反心理，人家越是想帮助你，但是我总感觉，人家都帮不上你，自己还是照样抽。人就是这个样子。心瘾啊，我感觉，一辈子摆脱不了。我经常做梦，都会梦到到处去拿货啊什么的。要不就是拿着针管打针，刚打过了，就会害怕，如果有人找我尿检怎么办？好多都牢牢存在我的潜意识里面。
（个案7）我感觉，心瘾比较难戒掉，有时候别人给我，我就控制不住，有的时候还会复吸……
（个案53）戒掉很难，心瘾太重了。
同时伴随一个问题是必须回答的，即“毒瘾为什么难戒？吸毒成瘾的社会因素是否和他们难以回归社会有着深层次的联系？”与这个问题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吸毒者的自述：
（个案39男）但是一旦成瘾了以后，你会发现，你依赖它来解脱的话，不过是从一个泥潭到了另一个泥潭。所以我觉得，戒毒的话，应该是对我们的思想、意志、精神各方面都配合的话，效果应该更好。
单纯的从生理上限制自由的话，不可能限制一辈子。关键是，你人还是要回到社会。回到社会里面怎么样和别人接触？当然最难做的也是这几个方面。因为你到这边来了，也能发现，到这边来的人，很多都是在社会上面接触了很长时间的人，也就是外面人说的，有点像黑社会性质的人。他们接触的是不太好的生活环境，这些人，没有人愿意去接触，没有人给他岗位让他自食其力，或者给他提供的环境和条件和他想象的太远了。
“心瘾”问题确实是一个在传统毒品滥用人群亚文化群体中流行的词汇，它提出了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那就是“心瘾”的巩固和强化而不是减弱，可能并不是戒毒者靠自身毅力和意志就能改变的问题，而是一个社会学的问题，是一个“社会关系断裂”造成的社会问题。
1.社区药物维持治疗
社区药物维持治疗是国家面对当前禁戒毒领域复杂、严峻的形势提出的一种更为理性、客观务实、更人性化和更科学、更负责任的针对“海洛因成瘾者”的治疗办法。
我国自2004年启动了海洛因成瘾者社区美沙酮维持治疗计划，让吸毒人员长期限量口服美沙酮，替代毒品注射，最终戒除毒瘾。
这种美沙酮替代疗法是目前国际上公认的有效控制艾滋病的方法，也是推动戒毒工作的一条新途径。
具体措施是采用相对安全、副作用小的美沙酮替代毒品海洛因，让患者长期坚持服用。参照国外和我国香港特区的经验，维持治疗基本上是无限期。
坚持天天服药、月月服药、年年服药，可能有效控制对海洛因的渴求，从而脱离毒海，正常生活和工作。
课题组在2012年对南京市白下医院、金山医院进行了抽样调查，当时发放问卷300份，回收260份，有效问卷259份。在这259位美沙酮社区药物维持治疗者中，男性192人，女性67人，符合戒毒人员男女性别比大约在2∶1的比例，年龄分布为1950—1987年出生。
当问及白下医院的美沙酮维持治疗者关于美沙酮治疗的效果时，75％的治疗者认同并选择了“很有效果”，23.4％的治疗者选择“有些效果”，加在一起的比例接近100％。这一点证实了社区药物维持治疗在维持治疗者身上的真实效果，也表明美沙酮维持治疗在吸毒人群中的印象较佳，而且得到了他们的肯定。
当问及美沙酮治疗者“关于治疗过程收获最大的方面”时，53.5％的受访者选择了“免受毒瘾困扰”，16.5％选择“身体恢复健康”，15％的受访者选择“戒毒有了自信心”，但选择“心理得到康复”的受访者寥寥无几，可见在心理康复、责任心增强等方面，美沙酮治疗者还很难从社区药物维持治疗中心获得最有效的治疗，而把这些方面留给了社区戒毒与康复工作。
根据调查数据的统计分析，这一群体在“美沙酮社区维持治疗与你过去接受自愿戒毒相比有哪些不同”多选题回答中，有71.4％的人选择了“比较正规”，66.1％的人选择了“医生比较关心尊重我们”，43.3％的人选择了“教育时以理服人容易接受，关系比较融洽”。
这些选择都说明，美沙酮维持治疗过程中的医患关系是比较融洽的，医生和病人之间的关系是相互尊重的。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群体的受访者在问及治疗过程中的问题时，都不约而同地提及“美沙酮的成瘾性”问题，即“药瘾”问题，他们认为，美沙酮产生的戒断症状也是比较明显的，而且每天都必须服用，否则也很难受，这些问题是需要关注的。
2.社区戒毒现状
我们进而对南京市秦淮区社区戒毒体系进行深入调查，调查采用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相结合的形式，融合问卷调查、个案访谈、参与观察相结合的方式。
在抽样调查方面，从秦淮区1000名吸毒人员中选取200人发放调查问卷，回收有效问卷187份，有效样本中男性135人，女性52人，年龄段为1954—1988年出生，文化程度以高中以下为主。
在访谈方面，共访谈禁毒社工12人次，典型吸毒个案家属15人次，社区民警和居委会人员合计10人次，访谈资料通过现场录音形式保留并整理成文字3万字。
