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由凯恩斯开创的现代宏观经济学
凯恩斯的传世之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是在２０世纪２０年代末到３０年代世界性的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爆发时出版发表的。当时，经济理论比之亚当·斯密年代，虽然已经有了长足的进展，但是，对于萧条、复苏、高涨、危机四步曲形成的经济周期危机，却仍旧显得那么无能为力。经济学，特别是新古典经济学，在经济大危机的严峻事实面前受到前所未有的严重挑战。
凯恩斯是一个非常敢于进行理论创新的经济学家。
他创建的宏观经济理论，建立在他从大量经验事实中归纳出的三个“基本的心理因素”，即：“消费倾向”，“对资本资产未来收益的预期”和“现金流动偏好”。
从理论构建的框架上分析，三个“基本的心理因素”，是针对经济活动中的个人和厂商而言的。但是，他没有纠缠于微观方面的理论奠基，而直接从经济统计的总量出发，把一国一个时期内（一般是一年）的产品用途分成两类。一类是人们用于消费的产品，对应于这类产品的需求被称作消费需求；另一类是人们用于再生产的产品，对应于这类产品的需求被称为投资需求。
“消费倾向”的心理因素决定了人们对于消费产品的需求。凯恩斯认为，随着人们收入的增加，用于增加消费的那部分需求逐渐减缓。所以，一国经济总量中被用于消费的部分，必将随着一国经济总产出的不断增加，份额不断下降，从而，总产品中不能被消费吸收而被“强制”储蓄的份额和绝对值都不断增加。这就引起了消费需求不足。
而“对资本的未来收益预期”的心理因素决定于“资本的边际效率”。由于不断增加的“强制”储蓄部分，被转化成越来越大规模的投资，导致资本边际生产力不断递减。资本边际效益的不断下降，必然引起实物利息率的下降。它同“现金流动偏好”一起，加上一国货币的存量，三者综合作用同时决定了货币的利息率。而正是资本的实物利息率决定了厂商对于投资的需求，而货币的票面利息率又决定了人们愿意提供出来的承载资本投资周转的货币数量。实物利息率的降低减少了资本家对于投资的需求，而票面利息率的降低减少了用于承载资本投资周转的货币数量。两者的共同作用，就使得投资需求不足。
就是这样，凯恩斯得到了结论：当随着生产规模的持续扩大，被用于消费部分的产品由于必然出现的消费需求不足而无法被完全消费。而这些产品被“强制”储蓄后，转而形成被用于再生产的投资部分，也由于投资需求不足而无法用去。两者的共同作用，无法使得生产规模达到它本应有的规模。从而，经济运行一般地总均衡于社会总生产能力的下方。
用最精炼的话概括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的精髓就是：经济均衡总量由“被动”储蓄量等于“主动”投资量瞬间的那一个值决定。均衡总量是一系列可能的点，而新古典经济假定的充分就业仅是所有可能均衡位置的上极限。从而一般地，经济均衡总停留在非充分就业状态上。
这就是说，市场经济机制的自行运转，必然使得社会经济在未达到新古典经济学所论证的充分就业均衡之前，就形成了生产供给相对过剩，而有效需求相对不足的尬尴均衡，导致大量失业存在。从而，凯恩斯得出结论，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机制无法让经济自动调节恢复到充分就业的均衡状态。
凯恩斯论述的均衡从实质上来说，是在让市场机制自行充分发挥作用的情况下，自动运行的必然结果，然而，那却是一种不能令人满意的结果。所以，他得出结论，仅依靠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导引，无法解决总需求不足导致的生产停滞和工人受苦。但他却认为，可用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发挥作用，来校正因总需求不足导致的生产发展停滞和工人受苦。两者的结合，就形成了当代世界上最为流行的经济模式：“混合经济”。
混合经济的特点是：日常生产和消费的决策大都仍由个人和厂商自由做出，然而在经济稳定、收入再分配、公共消费、环境保护等方面的经济决策由政府来掌握和实施。这就是所谓的用政府“校正”市场的“失效”。
那么，又如何解释经济危机周期律呢？可采用乘数—加速数原理。
用上凯恩斯自己叙述的乘数原理，可以说明一定投资数量通过乘数作用而引发的总收入和就业水平的变化，但它并没有说明收入及消费水平的变化又如何会反过来引起投资水平的变化。而萨缪尔森提出的乘数—加速数模型表明，上述的两个因素可以也应该同时地加以考虑，加上时滞作用的话，就能够完全一致地说明经济累积性的扩张与紧缩相交替过程。
然而用现代的理性预期理论的观点来看，随机的大数行为将会扑灭任何经济扰动的起源。故此， 乘数—加速数导致的经济周期运行只是生产主体与消费主体于“不完全信息”经济环境中产生的特例。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迅速变成了西方国家制订经济政策的依据。但是，实施了这些经济政策后，各国通货膨胀问题都开始抬头。当时，经济学者都以过度需求来解释通货膨胀。根据“通货膨胀缺口”和“通货紧缩缺口”模型，认为前者是由需求过度造成的，后者是由需求不足引起的，从而，通货膨胀与工人失业两种现象不可能同时发生。
