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典籍浩如烟海，常使初学者不得其门而入。
黄仁宇老先生倡导“大历史”，主张从技术的角度，利用归纳法将现有史料高度压缩，先构成一个简明而前后连贯的纳领，然后在与欧美史比较的基础上加以研究。
本书从技术的角度分析中国历史的进程，并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简明扼要地讲述了中国的历史。
着眼于现代型的经济体制如何为传统社会所不容，以及是何契机使其在中国土地上落脚？
中国的历史太复杂太浩瀚，本文只是在精简压缩过的黄仁宇老先生的《中国大历史》基础上，做粗略的论述、摘要和分享。以时间为线索，摘要了一部分非常熟的历史记录和剖析，漫谈《中国大历史》。
01 先秦和秦
现如今考古仍旧无法证明夏代以前的历史纪录是否确实存在，有甲骨文、殷墟遗址佐证的商朝成了叙述中国历史的起点（新近发现的三星堆遗址待佐证归属）。
商朝之所以成为一“朝代”，因为出土的数以十万计的甲骨文中有明确的记载，其王室谱系也都保存无缺。商朝的王位基本遵循兄终弟及，到周朝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父传子的世袭。值得一提的是，商朝的贵族妇女享有相当的自由，几百年甚至几千年后的中国妇女仍不能望其项背。
商朝被以西安为中心的黄土地带的周武王东征并取代后，周朝创建了封建制度，以世袭贵族掌控地方政府，统治达800年，给中华大地留下了永久的影响。其中，包括西周和东周，以周平王东迁为分割线。东周时间包括春秋和战国，而战国的百家争鸣，实则不过约二十家。
秦始皇大一统之前，中华大地上部落或者说小国甚多。商周时期，并非大一统，而是多附庸国，并尊商王和周王为宗主，并受其仲裁和向其进贡。其中，周朝按照周公的封建制度做了更细致的诸侯疆域划分。
传说周武王横渡黄河灭商的时候，有八百个以上的附庸参与他的征伐。而春秋时代，记录有一百七十个国家的名录，诸侯互相吞并时楚一国就兼并了四十余国。这样的兼并在春秋战国时期不断地发生并继续着，直至最后所有土地归一人（秦始皇）所管辖。
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战争连绵不断，说是血腥的修罗场也不为过。正是在这种螺旋式的大规模的如绞肉机一般的螺旋式发展下，使得中国至此大一统。
中国自秦始皇以来的历朝历代，一直是中央集权的，历朝历代的官僚从未失去过对城市的掌控。不像西方欧洲，自罗马帝国后再无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帝国，且日耳曼民族攻占欧洲后也不擅长御人治国，反倒变得有点像中国的商周时期。欧洲封建诸侯无力像中国一样完全掌控城市，自中世纪后慢慢产生了自由、民主、政治权力的三权分立等。
黄土地上的纤细的黄土、季候风、黄河是影响中国命运的三大因素。它们间接或者直接地促使中国要采取中央集权式的、农业形态的官僚体系。黄老先生眼中，地理环境对历史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其中，很有意思的一点是，中国15英寸等雨线（381毫米等降水线）。这是全国地理上东北至西南的一条线，亦可以说是自秦朝以来的一条国防线（抵御游牧民族）。当中的一段与长城大致符合（东北至内蒙陕西）。
线之以北，经年雨量不及15英寸，无法经营农业，只有游牧民族才能生存。线之以南，平均每年至少十五英寸的雨量是常态，雨水丰沛，土地肥沃，早早进入了农耕文明。等雨线在地理上也构成一个注定着中国农业社会的官僚机构必须置身于一个强有力的中央体系之下的因素。