（1）对社区戒毒人员的调查
从有效问卷的回答以及访谈资料来看，我们得到了比较完整和理想的信息。在本项目调查的吸毒人群中，就吸毒方式而言，绝大多数吸毒者是海洛因成瘾者，他们第一次吸毒的年龄从14岁到46岁不等，集中在16岁至40岁，年龄段以35岁以下为主。
在有关对海洛因的渴求程度方面，通过他们在1—9这九个数字的选择的回答上，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他们在社区戒毒过程中的一些情况。在各种选项中，选择“1”完全不渴求的比例在50.6％，
选择“2—4”较少渴求的比例合计为30.4％，
由此可见，样本中对毒品不渴求或者较少渴求的吸毒者几乎占到总样本的80％以上，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社区戒毒的指标性效果。
在问及“你觉得自己的人格是否有问题”这一心理方面的问题时，超过一半的戒毒者选择了“没有问题”，仅有10％的认为“有问题”，认为“说不清”的占26.7％。这说明一个问题，吸毒者不认为自己在心理方面存在问题。
在问及“从过去一年到现在，你遇到的最大问题是什么”这一问题时，有52.9％的人回答说“没有工作”，而只有22.5％的人回答“粉友影响”，其次是“社会歧视”19.8％。这表明吸毒者在就业问题、亚文化群体和社会歧视方面，依然形势严峻。
我们进而发现，家庭不和、缺少关爱并不是他们目前的最大问题，因为大部分家庭并没有抛弃他们，70.6％的人选择了“家人给予接纳、关怀和鼓励”。这表明在社区戒毒人群中，工作问题是他们能否回归社会最重要的问题，当然也是最难解决的问题。而这些也是我们在前文的理论解释中重点探讨的，由此就产生了一个问题：谁来为他们寻找工作？答案很明确：政府和街道；再明确一点，就是专业禁毒社工帮扶下的政府与社会要承担起吸毒人员回归社会的责任。
戒毒人员都很看重家庭对于他们的态度。
首先，家庭没有抛弃他们，70.6％的戒毒人员家庭接纳他们，这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他们戒毒的最主要动力，因此他们在回答“当你遇到这些问题，当遇到困难或烦恼时，你一般会向哪些人寻求帮助或倾诉”时，都不约而同选择了“父母” （第一选择：34.2％；第二选择：22.8％；第三选择：10.8％），而进而追问“你能和家人进行有效沟通吗”的问题时，45.2％的回答者选择“能”，41.9％的回答者选择“一般”，仅有12.9％的回答者选择“不能”。
由此可见，吸毒人员和家庭的情感沟通与交流的渠道是基本畅通和顺畅的。
而在与上述吸毒人员家属的交流中，我们也同样感受到他们和吸毒人员之间浓浓的亲情以及较为融洽的家庭气氛。
在问及“过去三个月内社区的禁毒社工与您联系过吗”这一问题时，98.1％的受访者选择了“有”，占受访者的绝大多数。可见，戒毒人员和禁毒社工的联系较多，戒毒人员经常得到他们的帮教。
另一个与禁毒社工关系紧密的问题是课题组更关心的，即“社区、禁毒社工的帮教能否成为你回归社会、戒毒最关键的因素”，他们的回答说明了戒毒人员对禁毒社会工作者工作的肯定：79％的受访者认为社区、禁毒社工的帮教能够成为自己回归社会、戒毒最关键的因素，选择“不能”的受访者只有1位，占0.5％，其余受访者选择了“说不清”。
正是基于戒毒人员的问卷调查，课题组才大胆认为，以政府领导下的禁毒社工为核心的社区戒毒模式（结合美沙酮维持治疗和社区心理康复）是社区戒毒的关键因素。
在问及“过去三个月内社区的民警与您联系过吗”这一问题时，受访者中有87.2％的人回答“有联系”，而只有12.4％的人回答“没有”。这表明吸毒者在戒毒过程中得到了社区民警的关注，至少在过去三个月中，民警的威慑力和经常保持联系实际上影响了他们在高危情境下吸毒的可能性，为他们更好回归社会、在社区戒毒成功打下了基础。但是由于社区民警工作繁忙，联系也仅限于尿检和各类案件的取证等例行公事，没有情感和生活上的帮助，也是我们必须正视的。
在涉及政府和社区在社区戒毒方面的时候，受访者也给予了积极的评价。在问及“你觉得社区在帮助你戒毒和康复方面是否做了努力”时，受访者中，63.4％的受访者选择了“很大的帮助”，32.8％的受访者选择了“一些帮助”，选择“较少帮助”和“没有帮助”的受访者合计仅占3.7％。
在问卷设计中涉及“政府在社区戒毒模式中的作用”，当问及“政府在帮助戒毒者戒毒方面最需要提供的是哪个方面”时，
吸毒人群选择最多的是“政府的公共服务（包括就业服务）”，占45.5％，
其次是“心理咨询和社会工作服务”，占21.9％，
再次是“医疗服务”，这些也和课题组的其他相关调查结果较为相似。
总起来看，课题组对于秦淮区社区戒毒人员的问卷调查结果比较满意，达到了调查的目的，也搜集到了较为丰富的数据资料，为建构南京市社区戒毒模式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对社区禁毒社工的个案访谈
