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阳楼——唯美的文化符号

对中国古典文学稍有了解的人,对岳阳楼应该都不会陌生。这座楼在古典文学中出现的身影不可谓不频繁,已然成为了一种文化意象和文化符号。然而它的频繁出现并未引起人们的反感,人们并不觉得有些哗众取宠。恰恰相反,它的每一次出现,都会给人焕然一新的感觉。

岳阳楼与文化有如此密切的联系,自然少不了历代文人的帮忙。其中影响最大的大概是北宋的范仲淹了。直到今天,许多人对岳阳楼的了解多是源自他的那篇《岳阳楼记》。文章中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已成为脍炙人口的名言。一篇《岳阳楼记》使得岳阳楼一下子名扬天下,并随同文章,传之不朽。

中国自古就有“地因人传,人因地传”的文化习惯。一些文人墨客或因贬谪,或因游历来到某地,触目伤怀,感慨于斯,而留下一些诗文,使得一些原本平淡无奇的地方烙上文化的印记,顿生风光。这样的例子实在太多,随手便可捻出些许。柳宗元谪居湖南永州作《永州八记》,使得永州与一颗伟大的文化灵魂联系在一起;张继一首《枫桥夜泊》延续了寒山寺的千年钟声。王维唱罢“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为中华文化增添了一个迷人的文化印记——阳关。崔颢作《黄鹤楼》而扬其名,苏轼写《放鹤亭记》而显其声。文人骚客们不经意的显露,便使得原本难登大雅之堂的建筑实体与文化产生割舍不断的联系。彼此相互依存,相互融合。

岳阳楼便是其中典范。



每当提起岳阳楼,总会让人不禁想起一些鲜活的文化生命。而这些文化生命中又有不少在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岳阳楼的文化厚度便一下子增加了。

我时常在想,究竟是什么使得岳阳楼拥有如此重要的文化地位,是上天的特意眷顾,还是文人的青睐。似乎都不能有足够的说服力。但不管怎样,岳阳楼终成为今天的岳阳楼,终究割舍不断与那些文化生命的联系。

究竟从谁说起呢?想了想,还是从唐代的张说开始吧。张说是开元年间的名相,帮助玄宗诛杀太平公主有功,被征拜为中书令,封燕国公。而且在文坛上也有很高的名气,是促成文风转变的关键人物。与许国公苏頲齐名,号称“燕许大手笔”。

这样身居高位的人本应身居京城,怎么会和地处偏远的岳州的岳阳楼牵扯到一起呢?更何况当时此楼并非叫“岳阳楼”,更没有后来的那般名气。我想张说自己也绝不会想到会和岳阳楼结下不解之缘。

通过以上所讲,熟悉中国贬官文化的人大概已窥知一二。是的,他被贬官了,贬到了岳州,也就是今天的湖南岳阳。一下子从高位上跌落下来,无论是谁都很难接受,但事已至此,懊恼已于事无补,还是收拾行李,到岳州上任吧。

谪居岳州的张说一度对政治心灰意冷,在任上也没有什么作为,但有一件事却值得大书特书。开元四年(公元716)年,张说修建了一座楼阁,楼高三层,建筑精美,取名“岳阳楼”,从此,岳阳楼之名沿用至今。一位政治失意者不经意的举动,却在中国文化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可以想象,岳阳楼建成后,张说时常会去楼上,手里还不忘拎个酒壶。人们对这位刺史大人的举动早已司空见惯,时不时还会向他打招呼。登上岳阳楼,凭栏远眺,面对烟波浩淼的洞庭湖,感觉整个身心都被包容其中,脑海中变得空白,忘记了一切。突然,不知何处传来大雁凄厉的叫声,顿时打破了内心的平静,不禁然的,眼角流下了泪水。

是的,如何能忘掉过去呢?如何能甘心此时的境地呢?想自己也是帮玄宗皇帝取得皇位的有功之人,怎能轻易就此在政坛上销声匿迹。回顾往昔的五十年人生岁月,怎不会有万千感慨。难道就此将在这里终老,他不甘心。不知过了多久,他喃喃道:“天色不早了,又喝了许多酒,还是回去吧。”只留下栏杆边上空空的酒壶。

虽然不能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不是还能写写诗吗?一心沉醉于政治,竟忘了自己还是个文人。张说的诗的确不错,尤其谪居岳州期间,诗风大变,更加深刻。新唐书说“既谪岳州,而诗益凄婉,人谓得江山助云”。我想,此时的江山已不在他的眼前,而在心里。

