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希腊文明，人们常常想到希腊的数学、哲学、科学、艺术以及希腊神话。确实，上述方面代表了希腊文明的重大成就，也是西方古典文化的重要元素。除此以外，希腊文明还包括城邦制、公民社会、法治精神等，这也是希腊文明的组成部分。
希腊哲学、艺术、科学属于观念形态的文化，狄尔泰（德国思想家）称之为精神文化；希腊城邦制属于制度文化，即黑格尔所说的国家形态。后者是前者的基础，前者是后者的结果；换言之，希腊城邦是城邦文化繁荣、发展的基础与条件。
从国家政体层面看，西方现代文明有三大来源：一是希腊公民社会，二是罗马共和国，三是基督教契约精神（包括犹太文化）；三者缺一不可。上述三种元素在16、17世纪被西方近代学者综合汇通，最后形成西方近代立宪政体的基础，这是西方现代性文明的重要标志。
根据亚里斯多德的看法，城邦文明以两种形式保存下来：一是希腊学者的文字记载（学术派），如柏拉图《理想国》、色诺芬《回忆录》（色诺芬是苏格拉底的朋友）、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以及亚里斯多德《政治学》等著作（文字记载是文化记忆的基础，如中国儒家经典《礼记》《尚书》等）。二是古代立法家的创制立法（实践派）。希腊立法家都有实际执政经验，他们创制了希腊城邦政体，如雅典立法家梭伦、斯巴达立法家莱喀古士等（一如中国古代的尧、舜、周公）。
从起源上说，希腊城邦产生于公元前8世纪，兴盛于公元前5世纪（相当于伯里克利执政时期）。马其顿帝国兴起以后（亚历山大帝国），希腊城邦走向分化，但并未失去政治独立性（如斯巴达不承认马其顿帝国的霸主地位）。公元前146年，希腊城邦科林斯被罗马帝国摧毁，城邦制走向终结。自此以后，欧洲进入罗马帝国统治时代。
希腊城邦是欧洲历史上独特的国家形式，这种形式奠定了希腊城邦文明的基础，催生了绚烂多彩的希腊文化（如哲学、数学、科学、艺术）。
概括而言，希腊城邦具有以下特点：
一，面积小，人口少，主权独立。
希腊城邦不同于现代人的“国家'观念。在现代人眼里，“国家”是个宏大概念，包括很多城市和乡村，面积大、人口多，至少比普通城市要大很多。但希腊城邦面积小，人口少，城邦国家的规模近乎一个现代普通城市（有学者认为，希腊城邦面积和英国一个州县差不多，人口只有几十万——《希腊的生活观》，狄金斯）。
希腊城邦更不同于后起的马其顿帝国或罗马帝国。一般而言，狭义的马其顿帝国是指由腓力二世之子亚历山大建立的帝国（公元前336—前323年，）；马其顿帝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横跨亚非欧的国家（但时间短暂，昙花一现）。
马其顿帝国后，罗马人建立了罗马帝国；罗马帝国疆域广阔，民族众多，把整个地中海包括在内，是欧洲第二个横跨亚非欧的国家（西罗马帝国至公元476年灭亡，东罗马帝国延续到公元15世纪中）。
相比较而言，希腊人不喜欢大的国家，而喜欢小的国家，他们心里没有这种”大国家“观念（帝国意识）。相反，希腊人对国家的面积、人口皆有明确限制：面积不能太大，人口不能太多；一个城市是一个国家，一个城邦由一个城市构成，这种国家形式即是希腊人的城邦——城市国家（City）。
希腊城邦体现了希腊文化的中庸之道——过犹不及，适中最佳。正如亚里斯多德在《政治学》中所说：一个城邦只有十几个人未免少了些，但如果有十万人，又未免太多。
希腊城邦规模有限，但每个城邦都是完全独立的政治实体，无论行政、立法、审判、军事、外交完全独立，不隶属其他组织。换言之，希腊城邦上面再无其他权力结构，每个城邦都是一个独立自治的主权国家。
