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主任跟人聊天，说起“百宝箱”的时候啧啧称赞，说在镇上她是八卦通，在学校里她又是个记忆力超强的人。杨主任要填一份资料，需要写出2016年学校老师的任课表，可是找来找去找不到原稿了。结果还是“百宝箱”帮他凭着记忆写了出来！
被杨主任称为“百宝箱”的，就是桂秋。
刚开始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桂秋叫桂秋。我只知道她是个家长，她原先还有一个女儿叫小琪。她每次把小琪送到班里来，都会热情地跟我打招呼：“老师好！”好像来上学的是她自己，不是她的女儿。
桂秋的爱人，是单军。上学的时候因为他仰慕他的同班同学我的闺蜜阿荣，我才认识他。
阿荣有一双清澈明亮的大眼睛，长长的头发垂下来，梳成一条大辫子，常常穿着洁白的连衣裙，走在一群同学中真的特别素雅。
一天，阿荣告诉我她的烦恼：她不喜欢单军的骚扰，只想好好读书。说完，给我看了张信笺，一看署名果然是单军。单军长得又矮又胖，嘴也大大的，感觉和人不够协调。我说：荣，以后我们看见他一次就骂一次，谁让他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阿荣说：不想说名字，用什么代替好呢？
我灵机一动：癞蛤蟆，癞蛤蟆。我骂到他不敢再找你去！
从此，最少有两个月时间，我只要在楼上的教室一看见单军远远走来就会偷偷地小声地说一声“癞蛤蟆”，也许是那难听的绰号会传递得有力，那个走过窗下的男生总会一抬头，吓得我们赶紧躲开。
那个秘密的咒骂，持续到阿荣告诉我单军没有再写过第二张纸条，他的第一封情书也是泥牛入海。单老师是个胆小的人，本来他和我曾经是同事，但是他才来了几天就申请调到偏僻的村小去了。用他的话说就是：这里的孩子太多了，上课都怕！
他那么胆小，怪不得他后来都不敢找阿荣了。阿荣和他同一年毕业分配到镇里村小，后来远嫁云南，不过幸好他后来遇到了桂秋。知道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我还觉得他们挺般配。
桂秋最先让记住的是她热情的笑容，她的笑声会让你想到清爽山泉水，会让你感觉天都是晴朗的。她几十年如一日的都是梳着齐耳的短发，就像六七十年代的故事中的妇女的形象，总是那么朴素。我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是她和单老师带女儿来学校，他们俩的女儿长得比他们俩都好看很多：一头短发下，小脸圆圆的，好看的眼眉，小巧可爱的小嘴角总是微微上扬。她总是很乖巧，读书也好听，写得一手娟秀的好字。我教她的那几年，从来不用为她操一点点心。
那件事情发生在后来，消息传来的时候把我们都吓了一大跳。
一个秋天的假日下午，一群孩子到山上去玩，雨后的山路有些泥泞。回来的路上，一个小女孩踩到泥里，鞋子弄脏了。小女孩爱干净，到半山腰的湖边去洗脚，结果滑落水中。孩子们奔跑回来，等到大人赶上山去，小女孩已经没了气息。那个小女孩，就是桂秋那个谁见了都夸她乖巧的小琪。
悲伤的惋惜笼罩在小镇上空，久久也挥之不散。很久很久，镇上的家家户户都限制小孩不能去山上玩；很久很久，镇上大大小小的街道和小巷都看不到桂秋的身影了。她，之前可是我们这里的小镇通，小镇上要是有什么事情她都知道，比如谁家来了什么人，谁家的夫妻吵了家，她都可以清清楚楚地说出来。因为，她喜欢在镇子上来来往往，带娃逛逛啦，遇见谁都可以自来熟，家长里短鸡毛蒜皮的聊。
小镇上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街上的房子，是一家连着一家的，一家与一家的距离很近，近得可以闻到隔壁的菜香，可以听到隔壁妈妈骂小孩，还可以打开窗户吹哨就可以一群人聚集到街上来，七嘴八舌地聊八卦。可是，不管人们怎么玩，真的有很长一段时间时间，桂秋很少出门了。准确地说，是桂秋和单老师都很少出门了，以前他们会带着一儿一女热热闹闹地散步。那段时间，听说他们都住到了学校，躲在一个地方用工作来疗伤，听了让人的像被什么爪子抓了一下似的生疼。