巴陵一望洞庭秋,日见孤峰水上浮。

问道神仙不可接,心随湖心共悠悠。

                  ——《送梁六自洞庭山》

梁六是张说的好友,潭州刺史梁知微,路经岳州入朝。看着好友入朝,心里自是欣慰,他深知远谪僻远之地的人有怎样的心境。同时,他又是多么羡慕友人。还朝,自己何日能还朝呢?岂止是神仙不可接,就连友人远去的舟帆已变得不可接了。而自己的心潮却如湖水一样,久久不能平静。宋人叶梦得曾评价此诗说“正在无所用意,猝然与景相遇 ,借以成章,不假绳削,故非常情能到”。讲的真好。

张说终究没有终老于岳州任上,他还是回到了帝都长安,回到了政治中心,再登宰相之位。但他已过了知天命的年龄,走完了人生的大半路程。然而玄宗朝才刚开始,伟大的盛唐时代才刚开始。再发挥一下余热吧,为了这个伟大时代。

动身之前,张说应该会到岳阳楼上坐坐,再看看美丽的君山,再望望迷人的洞庭湖。多藏一点这里的江山景色吧,此别即是永别。



张说是幸运的,他在有生之年赶上了盛唐,但又远离盛世后的灾难,他去世二十五年后发生了安史之乱。他虽遭贬谪,感伤的却是自己,无关这个国家,这个时代。而接下来的两位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他们满满的享受了整个盛世气象,同样也饱尝了盛世后的凄凉,老天爷似乎总是喜欢开这样的玩笑。

他们便是李白和杜甫。

对于这二位的出现,我想熟悉古典诗词的人应该不会感到惊讶,因为他们都有关于岳阳楼的诗作,都在那里留下了他们的生命行迹。丧乱之年,每一个生命脚步,都显得有些凌乱,行色都变得匆匆,却又没有明确的目的地,如孤蓬飘散,忽飞忽止。所幸,岳阳楼曾为两颗伟大的诗心提供了可以栖息的场所,虽然短暂,却刻骨铭心。

我们先说李白。

安史之乱中,李白为报效国家,投到永王李璘麾下,做其幕僚。然而不久后,太子李亨在灵武称帝,命永王率军返回成都侍奉他们的父皇。

李璘不听,还是率军东下江陵。天子的命令竟敢违抗,这无论如何是不能容忍的。李亨便派兵讨伐,很快双方就打了起来。

李白怎么也想不通,自己本是来报效国家的,为何就成为叛军了呢?政治风云的变幻莫测,使得李白这样的感性诗人有点吃不消。不久后,永王军队在镇江溃败,李白匆匆向西南逃亡。

逃至彭泽,他还是被抓了,关进浔阳监狱。李白深知自己的处境,但他还是想努力拯救一下自己。于是写诗给高位者乞求救助,他的妻子宗氏也四处奔走。最终,李白被免了死罪,流放夜郎.

阴历腊月,在一个风雪交加的日子,李白踏上了自己流放夜郎的征程。妻子宗氏和弟弟将他送了很长一段路,看着家人,想到在这样一个征人纷纷返家时候,自己却要离家别亲,心里万分悲痛。妻弟宗璟一直送他到乌江上船,李白心中感激,写下《窜夜郎于乌江留别宗十六璟》一诗作为留别。

走了有一年,朝廷突然传来赦令。这是怎么回事,难道君恩浩荡,皇上不怪罪他了。君恩浩荡不假,不过不是对他一人,而是恩被天下。原因是关中大旱,朝廷下令大赦天下,李白也在赦免范围内。

此时,李白正行至巫山一带,离流放地夜郎还很遥远。听到消息后,欣喜若狂,不能自已:“去国愁夜郎,投身窜荒谷。半道雪屯蒙,旷如鸟出笼。”我们可以感受到李白当时激动的心情。

他掉头返回,迫不及待要赶回去,于是乘船沿江东下,驶向江夏。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

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早发白帝城》

先前被流放时“我愁远谪夜郎去,何日金鸡放赦回”的绝望与无助早已不见踪影,希望的火焰在他心里重新燃烧。

返回途中路过岳州,遇到两位故人。一位是中书舍人贾至,现谪居岳州。另一位是自己的族叔刑部侍郎李晔,贬官岭南,途经岳州。真可谓同是天涯沦落人啊,三人相见,互诉衷肠,难免会有一番苦笑吧。

虽然彼此境遇都很不好,但亲人故友能在这僻远之地相聚,多少也是一种慰藉。

来岳州是不能不登岳阳楼的。自开元中张说建岳阳楼已四十余年,岳阳楼也已名声在外。选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携友人共登岳阳楼。站在楼上,洞庭景色,巴陵胜状,尽收眼底。