从此意义上说，希腊城邦不同于现在的美国联邦制。美国各大洲并无绝对的自治权，只有相对自治权，各大洲上面还有美国中央政府。希腊城邦完全独立，上面并无更高的权力组织。
这种”小而全”的希腊国家，体现了希腊民族的政体观念——“中道”哲学；与此同时，各个城邦之间联系密切，交往频繁，充满竞争意识；这使得希腊人做事追求完美，不甘落于人后。这是希腊城邦文化繁荣、发展的重要原因。
二，希腊国家的政治权利，掌握在公民手中，其他阶层没有公民权。
希腊城邦居民有两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公民，负责治理城邦；另一部分是生产者，专门负责经济生产，如商人、工匠、佣工、奴隶。公民团体是城邦的主人和统治者；生产阶级是城邦的工具和手段，是城邦存在的“条件”（亚里斯多德语）。这是希腊城邦社会的基本结构。
希腊公民又被称为贵族，是城邦居民的精英团体，城邦公务属于他们的专利，如立法、行政、审判、外交、祭祀等。
就具体情况而言，希腊公民又分为不同情况。如有些城邦的商人、工匠、佣工被排除在公民之外，如斯巴达。有些城邦的商人、工匠如果满足某些条件可拥有公民身份，如科林斯（科林斯法律规定：商人停止经商10年后可参选公职人员）。有些城邦的公民范围较广，如雅典（雅典公民除贵族、富人外，还包括商人、匠人、佣工，如公元前5世纪的平民领袖克里翁（Cleon）即是一位皮革匠人）。
城邦公民可以担任多种公职：他既是一个士兵，又是一位法官；既参与政府议事或立法，又参与投票选举。这种公民属性体现出希腊政体的鲜明特色——直接民主制（不同于近代西方的代议制）。换言之，对于城邦事务，希腊公民必须亲自参与，不能找人代替，这既是公民的权利，又是法律规定。
由此便可以理解希腊人对于城邦规模的特殊要求：如果面积太大，公民难以早出晚归（外出办理公务）；如果人数太多，又难以在公民大会上发言（亚里斯多德《政治学》）。
希腊城邦的公职没有薪金，属于自愿服务，所以希腊人把参与公共事务视为一种荣耀与美德，是实现个人价值的重要手段。这种观念不同于近代西方的“国家—公民”观。
近代西方文化更重视个体主义，更重视个人权益，如文艺复兴的“个性解放”，启蒙运动的“天赋人权”；近代西方社会把国家视为满足个人利益的手段，而非目的。
在希腊人看来，国家与公民的关系相互依存：个人的价值在于为城邦服务，城邦为实现个人价值提供了条件；或者说，个人价值即城邦利益，城邦利益即个人价值，两者休戚相关，荣辱与共。这是希腊“公民——国家”观的特殊内涵，也是西方公民意识和公民道德的重要起源。
如此说来，希腊公民的责任意识有些类似于中国儒家文化。儒家文化讲究家国情怀，主张君子（士）应服务社会、报销国家，即齐家治国平天下。只是儒家文化的背景是“家天下”的封建社会，希腊公民道德的土壤是城邦国家，两者存在重要区别。
希腊公职的产生有两种方式——选举或者抽签，以现代人的标准看，这似乎是最民主的方式了。许多希腊城邦的公职是轮流担任，使得每一位公民都有机会为城邦服务。关于这一点，亚里斯多德进行过专门论述（国家公职不能由少部分人长期担任，需要不定期轮换，如抽签决定——《政治学》）。
公民担任的公职，如执政官、法官、陪审员、军政人员、税务官等，有的全部来自选举（如雅典），有的部分来自选举，部分来自抽签（如斯巴达）。这也体现出希腊政体的灵活性。
有些城邦对于公职提出财产方面的要求，如斯巴达法律规定，公民担任公职必须符合特定财产标准，否则没资格参选（提出财产要求的城邦大多以寡头制为主——由少数富人统治的城邦）。雅典城邦没有财产方面的限制，任何雅典公民都可以担任公职，没有财产要求。
希腊社会流行一种看法：穷人总是忙于家庭生计，没有闲暇承担公共事务；只有拥有一定财产的公民才有时间为城邦服务（因希腊公职无薪金）。这是古希腊人的社会成见。