然而，问题并不如此简单，在这些国家里真实出现的是：一方面，失业人数持续地增加；另一方面，物价也在持续地爬行上升。问题严重以至于经济学界发明了一个专有名词以定义这种经济现象——“滞胀”。于是，通货膨胀和失业不再是一个简单的二者居一的选择问题，而成了对凯恩斯经济理论的严峻考验。
在这一问题上，各种经济流派的解释莫衷一是，其中较为著名的有以下四种。有用菲利普斯发现的菲利普斯曲线，即失业率与通货膨胀互为替代的关系来解释。而以弗里德曼为首的货币主义者却用经济运行中存在着固有的“自然失业率”，在短期中它可随着物价的上升和下降，来回徘徊就形成了失业与通货膨胀互换现象。但是，理性预期学派却更加顽固地认为，由于人们在理性地理解经济信息后，估计到各种政策的后果，甚至连暂时的产量上升和失业率下降也不可能，从而，货币政策运行的结果仅是徒然地引起物价的持续上涨。还有的用“刚”性工资或“粘”性工资导致产品成本的持续上涨来解释“滞胀”现象。
同时，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也在逻辑上接受严格的检验。因为，他所归纳出的有关微观方面的三个“基本的心理因素”，即：“消费倾向”、“对资本资产未来收益的预期”和“现金流动偏好”，与现代最成熟的微观经济理论——新古典经济理论，只有在“对资本资产未来收益的预期”相符，即资本的边际生产率不断递减能在新古典经济理论中看到踪迹。但是，“随着收入增多，消费递减倾向”却无法在新古典经济理论中得到说明。针对“现金流动偏好”来说，由于新古典经济理论体系本身并不需要货币的存在，所以，它根本无法与之产生联系。这就是人们现在认识到的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的微观基石问题。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体系以剩余价值为逻辑始点，以资本家的本性就是不断地增加资本积累为线索，通过再生产的不断循环，最终得出工人工资相对和绝对降低，而资本扩展达到某个极限后也停止增长，资本主义经济体制达到了它所容纳的生产力发展极限的结论。而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体系则以三个基本心理因素，尤其第一个“消费倾向”心理因素，与马克思指出的资本家本性就是积累，是两支笔写的同一句话，同样可得到了工人工资相对和绝对降低，而资本扩展达到某个极限后也停止增长，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同样达到它所容纳的生产力发展极限的结论。从静态的均衡角度，长久的经济趋势，两者异途同归。
面对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顽症，两位伟人开出的药方就完全不同了。马克思认为，这种顽症，是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不平等引起的，只有用社会革命的方式，建立新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制度，才能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道路。从今日的眼光看，这是取向“平等”。而凯恩斯认为，可以在资本主义体制内部，运用政府“看得见的手”进行内部改良，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道路。从现时的目光看，这是取向“效率”。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是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因素而挽救了资本主义机制。而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也用资本家的“血性冲动”，实质是科学技术的进步作用，来解释有效需求的扩大，从而致使资本主义经济得以不断发展的过程。
因为，依照熊彼特的“创新”理论，资本的重组与创新，实质是科学技术发展而形成的生产力扩大，通过资本的人格化代表——资本家的攒钱动机，促进社会再生产资本的新投入，扩大了对资本的需求。而投入再生产的资本，必须要与劳动相配合，故而带动了劳动的新投入，使得就业人数增长。又由于就业人数增加，工人的工资收入增多转而扩大了消费需求。这样，从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两方面同时扩大了社会有效需求，故而导致总产出的扩大，容纳了生产力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