在2012年，课题组访谈禁毒社工12名。从年龄层来看，禁毒社工的年龄在35—55岁。访谈的数据附在附录中。简单地说，南京市秦淮区从2006年下半年开始筹建社区专职禁毒社会工作者，共招募14名专职禁毒社工，秦淮区公安局自筹经费为禁毒社工发放工资，工资标准为每人每月850元人民币，他们的工作职责是负责社区内戒毒人员的帮扶、禁毒预防宣传教育等工作。
在与他们的交谈中，课题组深切感受到禁毒社工从2007年以来的这两年多的时间里，为社区戒毒做了大量工作，尽管工作中还有一些不足，但在实践层面为南京社区戒毒模式的探索闯出了一条新路：
（红花街道邢社工）一般经过我们帮教后，这些人的复吸率至少下降了一半。因为他们想到过了一两个月又会来我们这尿检。如果复吸了，这个尿检通不过，我们就得向上面汇报。心里面有个约束，他们在犯瘾的时候也会犹豫。我们这有个叫王某的，在我们帮教以前经常复吸，帮教后他就真的把毒瘾戒掉了，现在工作表现也很好。
而且与禁毒社工的访谈，更坚定了课题组在提出“专职禁毒社工是社区监控救治与戒毒模式的关键技术”的假设，因为他们在两年的工作中，对本社工站负责的戒毒人员的社区监控与帮教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第一，熟悉社区内戒毒人员基本情况和现状，建立相关档案资料，填写帮扶手册，做好工作台账，对戒毒情况进行定期评估。
（双塘社工站吴社工）我们工作的开展首先第一步就是与社区进行沟通，因为社区对吸毒人员的家庭状况比较熟悉。我们先和他们沟通，了解他们的家庭状况，和他本人的个性、生活习惯、特点。
然后再到他家进行走访，然后根据走访社区的情况进行有的放矢的谈话。
访谈过程中，专职社工对于戒毒人员的基本情况的把握十分熟悉，在日常工作中，档案材料齐全，每次与戒毒人员的访谈都有翔实的记录，并认真填写了帮教手册：
（秦虹社工站程社工）我们这边现在159个人，海洛因有142个人，建立帮教的有107人。一般是两个月对他们进行一次尿检，有时候他们来我们办公室，有时候我们要上门。尿检的时候，我们就和他们谈谈，了解情况，回来我们还要做记录。
第二，积极对社区戒毒人员进行管理，利用各种社会资源为戒毒人员提供就业培训和帮扶解困等信息和服务，积极引导其自强自立。
（双塘禁毒社工张社工）我们不仅帮他们戒毒，还要帮他们解决一些实际问题。比如办低保他们需要我们帮忙，因为办低保需要尿检证明。又比如有的戒毒人员通过我们联系单位找工作。曾经有个戒毒人员在某个公司当保安，后来人家知道他吸毒的事就把他辞了，他就过来找我们。我就开导他，想开一点，也同时和单位方面联系，现在他干得还很不错。
第三，对社区戒毒人员开展定期的谈心、心理疏导，为戒毒治疗提供条件，促使其巩固戒毒康复成果。
（秦虹社工站程社工）但是毕竟血浓于水，家里人都不管他们还有什么希望呢，所以我们就耐心疏导和家人共同努力，给家里人做做心理工作，一起挽救他们。
第四，协助民警，督促社区戒毒人员进行定期尿检，对于符合药物维持治疗的，给予帮助联系，并及时上报社区戒毒人员违反社区戒毒协议的具体情况。
断裂：传统毒品戒毒人员回归社会困境解释
传统毒品的戒毒人员难以回归社会的根源是什么？可以从医学、心理学、社会学三个维度来全面分析，但回归社会的主要问题是社会学视野中的问题。
赵敏认为，社会因素与可获得性、家庭因素、同伴影响、社会压力、文化背景、社会环境等因素有关。
课题组认为，更为关键的因素可能是社会关系断裂导致无法重建和修复的问题。因此，本研究从社会学视角来挖掘戒毒人员难以回归社会的根源，从以下几个视角来阐述这种断裂和难以修复。
1.健康与人力资本问题导致正常社会关系的断裂
20世纪60年代，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舒尔茨和贝克发展了亚当·斯密的原初概念——在教育和技能上的投资与物质设备的投资一样都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人力资本的概念由此诞生。
人力资本表现为人的能力和素质，即人力资本是内含于人本身的知识和技能的存量，它体现在四个方面：体质、智力、知识技能和道德。这四方面的素质越高，人力资本的含量越大，所具有的生产能力也越大。
这一概念的出现在社会各个层面都产生了巨大的反响，即使在政治上也是如此。作为社会资本的创始人之一的科尔曼就曾这样评述人力资本：“在过去的30年对教育和经济学产生最重要、最具独创性的思想就是人力资本作为与物质资本一样都包含在工具、机器和其他产成品中。正如物质资本通过改变原料构成、产生工具进而方便生产，人力资本则通过个人学习技术和培养能力而能够走出新路。”