02 第一帝国阶段
秦朝大一统后，其意识形态是法家思想而非儒家，自汉武帝时才“废百家，独崇儒术”。封建皇朝自始自终都缺乏一种司法体系，是因为儒家思想对中华大地2000多年的影响。封建儒家法律使法律不离家族观念，将法律与情感及纪律混淆，法律中掺杂了情感才变得不纯粹。
自汉武帝后，奠定了中央集权官僚体制运作的理论与方法，承袭了秦朝所遗留的宽阔又均匀的基层，而且是以灵活的手腕避免类似秦朝的过于极端，进而成为中国整个帝制时期的楷模。
汉朝慢慢地被外戚掌权，直至王莽篡位建立新朝。王莽是汉朝皇太后的侄子，因将自己女儿嫁给皇帝而成了皇后的父亲。从最初的外戚辅政，到公元9年即皇帝位，至公元25年终，称新朝。
汉朝末年，至隋朝再次统一中国的三个半世纪中，中国恍若进入了第二个春秋战国时代。
魏蜀吴三国鼎立时期，魏将司马昭，从万山之中，人迹不到之处行军，以奇袭的方式突破蜀汉的后门，而攻占蜀国。司马家效仿曹家，作为原本曹家的家臣，逼曹魏最后一个皇帝行禅让礼，做天命转移，成立晋朝。晋朝因内战和外敌而分裂，原本大一统的广袤土地变得只剩下华南地区，史称东晋。
北魏拓跋氏推行的“均田制及其所有制”（即土地所有权归皇帝，农民只有使用权，并且老免及身没时归还政府；米麦外耕田属于自己可继承和买卖），这可以说是中国划时代的里程碑，为中国重新创造了一个均匀的农村组织，而这也正是大帝国立足的基础。配以相应的地方官僚组织，大多数的小自耕农都被纳入交税和征兵的序列。
隋朝一统后，和汉朝在官制上最大的不同就是地方官是由中央政府派遣，不再征辟（皇帝征聘社会知名人士到朝廷充任要职）任命。科举制在此形成，打破了过去世族在政府的垄断。
03 第二帝国阶段
唐朝是中国最具世界主义色彩的朝代。一千年前的长安城，其面积为今日西安市的八倍。
唐朝最威望的时候，长安城内有叙利亚人、阿拉伯人、波斯人、土蕃人等来此定居，更别说高丽和日本。其中对中国唐朝最热忱的当属日本，也是自唐朝后日本的文化和文物都深具中国大陆色彩，从铜币、发式、围棋再到室内设计等。
唐朝的中央政府的一大特色是“三省分工”，尚书省总览六部，执行经常业务；中书省可视为设计厅，主持重要的敕诏起草及有关制度的变更；门下省则可视为一种复核机关，审查各种公文，更正错误，有时提议政务上的调查。举个简单但不那么合适的比喻，就像是想在西方国家的“三权分立：行政、国会、最高法院”。
安禄山之变，是武后辞世50年后的事情了，这时已到唐朝命运的中途。一种说法是，李隆基疼爱的妃子之从兄杨国忠被任命为相，并时常说安禄山必反，说来说去逼得安禄山不得不反。作为混血和蕃将出身的安禄山，深得李隆基器重，封将后同时又兼得三个地方节度使，总揽境内文武诸事，辖区和权力不断扩张。反叛之时，自北京附近攻向长安并威胁到皇宫。自此李隆基带杨贵妃等所谓六宫者逃往四川，路上护驾士兵叛变，首先杀死了杨国忠，而后逼迫唐玄宗李隆基赐死杨贵妃，玄宗别无他法只能让杨贵妃被溢死。
唐朝结束后，西安也再没有成为过中国的国都。此后，中国的重心已经移至东边，经济条件、水路交通、土地肥沃之处。
唐朝的灭亡不是由于道德败坏，也不是纪律废弛，而是立国之初的组织结构未能因时变化，官僚以形式为主的管制无法做出适当的调整，以致末年地方分权军阀割据（帝国制度逐渐僵化）。
公元960年宋代兴起，中国好像进入了现代，一种物质文化由此展开。货币之流通，较前普及。火药之发明，火焰器之使用，航海用之指南针，天文时钟，鼓风炉，水力纺织机，船只使用不漏水舱壁等，都于宋代出现。在11、12世纪内，中国大城市里的生活程度可以与世界上任何其他城市比较而不逊色。