楼观岳阳尽,川迥洞庭开。

雁引愁心去,山衔好月来。

云间连下榻,天上接行杯。

醉后凉风起,吹人舞袖回。

——《与夏十二登岳阳楼》

好一个“雁引愁心去,山衔好月来”,丝毫不掩饰内心的喜悦之情,此刻的他真有些飘飘然了。

当然,李白并非一个醉生梦死,得过且过的人。他知道此时的大唐正处多事之秋,安史叛军还在作乱。此次赦还,他还想再为国家做点事。

他不是一个悲情的人,并非没有悲情的时候。他也曾彷徨,也曾苦闷过。虽遇赦还,却难逃孤独之感,他现在最需要朋友,需要一个可以休息的地方。我们还对他苛求什么呢?此时的李白已五十九岁,他可以追逐的生命只剩三年。

李白的一生都在游历,大唐江山,他走遍了大半。名胜古迹、亭台楼阁凭览无数,然而能带给他心灵慰藉的又有几处。岳阳楼不期然地为一颗伟大诗心提供栖息之所,在当时或许毫不在意,却在后世泛起阵阵涟漪。

谁也没有想到,几年后,另一位大诗人杜甫也登上岳阳楼,他带给人的是不一样的感觉。

这是一种严肃的而又宏大的生命所体现出的特有的感觉,大概只有杜甫才有。

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

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

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

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

    ——杜甫《登岳阳楼》

每当读完这首诗,我的脑海里总会浮现出这样的情景:一个年老而又瘦弱的身躯沿着扶手一步一步地攀爬,楼虽不高,但他却显得很吃力,到达顶楼后他不得不靠着栏杆深深地喘息。待恢复体力后,他走到楼外,扶栏远眺。此时,楼外正寒风呼啸。

现在已是岁暮时分,冰冷的寒气为洞庭湖披上了一层朦胧的面纱,更易引起人内心的怅惘。作为诗人,面对此番情景,不免会有一番感慨。然而,他是杜甫,他的心里始终装有这个国家、社会还有人民。有了如此宏大的价值思考,即便是简单的吟风弄月,都会显得大气蓬勃。

此时此刻的杜甫,用“孤苦无依”四个字概括再合适不过。从正月离开夔州乘舟出三峡,经江陵,过公安,直到岁暮抵达岳阳,整整一年,他都在波涛汹涌的长江上的一叶孤舟中度过。而所有这些,都被凝结为一句“老病有孤舟”,个中酸楚,又有几人能知。

事实上,他也并不需要别人知道他的酸楚,他早已习惯了这样的生命状态,他的一生不都是这样过来的吗?无人赏识,无人关注,可他却从未改变那颗博大的心,现实的遭遇也没有扭曲他的文化灵魂,杜甫依然是杜甫。

楼外的风依然在呼啸,吹到脸上刺骨的疼。然而,他的心反倒渐渐平静。他开始追忆自己的一生。从青年时“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的壮游生涯,到“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羹与冷炙,到处潜悲辛”的困居长安生活。再到“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的战乱流离,直至今日登上岳阳楼,也只是漂泊生涯短暂的一次落脚。他突然发现自己竟是一位流浪汉,一生都在漂泊流浪。这样想着,他的嘴角露出了苦笑。但他开始又困惑,自己究竟要去哪呢?一直以来不断追逐的又是什么呢?没人给他回答。

他想到自己的好友李白和贾至都登上过岳阳楼,他们都有自己的辛酸历程,却都在这得到了慰藉。这样想着,他突然产生一种莫名的归属感,他心里涌现一股暖流,他暂时忘却了现实,沉浸在这梦一般的感觉中。

然而,是梦,终究会醒的。回归现实的他还是那么忧愁。他一想到现在依然兵荒马乱,战争频繁,百姓流离失所,便痛苦不堪。可他又能怎样,除了放声一哭,还能做什么呢?

在这冰天雪地之间,唯有岳阳楼在静静倾听一位失意的诗人的哭泣。它见过太多失意者的面容,听过太多这样的哭泣或哀怨。它理解这些人的感受,却从不宽慰他们。就像一位母亲将失意而归的儿女搂入怀中,抚摸着他们,听他们讲述自己的委屈。她虽然一言不发,但儿女们却渐渐释怀,融入她的博爱与包容中。

当然,岳阳楼并不知道曾在它这里哭泣或哀怨的是谁,但历史会记住,岳阳楼曾为一颗颗孤独无助的心提供栖息之所。而他们不只是杜甫和李白。



当大唐的背影还没有完全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历史却又急匆匆地走过了一个时代。曾经的家国忧思、凭轩而泣早已成为岳阳楼历史的记忆。历经三百年的沧桑岁月,跨过三个时代,岳阳楼已变得老态龙钟,它需要焕发新的生机。

