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学东渐第一人——容闳

“予意以为予之一身，既受此文明之教育，则当使后予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益。以西方之学术，灌溉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这是中国第一个赴美留学且于1854年毕业于耶鲁大学的容闳毕业时的理想愿景，也正是秉承这样一份沉甸甸的抱负，其历经8年的异邦艰苦求学之旅，于1854年11月13日搭乘“EUREKA”号货运帆船从纽约启程，海上颠簸一万三千海里，行历154天，回到香港。

回国一年之内，容闳三易其职。最初为英国驻粤公使馆书记员，月薪15两；三月后辞职而到香港学习律师业务，初为香港高等审判厅译员，月薪75金，之后又进而做专司收集证据、抄阅公文摘述案情以备辩护的小律师，然而却遭香港法律界英人律师集体抵制攻击，其理由竟然是如果这个兼通中英文的中国人执业香港律师界，岂不将垄断香港律师业务，他们只会英文的英国人岂不要全部失业归国！无奈之下只有辞职北上上海，入上海海关翻译处谋得一职，月薪亦75金，且职事非常轻松。可见在门户初开的19世纪中叶，有通外语者是很有就业优势的。但是很快容闳即看穿海关里商人与官员沆瀣一气狼狈为奸的环境，不屑为伍，决意辞职，而苦于无辞职理由，于是径直找到总税务司官，问：我在这里升职的希望大吗？我能升到总税务司官职位吗？总税务司官亦直言：中国人做翻译可以，但无论如何不能升任总税务司的职位。容闳于是退而即做辞职信给他，说我们受同等教育，而且我是中国人在中国土地上为中国国家服务，奈何我就不能享有与你英国人一样的权利呢？我为什么就不能升任总税务司官职呢？接到辞职信的总税务司官以为容闳是嫌薪俸少，因而要挟辞职，于是给容闳一下加薪到月俸200金。容闳感叹：“噫！彼固以为中国人殆无一不以金钱为生命者，宁知众人皆醉之中，犹有能以廉隅自守，视道德为重、金钱为轻者耶？且予之为此，别有高尚志趣，并不以得升总税务司为目的。予意凡欲见重于人者，必其人先能自重。今海关中通事及其余司一职者，几无一不受贿赂。以予独处此浊流中，决不能实行予志，此辞职之本意也。“”同事诸友，见予弃此二百两厚俸，图不可必之事，莫不目予为痴，是燕雀不知鸿鹄也。“

此后容闳又拒绝了某洋行派其驻日买办的委托，而借收丝、茶之机考察东南地区民生市井，看到祖国大好河山农田荒芜、民生凋敝；借译员身份随洋人入金陵参访太平军总部，听观太平军干王的言谈举止，虽举七策（建制军队、建军校培养军官、建海军学校、建设善良政府、创建银行和核准度量衡、颁布各级教育制度、设计各类实业学校）给太平军并表达如“采纳予言，愿为马前走卒”的追随意愿，但候几天中不得见天王，而干王授印封爵的举动却令容闳大为失望。看穿了洪秀全假借宗教渔民并得出太平军“不敢信其成”的判断后，容闳放弃了辅佐太平军的念头。

容闳作为首位受西方学术培养的第一人，其对于中国历史与革命的认知非常有见识。“革命之在中国，固数见不鲜。闻者疑吾乎言，则试一翻中国历史。其中所谓二十四朝，非即二十四次革命写真耶？顾虽如此，战国而外，中国之所谓革命，类不过一姓之废兴，于国体及政治上，无重大改革之效果。以故中国二千年历史，如其文化，常陈陈相因，乏新颖趣味。亦无英雄豪杰，创立不世伟业，以增历史精神。”容闳的中国历史观，看穿二千年历史黑暗，虽以一己无依无靠贫民知识分子之身无法跻身庙堂，但其以浩然正气与独立人格，敢于叱责并挑战横行于华界之外人，并勇于提出改良污浊现状之良方，其胆识学识与见识迅速蜚声全国，尤为同样急国之难的士大夫所称颂。

也正是他靠自己的学识胆识建立的名声，得到了诸多西人与华人的尊敬，西人与华人都愿意得其能力为己用。而容闳虽不得不为稻粱谋从事了各种生意，但其始终未忘初心，时刻提醒自己为初心而积攒人脉、奠定基础。也正是在这样的努力中，当张斯桂、李善兰推举他得识曾国藩时，他虽以教育梦想为首要己任，但在曾帅和朋友们举建江南制造营的急务摆在面前时，“予乃将教育计划暂束之高阁，而以机器厂为前提。予对总督之言，与前夕对友所言者略同，大致谓应先建一母厂，再由母厂以造出其他各种机器厂。”他能暂时放下个人抱负，以国家急需为虑，出谋划策且接受重大委任，再次出海赴美为江南制造厂而呕心沥血，为其后来得以实施留学教育计划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其经欧洲赴美采办机器的过程中，正逢美国南北战争，由于机器订单生产需要6个月时间，在等待期间，他竟去争取参军而为“第二祖国”作战，“予此意虽未实行，而自问对于第二祖国之心，可以尽矣”，可见他的古道热肠与行事风格。

在容闳的一生中，报效祖国之举，最为卓著且影响深远的是采买美国机器创办江南制造局和促成官派留美学子两件大事，这两件大事对于之后中国的现代化都居功至伟，其影响再如何高度评价都不为过。当然，这两件大事的促成，没有晚清名臣曾国藩的力举是不可能实现的，没有曾国藩，这两件大事都不可能完成；但没有容闳远见卓识，江南制造局可以开办，但却不会成为各种机器厂的母厂，可能只会办成枪械制造厂；而容闳留学教育计划“以西方之学术，灌溉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的实施，则为晚清民初培养了诸多优秀人才，如民国第一任总理唐绍仪、清华学校第一任校长唐国安，以及创建中国工程师学会的首位铁路工程师詹天佑等，这些对对中国历史产生深远影响的学术技术精英，为晚清以后的中国图强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中国留学浪潮的兴起与西学东渐振兴国智的始作俑者，实为容闳一人。

除了参与创办江南制造局和策划促成官派留学两件壮举外，容闳还积极反对贩卖华工，力主举办国家银行和建造中国自主铁路、筹建海军等宣彰中国主权的诸多主张，虽因清廷内部的极度腐败而未得实施，但他提倡的主权思想与华人与西人平等的主张影响了朝野上下的许多人，其开民智争国权的精神也鼓舞了无数国人，后来其倾向并参与维新。戊戌政变后逃出北京，到上海后组织了“中国强学会”，“以讨论维新事业及一切重要问题为宗旨”，被推举为第一任会长。后经避难日据台湾，与孙中山相识并过从甚密，并积极支持兴中会的革命事业。由于容闳在海内外的广泛影响与威望，曾有人提出革命成功后推举容闳为民国第一任大总统的倡议，容闳则主张推举孙中山为大总统。革命派的几次起义全都失败，但容闳在美仍积极活动，联络了美国军事专家荷马李和财政界重要人物布思，计划筹款，训练武装力量，支援中国革命。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孙中山请容闳归国担当要职，然容闳此时年事已高。1912年4月21日，容闳长逝于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