宋朝神宗时王安石虽提倡新法，企图以类现代的金融管制方式管理国事（其中一项：借信用贷款刺激经济增长，完全是现代人的视角），实乃当时社会并未准备好当时的社会发展也不足以支持其改革，从而对皇朝造成了种种矛盾，最终以失败告终。
宋朝也是中国历史上最软弱的一个朝代。一方面，它的军旗从未在北方的草原上展开过，更别说东北和西北的中国。另一方面，对外的军事挫败和退却充斥全朝历史，更是以“岁币”向北方少数民族购买和平。
值得一提的是，此时的少数民族已越加汉化，文明程度也越来越深，已经不复汉唐时期单纯的游牧民族，实力也越加强大。辽国、西夏国、金朝和蒙古都为宋朝时期的外部强大的少数民族王朝。
北宋时期，公元936年，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予契丹，其中就包括长城以南的一线领土，今日的北京也在其中。从此中国北方门户洞开，影响中国四百年。1125年金国大举南侵，导致靖康之耻，北宋灭亡。
南宋时期，杭州为其国都，内西湖原是杭州湾的一部分，到公元7世纪前期都是如此，后来因为靠钱塘江一面被阻塞，湖中盐水慢慢变成淡水成如今的西湖。白堤因白居易而得名，直通孤山；苏堤则始于苏东坡，两人前后相隔近300年，但前后都曾在杭州一代任地方官。
南宋末年，成吉思汗铁木真一统漠北，建立大蒙古国，帝国疆域雄跨欧亚大陆。而后忽必烈征服南宋，自称大可汗，后在汉臣的怂恿下建立元朝，国都在北京，称“大都”。成吉思汗身故后帝国分裂成“金帐汗国”、“波斯汗国”等四部分，元朝的实际疆域与成吉思汗时期不可同日而语，分裂出来的汗国也并未实际听从忽必烈统治。
此间，忽必烈与马可波罗相识并关系密切，马可波罗也仕元，并承应了大可汗的各种差使，同时也向他提供有意义的情报。忽必烈时期，当时之政体受汉人所厌恶，且多视汉人为奴隶，同时其所派遣的地方长官多为鞑靼人、色目人等。有意不让中国人的影响过于浓厚，同时疏远儒教，在他看来儒教的出头等同于中国人的出头。
日本著名的“神风”也是在这时期诞生。忽必烈时期，曾两次大规模远征日本。第一次1274年，船八百艘，载有蒙古与朝鲜兵员两万五千余人，进攻路线以朝鲜为跳板。第二次1281年，兵分两路，一路为北方进攻部队，船只900余艘，载有朝鲜和蒙古兵员约40000人；另一路由南宋降将范文虎率领，大小船只3500余艘，载兵100000，自杭州舟山岛启航。这两次远征均因遇到“神风”即沿海台风而导致远征失败。
04 第三帝国阶段
中国历代皇朝的创始者中，只有明朝创始人朱元璋的出身最为微贱。做过庙宇徒弟、当过行脚僧、做过乞丐。而明朝在中国历史中也是唯一借着农民暴动而成功的朝代，不像别的为将领、军阀亦或者是少数民族等。
朱元璋不像其余历朝历代的君王热衷于开疆扩土，从现如今的明长城遗址可窥端倪。保守的明朝更倾向于固守中国内地，不喜对外扩张，同时明令臣民一律不得泛海，当然对外的接触并未完全放弃，同时也存在一定的海上贸易商业。
日本倭寇的侵犯和平定都只是在明朝内发生。明朝末年，宦官魏忠贤利用其特务机构迫害文职官员，使各方愤怒，不过当时的官僚组织也已是不堪管制。而后西北农民暴动，加之东北由满洲骑兵，致使明朝双面受敌，终朝代覆灭。
明朝是直接被西北大顺王朝的李自成所灭亡，攻陷并占领北京后仅仅存在了42天。据传明朝山海关总兵吴三桂，听说爱妾陈圆圆被被大顺李自成所夺，“冲冠一怒为红颜”，最后降清并大开山海关门，引入的清兵击败后覆灭，自此中国进入了满洲人统治的清朝。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满洲人直到1599年才有文字，所谓“八旗兵制”军籍，而后不到半个世纪，一个部落组织尚不十分紧凑的同盟摇身一变成了一个文化悠久的大帝国的统治者。