等我再见到桂秋的时候，是两年后她的儿子上学来了。我看见她把儿子送到学校门口，把书包从电动车上取下来给孩子背上。她还是热情地教她的孩子向我问好，不同的是她的容颜苍老了许多，额头上有了许多白发。岁月不饶人，会把一个个孩子塑造成大人，会把一个个青年变得越来越成熟稳重。
桂秋的笑容依旧温和，只是和以前有点不一样，经历了风雨的打磨，带着一丝淡淡的忧伤，又有了人生积淀的稳重。
时间是疗伤最好的工具，虽然它是无形的，不可触摸的。
经过岁月的更迭 ，小镇也在悄悄起变化。文化生活的兴起，一改以前小镇一天黑就安静的样子。广场舞团队悄悄地组成并日益壮大，气排球场的灯光天一黑就亮起来，还有在篮球比赛的影响下已经捧出一个网红球场。小镇的夜生活是丰富的，全民健身运动让夜晚的小镇熠熠生辉。
桂秋是每日气排球比赛的成员，不过以她的球艺她不怎么有份上场，不过她也很乐意做计分员。她的记忆力很好，不用本子，也可以把两方的得分记得一清二楚。她一有空就和大叔大婶聊，八卦一下花边新闻。家长里短。
听说学校里有个女孩家庭发生了变故，可是去问谁都不好，问桂秋就好了。她会把事情的来龙去脉给说你得清清楚楚。
女孩的爸爸倒是个老实人，爱妻狂，能挣钱，还家里什么活都打理得妥妥当当，老婆大人的什么都不用操心，只管抓钱。
可是这女孩的妈妈在无聊的日子里结交了一些不好的牌友，一来二去，就欠下五六十万的赌债。被追得没了办法就逃，连家里人都不知道她在哪里。都说：去问问桂秋吧！她可能知道。
夜幕降临，“球场”上的灯准时亮起，球场加个双引号的帽子是因为它其实不是真正的球场。那片地在白天是个农贸市场，晚上没有人摆卖农产品了，市场附近的人们就自发地把它变成球场，往场子中间拉一个网，地上也不画线，灯光是从家里拉出来的，那种超级亮的LED。
刘老三也来到球场边，这可很少见，因为一般都是在某个打牌的地方才会见他的。他在球场边看了看，冷不丁对桂秋来一句：花妈没来打球？
桂秋的回答是：不知道，很久没有见过了。
“真不知道？”
“真不知道！我不知道的多了。”桂秋根本就不想和他多说话，所以语气不太好。
刘老三看了看打球的人们，也不好发作，走了。
第二天早上，小镇上发生了一件轰动全城的事。那个女孩家的门板上被人用血红色的油漆画上了“欠债还钱”的字样，扎人眼睛。世界上，文字的组合就是奇怪，组合得好能给人带来幸福快乐，组合得怪异则令人感到恐惧悲伤。那几个奇怪的丑陋的带着邪气的字，着实吓着了许多人，他们奔走相告，都不要靠近。
只有桂秋，放学后一如既往地把小女孩送回家，她微笑着，牵着小女孩的手走过来，好像什么都没有看见一样。
有一年冬天，天气奇冷，大雪纷飞，把人们回家过年的路都封住了。许多年没有见面的阿荣却回来了，在大雪之前回来的。如果不是因为一场大雪把她留在娘家，我都见不到她。
她瘦了好多，当年远嫁的时候，走得急都来不及和我说一声告别。那几年，她和一位笔友文字传情，笔友是个多才英俊的军官，占据了一个壮妹的整颗心。结婚那年，年轻军官转业到了地方，并把在乡村小学里的阿荣老师调了过去，跨省调动，在我们这个小地方从没见过。
她走的那年，我去小学校看过她，她吃着药，她说是乙肝病毒携带。
阿荣走后好多年，单老师的孩子都上学了。听说她过得不太幸福，她的病时好时坏，常年吃药，结婚多年但还是没有孩子。丈夫对她倒还好，只是公务繁忙也很少能和她在一起。
多年以后闺蜜相遇，我们都感叹时光飞逝，容颜易老。我问她：还记得当年被我们骂的单军吗？
她说：记得啊！桂秋老师那时候和我在一个学校，她人挺好的，待人热情大方又细心。
原来，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也不是很大，有缘认识的话，来来去去还像一个圈子。
过了年，阿荣去了Y省的家。日子继续过着，很快就开学了。
幼儿园老师经常在我们这里举行教研活动，桂秋是其中一员。我常常看见她来学习，一见面就打招呼，她依旧是面带笑容地和我聊上几句。我就想起那个总是喊我“学姐”的单老师，他的家里有个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