北宋庆历年间,一个失意的官员从京城来到岳州述职。他算得上是一位好官,虽遭贬谪,却勤于政事,在任上颇有一番政绩。如扩建学校、修建堤坝,还有就是重修岳阳楼。他叫滕子京,一个让人不甚了解,却终将留名青史的名字。事实上,勤政为民、政绩突出的地方官员不在少数,但要想因此留名青史又谈何容易。然而,滕子京做到了,因为一篇文章。“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仅仅几句话,而且只是稍稍带过,却已造成滔天之势。这样的宣传效果,即便是当今,恐怕是任何传播媒介都无法达到的吧。有时,一篇文章的作用,抵得上千军万马。

让人意外的是,范仲淹写下这千古至文,并非是站在岳阳楼上面对“浩浩汤汤,横无际涯”的洞庭胜景的有感而发。而是面对一幅《洞庭晚秋图》加上自己的想象而写成此文。《岳阳楼记》一出,岳阳楼才真正达到辉煌的顶点。此后,它不再是一座简单的建筑实体,而是一个文化印记、文化符号。每当人们提起岳阳楼,就会引起天下兴亡、家国忧思的宏大思考;就会在脑海中产生唯美的文化意象。所有这些,都是《岳阳楼记》带来的文化效应,这大概也在范仲淹的意料之外吧,而这种效应仍将在后世发挥着余热。

在岳阳楼中现放着两块《岳阳楼记》的碑刻,这两块碑刻无论从材质还是书体,甚至字的大小和形状都一模一样。然而这并不是其中一个简单的复制品,而是两块相同却又不同的碑刻。关于这点,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值得一说。

清乾隆年间有一位大书法家叫张照,他曾书写一块《岳阳楼记》的碑刻放于岳阳楼中,其书法、雕刻,加之上乘的木质,称得上是世间佳品。后来,当地来了一位喜欢书法的县官,为了使自己的名垂青史,仿照张照的原作,重抄了一份《岳阳楼记》。其模仿之像,足以达到乱真的地步。刻好后,县官便把张照的《岳阳楼记》换下,放上自己的作品。他并未将张照的《岳阳楼记》就地销毁,而是企图用船运到别处。不料船至洞庭湖中,风雨大作,掀翻了小船,县官与碑刻均落入水中。县官被淹死了,而张照手书的《岳阳楼记》却在后来的洞庭湖清淤中被人们捞起,再次挂在岳阳楼中。而县官的伪作却因其艺术价值而被人们保留下来。

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十分有趣的文化现象。县官也算得上是一个文人,对于他的做法,不可简单地用道德标准来批判他,毕竟他也没做什么伤天害理之事。只因《岳阳楼记》太有名,他知道只要稍微与此沾点关系,便能留名于后世,所以不惜做一回“文化盗贼”。如果范仲淹泉下得知自己的一篇文章会给后人带来如此麻烦,也许会诚挚地说一句:“抱歉”!



文章至尾,可再稍稍交代一下岳阳楼的前世今生。

岳阳楼的源头最早可追溯自三国时。赤壁之战后,孙刘两家由联盟转为对峙状态。东吴的鲁肃为了对抗驻守荆州的关羽,率一万精兵在洞庭湖操练。与此同时,鲁肃扩建了洞庭湖滨的巴蜀城,并在西门城墙上修建了一座阅兵台,时称阅军楼。这便是岳阳楼的前身。当时的鲁肃怎么也不会想到这样一座严肃的满含军事意味的楼台,竟会在后世成为一种无比柔美的文化意象和文化符号。

当然,此时的岳阳楼还只是一座普通的阅兵台,不仅没有文化名气,甚至没有“岳阳”之名。直到南朝宋元嘉年间,中书侍郎、大诗人颜延之路经巴蜀作《始安郡还都与张湘州登巴陵城楼作》诗,诗中有“清雰霁岳阳,曾晖薄澜澳”之句,“岳阳”才首次见于诗文。

到了唐代,张说便是在鲁肃的阅军楼遗址上兴建的岳阳楼。这是“岳阳楼”的开始。在此后的一千多年间,岳阳楼屡有毁建,位置也多有变迁,但终究在历史的演变中延续下来。

如今的岳阳楼为清光绪年间修建的,实际历史只有一百多年,然而它在中国人心中已伫存了不下千年。在历史的变迁与文化重塑中,岳阳楼已不单单作为建筑实体存留于世,它早已成为了一种文化符号。现实的存在只不过为了满足人们对文化的寻找。如果没有现实的存在,那么,当人们读到那一篇篇优美的诗文,突然萌发对文化印记的追寻时,将会怎样的扼腕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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