因满洲人有心汉化，且对明朝的制度很少变更，所以少数民族满洲人统治中国并未引起大的动荡（因削发令所造成的抵抗与反叛则一直存在）。清朝对汉族的统治，最主要的就是强迫发式、以及外表和礼仪上需对新朝庭臣服。
清朝初期的和平与繁荣，也极大的得益于当时已经不断壮大的国际贸易，尤其以茶叶、丝织品、瓷器、地毯以及家具等远销海外，所赚的大量黄金尤其是白银极大的扩充了王朝的国库和发展了民生。
官员任命上，汉人受到的限制也极少，只是在最高职位上要与满人分权，比如每部尚书二人，满汉各一等。清朝时期，貌似并不存在汉人民族主义抬头或者萌芽的趋势，亦或者说导火索。
1840年鸦片战争，被西方舰船利炮轰开国门后，仍实行文化上的闭关锁国政策，全无接纳西方科学技术的倾向。
1858年第二次鸦片战争，1860年的英法联军攻占北京，火烧圆明园。
1851年私塾先生洪秀全太平天国（信仰基督教）运动，拥武昌至南京间长江流域的重要城镇，定都南京，号“天京”，与1864年止。
待曾国藩和李鸿章剿平太平天国后，对轮船及新式武器印象极其深刻，而后开始在南方大城市设立机械局和造船厂，器械由海外购置，并因为期间与列强关系缓和（既得利益得到满足），自强运动有了长足的发展，中国的工业化也终于开始起步，最初存粹是希望借助西方的科技，发展自身的军事力量。
1894-1895年被日本从海上到陆上战败，被日本打败，让清朝深感耻辱。1898年开始了由清朝光绪皇帝支持的103天的“百日维新”。期间，御前颁发了200多件诏令与批示，宣称“政府组织必须改造、预算将要编制、海陆军要现代化、所有的教育制度和文官组织也要改组、所有农工商业也好一并提高”，虽最后以失败告终，但亦是改革实验路上重要的里程碑。
1900年，慈禧太后颁布“宣战令”，对象是与中国接触的所有外国，加速了中国两千多年封建帝制的消亡。北京各国使馆被围56日，而后八国联军侵华攻占北京（入北京时只18000人，以后叠增至105000人），慈禧出逃西安近1年半，签订“辛丑条约”。此后，慈禧开始改变治国方针，恢复光绪之前的改革，只是为时已晚。
至公元1900年夏天，上端成了一种专制魔王，既愚昧无知，又缺乏自信，下端则成了无法管制的民众。很显然，如此组织结构不能仅凭自由解放和纸面上的改革即度过新世纪之难关。
1908年光绪皇帝去世，不到24小时慈禧也驾崩。三年后1912年，中国进入民国时期，秦始皇于西安创造之帝制共历时2132年终成过往。
结语
中国封建皇朝的轮回悲剧，黄仁宇老先生认为，是其在地方组织及技术上的设备尚未具备规模之前，先已有了大帝国的统一，上下之间缺乏一段有效的中间阶层，全靠专制君主以他们人身上的机断弥补。
此外，封建皇朝朝代更替和延续，一切亦都是靠抽税而转移。
谁能收税，则谁能发展壮大；税收依靠的是一个相对完备的国家体制和官僚体系，没有财政收入，一个国家是不可能发展壮大并抵御外敌的，没有税收就没有稳定的政治，也就无从谈起军事。而中国自唐朝后，再无有效的税收制度打开局面。
作为一本通史类的读物，并没有任何的引经据典或者佐证臧否，剔除了习史的负累。虽然行文风格偏古风，但对于中国读者来说并不会有任何妨碍，反而有一种别样的亲切感。结合书中黄老先生的归纳分析，阅读完后更能站在更高的角度和技术的角度，对中国大历史有一个更深刻的洞察和理解。
最后引用黄仁宇老先生的全书从始至终一直强调一点 “现代社会或者说商业社会，需要所有因素都能在数目字上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