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坟三尺土，谁可为培栽？”杜牧在一千多年前的慨叹在当今终于获得回应。2018年3月16日，本报以《垃圾环绕的唐代诗人杜牧墓缘何难正名？》为题，吁请社会各界保护杜牧墓。经过大半年之后，随着日前“杜牧文化研讨会”的举办，此事再次引发社会各界广泛关注。随即，西安市长安区旅发委发布情况说明，表示要对该处墓地进行进一步考研认定，并初步编制保护和利用方案。
杜牧墓正名难，恰是当前我国文物保护所遭遇多种困难中的一个缩影。如何才能更好地保护和利用先人文化遗产，使之成为财富而非“负担”？带着这个问题，本报访问了年过八旬的历史地理学专家李键超先生，他正是改革开放以来考察探访杜牧墓的研究者之一。
李键超，西北大学教授，历史地理学专家，著有《增订唐两京城坊考》《汉唐两京及丝绸之路历史地理论集》。他曾在1979年、1986年、1988年三次探访杜牧墓。在他看来，保护杜牧墓的价值和意义，不单单是对一个伟大诗人千年之后的一份敬意和守候，更是关乎“长安风貌”的一件大事。
杜牧晚年居长安樊川
李键超在自己的学术著作《增订唐两京城坊考》中，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审视，提出这样一个观点：唐代的长安城与长安郊区，共同构成了“长安风貌”，唐长安城郊区是构成唐代长安城市风貌的有机整体，作为城市生活展开和依托的重要区域：膏腴良田，名园甲第、山庄，连疆接畛，是城市人居中最富有生机和活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长安城最重要的墓葬区。
“这是最富有生命活力的一个郊区。”李键超说。唐长安城只有区区84.1平方公里，如果只研究城市，不放眼郊区，就不可能了解隋唐长安城全面的生活外扩空间。长安城之所以兴旺发达，正是得益于得天独厚的八水绕长安。而长安郊区中的樊川，则是这位历史地理学专家心中“宝地中的宝地”。
长安樊川，在历史上位于唐长安城南三十五里，即现在的长安区韦曲、杜曲一带，东南起自江村，西北至于塔坡，东西长约三十里。因韦杜两家世代显宦，唐人语云“城南韦杜，去天尺五”。唐时这里是达官贵人的庄园，很多文人骚客聚集在这里享受诗酒田园，吟诗作赋。史载杜牧因晚年居于长安南樊川别墅，故后世称“杜樊川”，著有《樊川文集》。
李键超在著作《1400年前的长安城》中，对于千年之前的这片丰茂之地有着详尽的阐述：长安的郊区有着人类生活最好的环境，达官贵人大部分在城外都建筑别墅，风景秀美，环境宜人。“这片地方在唐朝时是属于长安县和万年县，因为当时中国的国家首都在汉代以前都有一个标准，就是都有两个县。万年县在唐代开元年间改为咸宁县，这块地方就在咸宁县境内，大致的范围是，石鳖峪以东属于咸宁县，以西属于长安县。秦岭以北，西边到户县，东边到蓝田，都属于这两个县的郊区。这个地方最富有生命活力——八水绕长安，六水都从这里经过。”樊川的另一重宝贵价值也从一个侧面可以反映出。为什么李白和杜甫等唐代大诗人没有埋在这里呢？李键超的回答是，因为在唐代这里是豪门世族的庄园所在地，宦游的诗人是没有资格和财力埋在这里的。
40年前：墓堆2米高，周围一片荒草
杜牧墓眼下成了热点话题，各类观点各执一词，莫衷一是。人们也只能从村民口中的描述得到些许关于杜牧墓的印象。对于保护杜牧墓，李键超有着切身的回忆，这些或是痛心，或是酸楚的回忆，隐秘地躺在他的笔记本里已近40年时光。