但对于戒毒人员来说，他们回归社会的一大障碍就是健康问题和人力资本的匮乏。长期滥用海洛因的戒毒人员的健康问题很清楚，不仅造成了慢性复发性脑病，即成瘾，而且造成大脑其他部位和机体其他系统的损害。对于机体的伤害，主要表现在对于血管与心脏的损害、呼吸系统损害、消化系统损害、泌尿生殖系统损害，因此戒毒人员的身体健康呈现很大问题，再加上心理健康问题和行为问题，都直接导致他们的健康问题十分突出。
按照人力资本的四个方面来看，海洛因戒毒人员在体质、智力、知识技能和道德状况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问题。
从体质来看，体质是由先天遗传和后天获得所形成的，人类个体在形态结构和功能活动方面所固有的、相对稳定的特性，与心理性格具有相关性。在健康状况相对恶化的过程中，体质也呈现出明显下降的趋势，是因为长期吸毒行为引发的。
从智力方面看，戒毒人员的智力水平都不弱，在与很多戒毒人员交流中，尽管他们也都承认“脑子坏掉了”，但智商并不低，精明能干的个体也时不时能发现。
从知识技能角度来看，从传统毒品戒毒人员来看，他们的文化程度普遍偏低，且因为吸毒长期脱离社会，在知识和技能方面落后或滞后于时代，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他们人力资本匮乏的问题和知识技能关系密切。
从道德状况来看，戒毒人员长期浸泡在主流社会之外，与社会闲散人员、两劳释放人员、无业人员接触较多，出入夜店等娱乐场所、麻将档，在社会大染缸中长期浸泡，道德状况不容乐观。
2.社会歧视与社会排斥导致社会关系的断裂
（1）社会歧视的心理学解释视角
心理学从很早就在探讨歧视对于戒毒人员的影响，特别是戒毒人员回归社会的主要障碍来自社会不认同和社会歧视，与成瘾相关的社会污名成为戒毒人员个人康复和家庭康复最主要的障碍，也成为导致戒毒人员康复的专业机构和专业组织边缘化的最大元凶，更严重的是，社会污名还会影响和减少戒毒人员文化资本的获得。
因此，努力打造“康复为导向”的护理系统不可避免地要面对社会污名这个壁垒，并努力冲破这个壁垒来重新形塑社区态度和针对长期戒瘾康复的支持政策。如何冲破壁垒并重新形塑社区态度和政策就成为反歧视机制的中心问题。
要想冲破污名这个壁垒，就要从污名开始分析。污名是因为社会上普遍的不认同身份而被蔑视的一种体验，它包括标签化的过程、刻板印象和社会排斥、排外主义、赶出去等方面，这些方面是歧视最核心的构成要素。
对于一个个体来讲，污名有三种类型：第一种是行为上的污名，即一种被排斥、被歧视的经历或体验，比如遭到社会排斥；专业性的无礼或冒犯；难以就业；难以获得住房或服务；被拒绝获得政府给予的利益（包括学生贷款、公共住房或者小型商业贷款等）。
第二种是感知和观念上的污名，即感知到的一种来自别人对自己的歧视的态度。
第三种是自我污名，即自己感觉到的一种羞耻感。
（2）社会排斥的社会学视角
吉登斯认为，社会排斥关心的是一系列组织个体或者群体拥有大多数人开放的机会的广泛因素。吸毒人群有这些机会吗？本书从社会排斥的概念入手，来探究吸毒人群成瘾的另一社会症结——排斥。
本书认为，吸毒人群遭受的社会排斥体现在观念（文化）、就业（经济）和社会关系上，这些方面加剧了吸毒人群的成瘾性，使他们难以回归社会。
（2.1）观念排斥
由于吸毒问题是伴随着改革开放出现的，来势迅猛，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危害，因此，政府和新闻媒介在毒品泛滥的时候，大肆宣传毒品危害，用一些比较极端的例子来报道毒品的危害，这些宣传在社会大众心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这种宣传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社会大众对于吸毒人群的误解、偏见和歧视。这些社会偏见、歧视与各种陈腐观念等非正式约束的存在，使社会大众在观念上不能平等地看待吸毒人群。在这种观念指导下，出现了明显的社会排斥问题：
（个案33）虽然说是这么说，社会不会歧视我们，但事实上，社会还是在歧视我们，怎么可能呢，还是这个样子的。
（个案16）关键是回到社会以后，看他自己，以及社会对他的帮助。因为每个人在这里都想过，出去以后离开这个圈子；但是非吸毒的圈子却不接纳我们，认为吸毒的人不是正常人，包括执法人员，因为有一个规定，吸毒的进派出所，都要把头套起来，手也要被铐起来，这种做法会让吸毒的年轻人心里面怎么想呢？我们犯了什么罪啊？你为什么要套我的头？心里面就会产生一种感觉：我和你差距这么大，我不是一个正常人的概念就被标签化了。以后我走上社会，要么我就夹着尾巴做人，要么我还是和你们对着干，就出现了两极分化的现象。如果想真正杜绝它，首先就是家里面，再一个就是社会。社会也是这样，要真诚地去关心，这个东西呢，就是复吸率太高了，在给他们信任和自由的基础上，给他们一个正确的是非观和道德观，增加他的法律意识，让他有一个正确的价值观念，让他能够独立地走自己的路：虽然我出去以后在一些地方工作拿的报酬少，但是用劳动换来的。虽然比不上有钱人，但是拿得比较踏实。