除了公民团体外，希腊城邦还有一个数量庞大的群体——奴隶，这也是希腊城邦制的局限性——奴隶制社会。
希腊奴隶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他们没有任何公民权，只是维持公民生活的工具——专门负责经济生产。奴隶群体数量庞大，构成城邦人口的主体，如公元前4世纪的雅典，奴隶人数大约有40万，公民人口为10万。
奴隶除承担所有的农业生产外，还要从事工矿劳动，以及为奴隶主家庭服务，劳务繁重。亚里斯多德曾说，工具是不会说话的奴隶，奴隶是会说话的工具。这种看法反映了希腊社会的流行偏见：奴隶没有“全德”，低人一等。
关于奴隶的性质和来源，亚里斯多德认为奴隶有两种：一种是因战争或偶然因素被迫成为奴隶，这种奴隶和法律强迫有关，不合乎正义；另一种是天生的奴隶，这种奴隶生来缺少智识，合乎正义（《政治学》）。
为论证天生奴隶的合法性，亚里士多德引用身体和灵魂的关系作为例证。他认为，公民和奴隶的关系类似于灵魂和身体的关系；灵魂是身体的主人，身体是灵魂的奴仆；主奴关系共同构成整体和谐（城邦正义）。
亚里斯多德的奴隶观反映了希腊社会的人种偏见，是城邦制的重大缺陷。希腊奴隶制经过罗马帝国时代，直至中世纪晚期才彻底消失。这种改变和基督教及启蒙精神有关。
根据启蒙文化精神，人人天生平等，任何人都没有权利奴役另外一个人；这是启蒙文化的核心主题，同时也是基督教的伦理信仰。
与希腊城邦制相关的另一问题是希腊法律。
在批评时代之前（公元前5世纪末），希腊人对法律持崇拜态度（苏格拉底对话录可以为证）。在希腊人看来，法律来自神明的恩赐和发明，是正义的象征；法律和圣贤立法有关，是公民普遍遵守的契约。
换言之，希腊人并非把遵守法律视为一种限制，而是看作城邦幸福的保障。希腊人认为，法律是全体公民利益的代表，是维护城邦秩序的保证，遵守法律是一件极为重要和有意义的事。
希腊法律观念至公元前5世纪末发生了变化，许多希腊人开始质疑城邦法律的公正性。
如《理想国》中的特拉叙马霍斯认为，法律是强者的利益，不代表正义。柏拉图对此坚决反对，柏拉图认为法律的本质是正义；立法者的目的是维护城邦利益。柏拉图（包括苏格拉底）的看法代表了希腊社会的正统法律观。
从历史层面看，特拉叙马霍斯的观点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反映了雅典政体的历史变迁。在公元前五世纪，雅典政体曾出现多次演变，如“10人僭主”专制，“30人僭主”专制等。亚里士多德认为，僭主政体和极端平民政体一样，都属于“变态政体”：用个人意志取代法律权威，两者皆违反正义（《政治学》）。
希腊城邦还有一种值得关注的特性——军事性质，这也是希腊城邦和西方现代民族国家的不同之处。
西方社会自启蒙运动以后进入现代阶段，许多民族国家纷纷出现，如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意大利等；紧接着是资本主义工业革命，西方社会进入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时代——工业、商贸经济时代。
根据西方社会学家的观点，西方现代国家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提高科技水平，增加社会物质财富。换言之，西方现代国家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经济或实业问题，而非军事问题。
在这方面，马克思、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可以作为代表。