“我笔记里记得很清楚，当时第一次去探访杜牧墓的时间是1979年10月9日。那时候，西安有很多人传闻很多文物古迹遭到破坏，我感到很痛心，也很担心这些文物古迹被破坏，就决定去少陵原看看。”李键超老先生回忆，自己一个人从西北大学出发，徒步一直往南走，走了三四个小时才找到杜牧墓所在的司马村。“我先去的杜陵，然后才去了大兆。杜陵四周的围墙都没有了，只剩下东南西北四周的门。再走十里路，这才到了少陵，顺着这个地方我找到了司马村。”
李键超清晰记得，自己看到的杜牧墓和现在看到的完全不一样：当时既不是垃圾堆，也不是菜地，周围没有村民的房子，也没有村民描述中很高的墓堆。“我眼前看到的是一片荒地，墓堆凸起大约有2米高。周围是一片荒草，但看起来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冢。这个地方是在现在的西司马村的西边，因为没有碑，也没有任何的文物。我四下去打听，可是发现这个村里居然没有一个姓杜的，我感觉很奇怪。再问了一些关于杜牧墓的事情，村民都不大清楚，问不出个所以然来。他们只是知道这块地方是一个坟地，到底是谁的却搞不清楚。”李健超的这次探访令他印象深刻，从司马村往回走的时候，天已经完全黑了，他摸黑边走边思考，回来的时候在笔记本里只写下了三个字：很气愤！
在李键超后来的分析中，他有自己独特的观点：杜牧的墓不可能是7~8米那么高，因为那是杜氏的墓葬群，也就是杜牧家的一个祖坟。杜氏家族还产生过宰相等高官，如果是7~8米，似乎不太符合当时的规制。“应该是一片墓地，一个个坟头逐年累月堆积，最终形成了地势较高的一个地方。”虽然不能确定自己探访的地方就是杜牧墓，但李键超认为杜牧墓肯定是在这一家族墓葬群中。在他搜集的史料中，一本宋人张礼的《游城南记》就是确凿的证据。“《游城南记》里面有一句话提到，杜牧自撰墓志，死后葬于司马村。遗憾的是，这本书的作者并没有实地去游览杜牧墓，他只是记录了游览的一些风景名胜。但即便是这短短的一句，也是很有信服力的。”他认为，这是自己搜集到的最早的关于杜牧墓的确凿资料。
杜牧墓保护现状所引发的文物保护舆论风波，只是长安郊区文物保护现状的一个缩影。杜牧墓，樊川，长安郊区，是长安地理文化圈层中的同心圆——这个圆心正是“长安风貌”。长安郊区以及樊川与杜牧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李键超在呼吁保护“长安风貌”的同时，还有另外一个隐忧——樊川乃至长安郊区的文化意蕴正在日渐衰颓：中国佛教中的八大宗，六宗创立在西安。而历史上的华严寺、兴国寺、观音寺、净业寺等樊川八大寺院，或是名存实亡，或是遭遇毁弃；天子峪口里，曾有百塔寺等很多小寺庙，现在基本上也就是恢复重建的百塔寺、至相寺作为代表了。
“把长安郊区这些片区的文化资源充分挖掘，将这几条文化线路串联起来，这是目前当务之急，也是刻不容缓的事情。”摩挲着手中的《长安志图》，80多岁的李键超似乎望眼欲穿，他仿佛极力想从那幅景致名胜古迹图”中，也能望见他心中的“长安风貌”。
记者手记
保护杜牧墓，别在众声喧哗后只剩一地鸡毛
2018年3月16日，《文化艺术报》以《垃圾环绕的唐代诗人杜牧墓缘何难正名？》为题，吁请社会各界保护杜牧墓。文章刊发后，引起山西杏花村汾酒集团的关注，该集团工作人员详细寻问杜牧墓现状情况并多次与本报记者磋商，产生了保护意愿，随后，杜牧墓保护一事便以民间力量推动的形式被提上了日程。11月25日，杜牧文化研讨会在西安举办，会上提出多种保护措施，不出意外的话，这里将被围栏保护，建立杜牧墓碑和杜牧铜像，以及规划中的“杜牧文化园”。
然而，在多项保护事项即将落地实施之际，杜牧墓却再次以“杜牧墓变菜地”的方式成为媒体焦点与网络热点，关注点瞬间从文物保护转移为鞭挞指责，甚至有不了解事实真相的媒体将此事指责为酒商的炒作行为。作为此次事件全程的报道者与见证者，记者觉得有必要对整个事件进行梳理和廓清。