观念上的东西是根深蒂固、很难改变的。戒毒所很多管教都有这样的同感，吸毒人群的康复，要靠全社会的理解与宽容，不能一味地排斥、歧视他们。现在的问题很明显，社会没有把他们作为一个人来看待，也就是没有承认他们是病人，没有把他们当作一个普普通通的患病人员来对待。这种观念的改变要靠政府、靠社会、靠每一个人。主流社会如同监狱的高墙，把吸毒者困在围城之中，不能脱身。虽然“每个人在这里都想过，出去以后离开这个圈子”，但铜墙铁壁，离开围城谈何容易？如果观念的高墙不消除，吸毒人群永远会被区隔在他们自己的世界中，永不得翻身。
因此，如果这种观念不改变，他们就没有办法从吸毒圈子中间走入主流社会中来，因为社会大众并不接纳他们。随着观念的转变，主流社会开始理解和宽容吸毒人群的吸毒行为，这些吸毒者才有可能走出自己的吸毒圈子，回归社会大家庭。
（2.2）就业排斥
吸毒带来的社会危害宣传力度的加大，使社会对吸毒者普遍采取歧视的态度，特别是在他们就业的问题上存在着诸多障碍。就业机会上的不平等，以及社会没有为他们作出任何制度上的安排，特别是对于他们这些病人没有任何优惠性的政策和保障，一直是吸毒人群最不满意的。
可以这样说，吸毒人群在就业上受到歧视和排斥，根本没有和正常人一样的就业机会。这种机会的不存在也成为他们多数选择做生意的无奈抉择。因为只有做生意较少受到社会和法规的限制，加上他们本身的生活方式定型化，也不会选择就业。但并不是说他们大多选择做生意，我们的政府、社会就可以不去管他们，不去为他们做一些切实可行的事情。至少个案16所说的“给他们一个正确的是非观和道德观，增加他的法律意识，让他有一个正确的价值观念”，是可以通过社会教化和社会帮教实现的。
（2.3）社会关系排斥
标签化是社会排斥的根源。社会标签理论认为，个体之所以成为吸毒者，吸毒这种社会现象之所以成为社会问题，并非由客观条件所决定（尽管该社会现象的产生有其客观基础），而是由于被别人强加上了“责难”和“污名”，是人的主观定义问题。标签对一个人的社会关系以及自我认识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被贴上标签的人在人群中就显得格外醒目，他人的评价态度前后就必然大相径庭，于是这些越轨者便成了人们心目中的坏人。在这样的处境中，越轨者不得不物以类聚，因为在类似的圈子里，大家都一样，都贴着同样的标签，会觉得自在。其结果是越轨者在“常人”心中越来越坏，坏名声限制了合法成功的机会，而且会导致进一步越轨的可能，形成恶性循环。这种由于标签而恶化的后果即“二次越轨”。一个吸毒者若被加上“坏人”、“人渣”、“粉呆子”等名声，即便是戒断毒瘾后，也会在教育、升学、就业等场合受到排斥和白眼，因而很可能又重陷毒渊不能自拔。吸毒人群社会支持的严重缺乏，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也是阻碍吸毒人群重返社会、成功再社会化与康复的重要阻碍。
3.生活方式定性化导致社会关系的断裂
研究传统毒品戒毒人员的个体生活方式，应从他们生活方式的不同维度去寻找影响他们回归社会的共性因素，这些因素是否是他们摆脱不了毒品的原因。从戒毒人员的个案资料来看，吸毒人群的生活方式有定型化的趋势，这种趋势是他们难以走出毒品世界的重要成因。
美国学者在社会学研究视角中，思考吸毒作为文化系统出现过程的一部分，我们认为是有创新性的，至少用出现吸毒者的社区的标准来看是有创新的。但问题依然存在：把吸毒作为一个重要部分的生活方式是怎样出现的呢？如果家庭和其他社会控制的对接能够一贯有效，吸毒行为就几乎不会发生，因为吸毒并不是成年人生活方式的典型特点。因为社会化展现了一些通常交给家庭、学校和教堂的年轻人基本的适应策略的教化方式。但是这个过程从来没有彻底地解释清楚一个问题，那就是竞争经常从其他来源跑出来，尤其是同龄人那里。有证据表明，仅仅同吸毒者来往，虽然是吸毒的一个重要特征，并不能解释吸毒。虽然吸食大麻者总是和吸毒者有联系，但并不是所有人由此都选择吸毒，尝试过海洛因并且还与海洛因吸食者保持密切联系的人中有很多人不吸毒。
瓦伦特发现，本地出生的移民后代吸毒者超过一般的比例，而不是那些在其他地方被抚养大而后迁到城区的移民后代。他猜测，两代之间的文化差异似乎增加了吸毒的倾向。鲁科夫和布鲁克发现，贫民窟中报道的海洛因吸食者来自社会经济地位高的群体中的比例很大，但是和移民比起来本地出生的人社会经济地位比较高也起了作用。最重要的因素是移民和本地人，其中本地出生的人占了海洛因吸食者相对更大的比例。在同一个调查中，也有一种观点是儿童的抚养造成了两代的不同。所有四个种族躯体的移民，包括非裔美国人、西印第安黑不列颠人、白人、波多黎各人管教后代都比本地的父母严厉。
