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w Will Civilization Evolve?(上)

一、历史不会终结

在国际关系学界,有一个人广为人知的笑谈,那就是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这则轶事大概是这样的,冷战结束后,美籍日裔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将东欧剧变,苏联解体视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失败的标志,并断定人类历史的发展途径已经很明确,只剩下一条,那就是以美国为蓝本的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在他看来,人类历史演进的终极目标,就是要进入一种美国式民主和自由经济为特征的社会形态。换言之,历史发展到这种程度,在制度探索这个维度就已经完成了它的任务,再也没有更高的社会形态需要人类为之探索、奋斗了。


然而,历史终结论之所以被称为是一则笑谈,就是它内容的荒谬和逻辑上的纰漏实在过于离谱。即便以最朴素的思维去揣度,无论是美国或者西欧国家的执政制度都有大量的可改进空间,而这些变革的需求形成了制度演进的原动力。可以确定的是,即便在欧美现行体制语境下,持续不断的制度改进需求的累积最终必然导致社会经济和政治运行机制的质变。


如果说人类的历史,或者具体点说,人类社会政治的终极形态就自由经济,民主政治的资本主义形态,那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因为人类文明的上限无疑太低了。一直以来,资本主义,包括美国及西欧的各种政治、经济体制,深受自身的先天缺陷的困扰,虽然也曾驱动人类文明大踏步前进,但确实也越来越无力,像老迈昏庸的老人一样,失去青春活力,重疾缠身,随时有可能被自身无法克服的顽疾终结。


所以,回到我们最初那话题,人类历史已经终结了吗?非但没有,而且可以肯定的是人类文明的演化之路依然漫长修远。地球还在转,太阳系还在演变,人类科技发展还有无限的可能,人类历史岂能就此终结?除非天地冲撞,有毁天灭地的天外力量袭来,或者人类自己作死,以终极力量彼此戕害,那人类历史是真正要终结了。否则,但凡这样的灭顶之灾尚远,人类文明尚多,那历史也必然不会终结。因此,提出于1990年代的“历史终结论”着实可笑。


而如今,21世纪的20年代,正值新冠疫情横行全球,中美之争已剑拔弩张,似乎到了该重新审视人类文明应如何选择的当口。本文正是有感于此,整理纷纷乱世带来的各种思考,将脑中电光石火的自认为有价值的一些闪念整理成文,微言大义,斗胆发狂言,纵论古今,以期抛砖引玉,引起真正有真知灼见的仁人志士共同勾画一副人类文明在未来的演化之路。



二、新冠疫情的启示——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重新审视

几年前,笔者有幸接触到霍夫斯泰德的文化维度理论,深以为然。按照该理论所提供的6个维度来分析、对比不同国家、民族的文化,可以加深我们对文化的理解和认知。在这6个维度中,笔者认为,最能体现东西方文化差异的一项是“个人主义vs集体主义维度”。特别是作为东西方两个代表性文化的中国文化与美国文化,对他们的“个人主义/集体主义”对比是很能揭示这两种民族文化的本质区别的。


同时,就世界范围而言,中国文化与美国文化也是这个维度的两个极致代表——中国可以视为集体主义文化的典型,而美国则是个人主义文化的极致代表。这两个国家在这个文化维度上各自有着诸多的外化体现,比如:美国与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的区别,美国梦与中国梦的区别,好莱坞大片与中国主旋律电影的文化意涵差别,两国在灾难应对方面的巨大差别等等。


造成中美两国分别执个人主义/集体主义两端的原因是多重的,有历史的、传统的,又有现实的、体制的以及文化教育的等等。总之,中美两国在这个文化维度上的表现是与其整体国体、政体、经济体制、历史文化相一致且互相促成的。比如说,美国的传统文化,尊崇对个自由的追求与维护;其实行的资本主义和自由市场的经济制度;多党制和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等均与个人主义相辅相成。中国也是一样,中国传统儒家文化被认为是世界范围内少数特别推崇“公”、“大同”的文化;中国的文化特别追求“合”、“大一统”的历史潮流;现行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以集体主义为基础的;而中国教育与文化政策,向来是推崇集体主义,同时又对过于强调个人和自由的意识形态保持警惕态度;中国当前的的经济体制实际上还保留了很大程度的计划性等等。总之,如果选取一个视角可以分别代表中美两国最核心、最综合、最基本的特质,这两个国家的集体主义/个人主义方面的表现是非常适当的。