马克思、恩格斯是较早研究西方现代性问题的思想家。他们对西方社会的批判，主要着眼于经济和社会层面，如私有制和社会化大生产的矛盾、剩余价值规律以及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除此之外，马克思还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矛盾——阶级压迫，在马克思看来，阶级压迫和经济问题有关。
和西方现代民族国家不同，希腊城邦主要关注治权（公民权）和城邦安全问题，像如何加强城市防卫，如何防止外部敌人入侵，至于商贸实业实属次要（商人、工匠在希腊城邦中地位较低，他们的劳动被视为“贱业”）。
如生活在商贸最发达国家（雅典）的柏拉图，竟然在《理想国》中不为商贸立法。他认为：“哲学王”没必要为市场交易、贸易诉讼、私人契约等经济行为立法，只需关注城邦正义即可。这种轻视商贸、实业的态度，反映了希腊社会的偏见：商贸行为属于“低贱”之业，无足轻重，不值得为之立法。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首先论及城邦的保卫者（包括战士）。他指出，应当把培养保卫者视为第一要务。为此，柏拉图分析了选拔保卫者的具体条件，如身体、智识、德性等。除此之外，他还对培养保卫者的步骤和方法做出了明确规定，如接受体育训练，注重音乐教育，培养良好习惯等。柏拉图最后还提出了如何利用“合纵”之术打败敌人的军事策略。
再如亚里士多德，他在《政治学》一书中，对于城邦安全也提出了许多设想或建议，比如，如何选择城邦位置，如何防范敌人进攻，如何防止敌人阻断水源或食物等；至于商贸行为，亚里斯多德论述极简，仅仅提及市场人员的选拔。
通过他们的论述，可以看出，希腊城邦安全是希腊人优先考虑的问题。这种情形可以斯巴达城邦为代表。
在公元前5世纪左右，斯巴达和雅典是最著名的城邦。如果说是雅典是希腊人的学校（以哲学家、艺术家著称），斯巴达则是军事强国的代表。和雅典平民政体不同，斯巴达国家就是一座军事大本营，所有斯巴达公民都是战士，他们平时进行军事训练，战时外出打仗。
根据柏拉图的说法，斯巴达公民就像小马一样，他们从小生活在一起，同吃、同住、同训练，坚持培养吃苦耐劳的习惯和严格的纪律，最终目标是成为坚强、勇敢的战士（斯巴达儿童7岁后离开父母，由国家统一抚养，儿童和青年战士一同训练、生活）。
在所有希腊城邦中，斯巴达的战斗力量最为强悍，也是唯一有能力和雅典相抗衡的国家。
无论在希波战争还是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斯巴达的军事力量都充分展现出来。
在和雅典争夺霸主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斯巴达打败了雅典，成为爱琴海地区的霸主。
希波战争结束后，一位波斯国王这样评价斯巴达人，他说：如果斯巴达人单打独斗，他将是世上最厉害的战士；如果斯巴达人联合作战，他们将所向披靡；只要斯巴达的人数超过一千，他们就会向敌人宣战；斯巴达士兵在战场上的结局只有两个：要么战胜，要么战死。这段话的背景来自著名的温泉关战役，在这场战役中，300个斯巴达士兵，共同抵抗波斯大军，直至最后一人战死。
综上所述，希腊“城邦”概念与现代“国家”观念存在许多不同之处，应当区分开来。直至今日，希腊城邦已成为遥远的绝响，难觅踪影；但这种独特的国家形式却曾经发挥了重要作用，奠定了希腊城邦文明的基础。与此同时，希腊城邦制对西方文明产生了重要影响，如西方文化的公民意识、法治精神、正义理念，均来自城邦文明。这些因素和后来的罗马共和制以及基督教契约精神一起，共同构成西方近代君主立宪政体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