虽然各个群体之间海洛因吸食的情况不同，但有一点确实是相同的：那些管教不严的家庭，即使是移民家庭，海洛因的吸食率与吸毒者接触的频率较高。随着父母管教孩子更加严厉，吸毒的人也越来越少。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吸毒者很多来自有家庭虐待或者父母没有能力管教孩子的家庭。不管是海洛因吸食者反常的生活方式还是吸食迷幻药（合成毒品）的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这两种生活方式只有在年轻人文化在自由的不受社会控制的氛围中才会发芽成长。
由此可以推断，包括家庭在内的社会化机制正在丧失其正当性。城市社会环境的多元化，和农村相比城市有很多相互竞争的文化是重要原因。
生活方式的定型化，主要是指个体在金钱观与日常消费取向、工作与职业发展、时尚与娱乐等维度上出现定向化的历程。生活方式定型化也就是生活方式向一种常态（不变状态）的转变历程。
（1）金钱观与日常消费取向：实用主义与奢靡化
戒毒人群的实用主义金钱观与其奢靡化消费取向，成为他们很难在主流社会体系中自食其力的思维障碍。有研究表明，当代大多数中国人都持一种实用主义的和现实主义的金钱观。吸毒人群的金钱观也如此吗？他们的日常消费取向有哪些特点？我对个案资料的分析显示，吸毒人群在金钱观上是极端实用主义，日常消费取向奢靡化。这些价值观已经定型化，并将阻碍他们走出毒品世界，成为健康社会人。
吸毒人群最懂得钱的重要，因为从他们的手中溜走的钱不计其数，是常人的数十倍、数百倍，他们也最能体会钱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
（个案23）这个社会就是有钱好办事，没钱就遭殃，就这么多感想。
个案23的话很有典型性，在吸毒人群中，有这样的金钱观的个案非常多，拜金主义已经在他们的心中扎根。过分看重金钱的观念，驱使他们在把大量金钱“送给”毒贩的同时，消费上同样延续着奢靡化的倾向：
（个案46男）这些女孩子，吃不了苦，一个月上班1000多块钱，2000块就算可以了，哪里够用啊？比如，出门打的和抽粉，一天最起码要三四百块钱。刚开始在社会上混的、出来玩的人，想钱来得快，只有通过这个方式（坐台、出台），要不就是有手艺，出去偷出去抢。没有手艺，身边就要圈几个漂亮女孩子。
奢靡化的消费方式，在他们的心中已经扎根，因此，他们不习惯过每个月一两千块钱的平凡生活，但钱又不可能从天而降，因此他们就会不择手段，只要能搞到钱，什么都无所谓，哪怕是出卖自己的肉体。
（2）工作与职业取向：为钱不择手段
在西方实用主义和拜金主义价值观的影响下，即使政府和社区为他们安排低保、给他们安排收入微薄的工作，他们都不会接受社会为他们进行的力所能及的救助，甚至连普通人从事的普通工作都看不上：
（个案8）我觉得自己还是要守法，所以回去以后，上班感觉不是很现实，做一些生意。
（个案20）自己把身体养好吧，等出去了还是好好做生意。
（个案33女）工作呢，我家里人倒不希望我工作，每个月工资七八百块钱我也看不上眼，因为我们用钱大手大脚惯了。再说已经十年没有上班，一下子让我去上班，我也接受不了。我家里人还是希望我回去以后做做生意。
在访谈中，我们注意到这个问题，因为很多吸毒个案在回答“未来准备从事什么工作”时，都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做生意”。他们一致认为，自己不适合从事每个月收入仅有一两千块钱的正式工作，他们觉得这点钱他们看不上，也不够用，因为他们的生活方式和用钱上的大手大脚，这点钱根本满足不了他们的生活。因此本书基于此，认为他们在消费取向上的奢靡化倾向已经定型，直接的一个后果就是在选择未来工作和职业发展上也基本上定型为“做生意”。
生意场上尔虞我诈、充满着各种诱惑和陷阱，他们一旦通过诚实劳动颗粒无收，就会在实用主义金钱观的驱使下，怀着一种不平衡的心态，为钱不择手段，不顾社会法律法规，从事违法犯罪的生意，男孩子可以坑蒙拐骗、盗窃抢劫贩毒，女孩子可以坐台、出台（卖淫），或者找一个有钱的老公。个案35把他们的这些行为作了一个精练而含蓄的概括：
（个案35）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在公司上过班，有没有做过销售工作，我话不想讲得太那个，很多时候，我要求别人帮忙或者办事情，就需要投其所好。使用各种手段，只要能够成功，不管黑道白道，对我来说都可以，但我对黑道白道，感觉非常模糊，因为都差不多。一件事情，能把它办成功，就可以了，不需要分得太清楚。
这种定型了的职业取向让他们很难重新回到主流社会中，更不容易在比较纯净的环境中好好“终身戒毒”、治疗“心瘾”。因为做生意是自由的，对于吸毒人群，他们只有通过做生意，才能找到自己在社会上生存的空间和位置，毕竟在中国的生意场，还有很多潜规则，有许多“乌七八糟”的灰色地带可以让他们去发挥和琢磨。