民间力量：清理墓区垃圾，探讨保护研究方案
2018年3月，本报收到群众线索，称杜牧墓无人保护。随后，本报记者前往长安区西司马村进行采访，看到的“杜牧墓”是一片难以下脚的垃圾堆：低洼菜地周边，被各种散发着恶臭的生活垃圾包围；村民猪圈里排出的粪便与污水混杂在一起，气味令人作呕；刚刚下过雨的道路泥泞不堪，想要走近几乎无处下脚。
3月16日，《文化艺术报》报道中明确指出，在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中，杜氏家族墓被确认为“文物点”，虽然尚未达到保护的标准要求，但在各种文史资料的佐证下，杜牧墓就位于杜氏家族墓中这一点，是确凿无疑的——这也是此次杜牧文化研讨会上，各个专家学者达成的共识。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面对如何保护杜牧墓的议题上，当地有关部门却在致力于澄清“将杜氏家族墓说成杜牧墓是在偷换概念”。而杜牧墓之所以不能保护，是因为存在一个文物保护方面的逻辑悖论和尴尬状况：不能证明“杜牧墓”是杜牧墓，因此无法进行保护——想要进行保护，则必须要发掘文物进行佐证——根据相关文物法规，几乎很难进行主动发掘。
调查报道刊发后，杏花村汾酒集团对该事件进行关注，与本报多次联络并与相关专家开始沟通，在杜牧文化研讨会之前，已经找人清理了这一区域的垃圾，并表示了后续进行保护修葺的意愿和计划。
11月25日，由中国唐史学会、山西杏花村汾酒集团联合主办，文化艺术报协办的杜牧文化研讨会在西安召开，与会嘉宾对杜牧墓的确切身份进行了论证，并就如何保护杜牧墓以及具体的保护方案措施进行探讨。至此，保护工作以有序渐进的方式在推进。
研讨会后，杜牧墓保护现状问题受到舆论广泛关注与讨论。此时，令人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了：在某些媒体的报道中，对于这些前期众多的保护工作视而不见，却一味地以“杜牧墓变菜地”式的标题党哗众取宠，引发网络舆论哗然。
政府行动：将对墓地考研认定，编制保护方案
11月27日，西安市长安区旅发委发布情况说明，表示：下一步，将在以前收集资料、组织考证的基础上，聘请文物专家对该处墓地是否为杜牧墓进一步进行考研认定，并初步编制保护和利用方案；如果确认，将迅速完善并实施保护和利用方案。同时，将依据第三次文物普查资料，对杜氏家族墓进行清量，明确四址；按照不可移动文物保护条例，实施原址保护，制定保护措施，落实保护责任，坚决杜绝在墓址上出现起土、建设、盗掘等一切破坏遗址的现象发生；加强对杜氏家族研究，根据研究成果，建立相应的展示设施，让文物真正活起来。
杜牧的墓认定难、保护难，确实存在诸多客观现实因素的制约。不过我们也应注意到，安徽池州的“清明公祭杜牧大典”已经享有国家4A级旅游景区的盛名。在一个极力争夺旅游资源的时代，在已经确认的杜氏家族墓地所在，十三朝古都的文化遗存真的已经多到足以对杜牧这个级别的诗人可以“忽视”吗？
在杜牧墓所在地长安区西司马村附近不足一两公里，就有传闻中的柳宗元墓。同样，它的命运和杜牧墓一样凄凉。因此，加紧加快保护好杜牧墓，已经超出了一个文人墓地保护意义的范畴。或许，此次事件对于西安众多类似需要保护的名人古墓有标杆和借鉴作用。长安乃至西安以至陕西的这片土地上，能否重现“长安风貌”，此次保护杜牧墓是一个关键点，也是一个临界点。而保护好杜牧墓，应该是政府、民间两方合力的结果。期待各方都能多些实际行动，少些指责谩骂，别在众声喧哗后，只剩一地鸡毛。
文化艺术报记者 魏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