既然在此维度上,有的文化偏向于个人主义,有的文化偏向于集体主义,足以说明这两个主义,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分别有着各自的优缺点。比如:个人主义有利于发挥个人的创造性,积极性,在文艺创作,科学研究领域显得尤其重要。另一方面,过分的个人主义必然导致整体社会的公平性收到伤害,甚至社会必要的凝聚力,认同感也会收到瓦解。而集体主义,有能力解决个人主义体制下的一些顽疾,比如:巨大的贫富差距,因极致的个人利益追求而导致的整体利益受损以及集体潜能受限等等。但另一方面,过度的集体主义会导致个人积极性受损,继而导致社会效率低下。


如同人类面临的诸多二难选择一样,一个国家、社会对于推崇个人主义还是集体主义,似乎无可厚非,无关优劣。但爆发于2020年初的新冠大流行以及其后的各国政府对这场灾难的应对似乎提醒我们有必要抛弃这种折中、公允、调和的调调,认真思考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优劣问题了。


尽管至今为止(2021年7月)新冠疫情仍在演变,何时结束,乃至是否能彻底结束均未可知,但关于已经披露的关于疫情的信息,各个国家的应对情况,各种各样的观点、言论等等已经足够丰富了。笔者并不打算对诸如此类的信息再做赘述,在此想先确定一些中美两国再抗议方面的基本事实,以便于展开进一步的讨论。这些基本事实包括:1、新冠疫情对中国而言是一场遭遇战,突如其来,应对的难度是远大于美国的;2、截止两国分别研发出疫苗并开展施打以前,中国的抗议措施远远比美国更有效,这体现在一系列数据及事实上;3、疫苗的研发,两国的进程相似、产品优劣等各有千秋,可以视为两国打平;4、如深究,中国的集体主义在本次抗疫的成功中起到重要作用,而美国过度膨胀的个人主义也是其疫情应对过程中的缓慢、混乱、自私、乃至重大的伤亡及经济损失等的重要因素。


所以,我们可以初步得出结论,至少从防疫的角度来讲,集体主义相较于个人主义有压倒性的优势。因为治理瘟疫与治疗个别人身体上的疑难杂症并不相同,它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医学议题,相反,它本质上更是对国家战略能力、组织能力和社会动员能力的一个综合考验。其实,在大众熟知的活动中,救灾抢险所需要的能力与抗疫是趋同的,而中国在抗击自然灾害方面的表现也是历来远胜于美国的。这并不难理解,无论是抗击疫情,还是应对自然灾害,关键是动员群体的力量,甚至必要时个人的利益要为集体利益让步,这正是集体主义胜过个人主义的地方。也就是说,当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其整体目标清晰、明确、深远而宏大时,集体主义比个人主义更加有助于实现这样的目标。当然,集体主义相对于个人主义并非没有缺点,这一点我们后文会分析。


依照这个思路延展开来,笔者忽觉灵光乍现,茅塞顿开,一个关于中美博弈的疑难问题,似乎有了答案。国际关系领域有一个比较热闹的话题,那就是中国是如何在美国无所不用其极的打压和遏制下综合国力持续成长并迅速接近美国的?如果对比三十年前的情况,当时中国在美国面前几乎毫无优势可言,经济不如人,科技不如人,教育不如人,军事不如人,制度不如人,国际地位不如人……按理说,这样的全方位的软硬实力的差距会导致中国的综合国力距离美国越来越远。而实际情况是中国的综合国力已经持续并快速地接近美国。那么究竟是中国的哪方面优势驱使该国不断进步并缩小与美国的国力差距的呢?可以确定是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中国很多学者也进行了一些研究试图发现某单一因素造成这个追赶的局面。比如,在其2015的专著《世界权力的转移——政治领导与战略竞争》中,阎认为中国的政治领导力高于美国是导致中国国力迅速提高并接近美国的最主要原因。