但我们不遗憾地看到，他们的这种自我发展完全定型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又一次把他们推进了火海。做生意谈何容易，他们在做生意过程中，接触大量社会上的不良人群，又一次重新浸泡在社会边缘的染缸里，一旦接触到了毒贩子和吸毒者，就会重蹈覆辙。
（3）成瘾习性驱使下的娱乐方式
吸毒人群的娱乐方式，主要以进档赌钱、蹦迪为主，没有更多的精神追求，他们的娱乐多半和他们的成瘾习性有关，这些常年习得的习性，积习难改，也成为他们娱乐的主要动力源。在这些习性的驱使下，他们在社会上寻找着他们的快乐。但这些快乐都是暂时的，他们在不同的场域中，重复着各种成瘾行为。
在此探讨的吸毒人群，更多的是吸食海洛因的吸毒者，他们的娱乐方式和吸食摇头丸的吸毒者还不完全相同。摇头丸群体更喜欢比较吵闹和刺激的环境，而吸食海洛因群体并不经常光顾这些场所。但他们和摇头丸群体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娱乐方式都是很容易让人痴迷和成瘾。
不管是赌博、网络游戏、网聊，都是很容易让人着迷的，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就是“时间过得比较快”、“人活得比较充实”、“比较好打发时间”。所以，他们在娱乐方式上产生的这种定型化，即对于可能导致成瘾的娱乐方式的喜好和参与，使他们依然徘徊在不良人群充斥的环境之中，如麻将档、棋牌室、网吧、桑拿、宾馆饭店等场所。
因此，吸毒人群自身生活方式的定型化作为一种已经固化的生活方式，与主流社会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格格不入，这种生活方式上的差别是所有吸毒者都没有意识到的，他们毫无自我意识地不断重复着他们的生活，无意识中和正常社会越来越远，成为一个边缘而且不为社会所理解的边缘人群。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中大量的反社会因素也成为社会对他们排斥的根源。
4.社会支持的缺乏导致社会关系的断裂
社会支持是指各种社会形态对社会弱势群体及社会生活有困难者所提供的无偿救助和服务。这种救助和服务既涉及家庭内外的供养和维系，也涉及各种正式与非正式的支持与帮助。它不仅仅是一种单向的关怀或帮助，在多数情形下是一种社会交换。吸毒人群的社会支持主要包括家庭支持与社会支持两类。课题组认为，家庭与社会支持的缺失是他们回归社会的另一障碍。
（1）家庭支持不足
家庭支持，也是一个动态的过程，由于吸毒者的吸毒行为给家庭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从定性资料来看，吸毒者的家庭状况普遍堪忧，很多家庭的房子被吸毒者采取或借或骗的方式变卖，家里的存款被吸毒者花光。家庭在经济上遭受巨大损失以后，家庭中的父母对子女的这些行为深恶痛绝，不再相信子女，时刻用怀疑和不信任的眼光来对待吸毒者，因此对待吸毒子女采取了不支持的态度或呈现关爱不足的现象。
客观地说，吸毒者给家庭造成的经济损失和心理上的伤害是由于毒瘾发作导致的，这种不惜一切代价疯狂获取毒品以减轻戒断症状的行为，是在病态人格的驱使下的病态行为。由于戒断症状的顽固和心理依赖的长期存在，他们靠自己的力量摆脱不了毒品，渴望周围的人伸出援助之手，家庭本应该首当其冲承担起这份责任，毕竟骨肉亲情是世间最真挚的情感，没有一个父母不爱自己的子女。
但由于毒品的特殊性，导致吸毒者屡次失信，父母在面对公安、面对周围人异样的眼光、面对戒毒付出的巨额金钱的时候，一次一次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和经济负担。他们在吸毒者一次一次的复吸中，逐渐从积极帮助到消极对待，最终走向了绝望。因此，这种绝望是一种相互的动态的过程。吸毒者希望家庭承担起对他们的接纳和关心，但谁又去关爱这些吸毒者的家庭呢？谁又愿意疗治吸毒家庭成员的伤痛呢？靠社会，但社会没有承担起这个责任。靠社区，更不现实。吸毒家庭中的成员只能在一次一次努力以后，绝望地选择离开吸毒者，极端地甚至断绝和吸毒者的来往和关系。他们只有通过这种办法，来保全自己。
父母把自己积蓄的怨气都讲了出来，我也能感受到他们心中的那种痛苦和无奈。他们面对自己的亲情又割舍不下，因此出现一些被动的排斥行为，对待孩子简单粗暴，造成了个案16所说的一种排斥。日久天长的日常互动中，家庭中父母的失望和对吸毒子女的绝望，势必会把这种情绪转移给吸毒子女。而这种对于吸毒子女的排斥（不支持），使吸毒者心中最后的心灵归属覆灭。最后的一点亲情转化成了仇恨和不良情绪，他们怎么可能走好？
很多吸毒者已经因为吸毒失去了另一半，他们唯一可以相依为命的就是他们的父母，但年迈的父母也在不远的十几年间会相继离开他们，他们的未来又会怎么样呢？这些都是未知数。
（2）社会支持缺乏
狭义的社会支持是相对于家庭支持而言的概念，为了便于研究，本书将狭义的社会支持分成社会救助和其他社会支持（社会救助以外的社会支持）两类。总体来看，吸毒人群的社会救助缺失，其他社会支持缺乏，这成为吸毒人群难以走出毒品世界的外部因素。
（2.1）社会救助：缺失
中国社会政策的目标，就是维护社会公正。社会保障政策、住房政策、医疗政策等政策是针对社会弱者的最基本的生存保护政策，其目标在于补偿、保障这些人群的基本生活需求。除此之外，针对弱势群体的补偿性社会保护政策还包括：对最低生活保障者及其家庭的医疗救助政策，对高龄老人、残疾者、特别是孤残儿童的特殊保护政策，对在岗社会弱者的特殊劳动保护政策，对实际尚未纳入城市社会保护体系的进城务工人员的特殊保护政策，以及针对农村社会弱者的符合国情的社会保护政策。
从这个社会保护政策来看，针对吸毒人群的任何补偿性保护政策缺失，就更谈不上社会保障（教育、医疗和住房）了。吸毒人群之所以难以走出毒品世界，一个非常客观的问题摆在这里，作为一个边缘弱势人群，他们最希望得到的最基本的社会救助都没有，社会保障更是没有涵盖他们。一个在身心上都处在病态的吸毒者，没有房子住，没有相应的医疗保障，没有一个良好的生存环境，他们当然焦虑万分，最后成为最无助的边缘人群。
他们为什么连社会救助都得不到？课题组认为，一方面和前面已经探讨过的社会（观念）排斥有关。从现实来看，一小部分立法者、公安机关和社会公众对吸毒人群存在一定程度的偏见与歧视，认为他们是自作自受，在道德伦理层面给他们判了死刑，使吸毒人群成为万人喊打的罪恶的象征。因此，怎么可以给这些无恶不赦的人社会救助呢？所以观念是引领社会的关键因素。对于一个群体的成见和排斥，导致这个群体始终不被社会所承认，就更谈不上被理解和关爱的问题了。长期存在的社会偏见与各种陈腐观念等非正式约束的存在，社会大众在观念上没有很好地接纳吸毒人群，因此我们的媒体和社会都不能推卸责任。诚然，媒体为无毒社会大声呼吁，作出了很多贡献。
但对于吸毒人群的有些近乎夸张的报道和宣传，在社会上引起了不少的恐慌。城市里的人只要听说“吸毒”，都会毛骨悚然、不寒而栗，未见其人便先出了一身冷汗。这种舆论导向带来的社会大众观念上的歧视与恐惧，在短期内很难改变。
另一方面，中国的社会救助体系存在问题。大量吸毒人群得不到正常的社会救助，与中国社会救助体系的不完善有关。本身比较弱势的吸毒人群，在绝望中得不到任何帮助，成为无助的绝望群体。
社会救助意指一种长期持续、以救困助危为目的的政府行为，是一种积极的减贫政策。陈良瑾认为，社会救助是国家和社会对无法定义务抚养人、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的老年人、残疾人、未成年人，或者因天灾人祸造成生活困难、不能完全保障基本生活的城镇无业居民和农村村民给予的接济和帮助。时正新和廖鸿以及张海鹰则认为，社会救助是在公民因各种原因导致难以维持最低生活水平时，由国家和社会按照法定的程序给予款物接济和服务，以使其生活得到基本保障的制度。
具体来看，中国社会救助体制的以下一些特征，决定了它对吸毒人群的社会救助无能为力：
首先，从范围、重要性和慷慨程度等指标来看，我国的社会救助体制基本是落后的、尚未发展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只覆盖了约3％的全国人口，开支只占GDP的0.12％。我国社会救助的开支明显偏低，城市低保水平被设定在维持最低生活水平上，政府发展社会救助计划的动力相形见绌。
其次，从政府的作用和项目结构看，我国社会救助体制是补缺型的。在我国的社会救助体制中，政府在承担主要责任的同时，也非常强调社会互助和自力更生，强调家庭的责任。
最后，在社会救助中，城乡的制度割裂非常明显，出现城乡割裂、公共和非公共部门割裂。我国社会救助体制的发展仍然未臻成熟。引用我们经常使用的一个官方语言来描述我国现有的社会救助体制也许更为恰当，这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救助体制”。
（2.2）其他社会支持：缺乏
社会支持与社会支持网研究在社会学界方兴未艾，十分流行。很多学者都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概念来解释一些社会问题。课题组对一部分吸毒个案进行了社会支持量表的测量，也正好涉及家庭、朋友等非社会救助方面的社会支持。我选取了个案37这位1987年出生的男性个案的社会支持量表，作为案例进行分析。之所以选择个案37，是因为他父母离婚、很小辍学，长期在社会上游荡，作为一个未成年的青少年，家庭和社会本应有责任对于未成年人进行社会支持，但他的答卷是令人失望的，他的答卷也从侧面反映出吸毒人群在社会支持上明显缺乏有效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