政治领导力固然是中国国力得以追赶、接近美国的重要原因,这一点无可辩驳。但是,笔者总认为一定存在一种基于意识形态、文化传统以及社会组织层面的差别促成这一局面。对这一问题的思索竟然与上面所说对中国集体主义的文化传统及社会组织特色所起到的作用最终合流——中国的集体主义特色是促使其综合国力得以追上美国的重要因素。当了30年的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美国,可以被视为在个人主义及与其配套的各种意识形态及制度的这一途径中已经取得了极致的成就。任何其他国家,包括中国,如果依然顺着这一制度路径发展,几乎没有可能超越甚至接近美国的综合国力。中国的集体主义特征,赋予其政府强大的行政能力可以在其执政早起依靠“剪刀差”完成资本积累及工业化;其强大的经济干预能力,可以制定长期发展计划并保证实施;其举国体制,可以完成巨量资源的全国范围内配置;集体主义得以让这个国家平稳度过物资极度匮乏的时代而没有巨大的社会波动,而民间层面基于亲缘关系、同事关系的集体主义也在计划经济时代让很多家庭有能力应对婚丧嫁娶之类的家庭大事。总之,在诸多被认为中国得以国力追赶美国的因素里面,都可以看到起背后集体主义所发货的作用。以至于,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以集体主义立国,该国所蕴含的国力上限(良好治理时所展现出来的)是要大于该国秉持个人主义时的上限的。


三、人的行为的基本逻辑的探讨

[if !supportLists]1. [endif]人基本特征是自私的,这是人的生物本能,因为生物必然是追求快乐,逃避痛苦的,这是最基本的神经机制。生物进化出自我意识和自由意志(是否存在存疑)就会伴随着优先考虑自身利益的本能--也就是自私。然而,人的自私性又与其他生物有所区别,毕竟人除了生物本性外还存在的社会性,甚至大量的超我现象。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利他的行为并不是十分罕见。但是,其实很大一部分的利他主义行为还是可以归结为自私的,比如:人们经常舍弃自己的一些利益而让自己的近亲属或者朋友获益。不严格地讲,这类利他主义行为,本质上还是自私的,因为它们是基于行为者的血缘关系/基因相近或个人情感的。除此以外,人类行为中,也确实存在纯粹的利他主义行为,比如灾难时期的“妇女儿童先走”,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遍地哀鸿满城血,只为一念救苍生”等等。尽管这种纯粹、崇高的利他主义行为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并不常见,但是我们不可以无视它,否则会落入解构一切崇高的现代犬儒主义的俗套。

[if !supportLists]2. [endif]人在进行决策时,需要在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之间进行平衡。不幸的是,我们处处可以发现人的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互相违背的例子,比如:人人都知道吸烟对健康有害,但是那种影响是几十年以后才会出现的,而现在吸烟却可以解我的烟瘾。于是,吸烟的人一直以来也没能实质性的减少。做事能特别维护长期利益而不被短期利益蒙蔽的人,有两个特点:1、比较理性,因为看到并重视长期利益是需要理性思维的;2、有较强的执行力,很多人看重眼前利益并非认识不到长远利益,而是在内心中预期自己无法执行一份长期计划以获取长期利益,所以还不如先获取眼前利益再说。严格地讲,每个人都存在追求短期效应而忽略部分长期利益的时候。比如一个上进、自律的学生也有放下书本,去玩会电脑或手机的时候。很简单,一致处于学习状态会导致效率变低,适当的休息和娱乐表面是满足了短期利益,其实也是有利于长期利益的。所以,理性的个人决策者应该是能够很好的协调好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并适度侧重于长期利益实现的。这一原则也同样适用于公司的管理团队,乃至一个国家的领导集团。然而,相对于个人而言,政党或者执政团体想要做好兼顾短期、长期利益并偏向于长期利益的实现实在更难。因为,一方面,他们必须有这种团体内的认知和动机推动这一目标的实现,另一方面,他们需要赢得人民的理解和认同这样做是正确的。此外,还有一点非常现实的原因,在选举政治制度下,一届政府的执政年限,长则十年八年,短则四年五年,导致政府根本没有动机克服重重阻碍去追求国家、民族的长远利益。

3.个人的利益与集体的利益需要协调与平衡。(To be continu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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