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我的父亲罗书恩
1931年阴历6月15日，在湖南常德汉寿县沧港镇靠近沅水边的一栋二层楼的木屋内，父亲诞生在了这栋房子的二楼。其时外面狂风骤雨，沅水河暴涨。对于我父亲的生日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我父亲档案中填写的生日是公历1931年8月2日，这个日子是不对的，因为我父亲在填档案时并不知道1931年阴历6月15日对应阳历多少号，那么我父亲为什么会填8月2号的生日呢？多年后父亲告诉我说：我是一名军人，8月1号是建军节，8月2号作为我的生日既好记又有纪念意义，因为只有解放军诞生后才有我的诞生。为此，我专门查过万年历，我父亲诞生的阳历日子是1931年7月29日。
父亲的童年是在沧港镇度过的，在当时父亲的家庭出身应该属于小资产阶级（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部队调查后将父亲的家庭出身定为城市小摊贩）。我父亲的爷爷和奶奶都信基督教，当时沧港镇就有外国人办的基督教堂，‘因此父亲很小时就被爷爷奶奶带到教堂去参加宗教活动，进而信了基督教。稍大，父亲开始到镇上的小学念书，那时父亲上学回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练书法，而这与我父亲的爷爷教育有关，父亲的爷爷常对我父亲说：字是金字招牌，字写得好可以一俊掩百丑。正是这一经历使我父亲练出了一手好字，在以后的工作中得益不少。父亲小学毕业后先在本镇中学读书，随后转入汉寿县一中读书直至初中毕业。
1948年父亲坐船从汉寿到长沙求学，到长沙后随即进入厚生会计学校学习，后来 这所学校成为了现在的湖南财政经济学院。当时中国大地上正在进行着围绕两种国家前途的国共两党大决斗。父亲在学校里参加了学校地下党组织领导的学生运动并参加了到伪省政府进行学生示威的活动，示威活动完了后，为躲避反动当局的抓捕，由地下党安排，父亲和他的同学到望城县夏铎铺镇大山里避难。局势缓和后，父亲取得学校毕业证回汉寿。多年后，我家居住在湖南省农业厅（原国民党省政府）附近，每当我陪父亲散步至农业厅时，父亲想起当年的事情总是唏嘘不已。
1949年夏，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滚滚铁流跨过长江，直指盘踞南方的国民党残部。我父亲的家乡汉寿也得到了解放。当时，汉寿县驻扎着解放军一个营。这个解放军营在汉寿办了一个图书室，当时，我父亲和他的好友没事就跑到图书室去看书，图书室的管理员就和我父亲他们聊天，当知道我父亲及其好友都没事做的时候说：“为什么你们不到长沙去找出路啊？长沙现在都需要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啊！”父亲和他的朋友一商量也对，于是分别对各自家里人说了一声，结伴奔长沙而去。到长沙后，父亲和他的朋友居住在太平街的会馆里。当时，长沙市的解放军都在招知识分子当兵，其中，父亲和他的朋友分别报考了解放军12兵团干部学校和中南军政大学湖南分校，在两所学校都进行了文化考试和体检。几天后，12兵团干部学校率先发榜，我父亲和他朋友均被录取。考虑到盘缠有限而兵团干部学校对录取的学员免费提供食宿，我父亲和他朋友于是到兵团干部学校报到准备开始学习。没想到几天后，中南军政大学发榜录取了我的父亲和他朋友，父亲和他的朋友一商议，认为中南军政大学的牌子是大学，比干部学校牌子响，决定去读中南军政大学。于是，父亲他们就对兵团干部学校的工作人员谎称要回家拿东西，经其同意后离开兵团干部学校进入中南军政大学湖南分校报到读书。需要指出的是，父亲被中南军政大学湖南分校录取的录取名单是登在新湖南报1949年9月20日上的，而我父亲看的学校张布的录取名单要比登报时间早。多年后，我父亲回忆中指出，12兵团干部学校之所以放我父亲他们走，是知道现在是共产党的天下，我父亲他们无论到哪里，都会参加革命的。
中南军政大学，其前生历经红军大学，抗日军政大学，东北军政大学，是抗日军政大学的嫡系，校长林彪，政治委员罗荣恒。湖南分校后来改制成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沙政治学校（院），并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并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技大学。我父亲考入中南军政大学湖南分校时，计划学制是四年。父亲入军政大学后，被分在二总队八大队十六中队。学员报到完毕后，二总队即开进至湖南南岳衡山，驻扎在南岳大庙。父亲生前曾感叹说：“南岳大庙是我第一次看到的大地方，一个庙住几千人都没问题，难怪被老百姓说为小故宫。”当时，衡宝战役正在进行，二总队的位置属于前线，而这正符合毛泽东及抗日军政大学培养干部的思想即让学员在战争中学习战争。二总队的学员们不仅要学习，而且还要防敌特袭击。同时，还要组织学员每周翻山背粮背菜一次。军校生活是清贫和艰苦的，而共产党的理论教育却使这批旧社会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脱胎换骨，激发出他们为新中国而不惜牺牲自己的顽强斗志。学习直到完成四年学业毕业，似乎生活就会这样平平淡淡地进行下去，然而，1950年中国北方紧张形势遽然升级，为防范于未然，上级决定全体军大学员提前毕业，将学员充实到各个部队去。由此军政大学拟对学员进行四批次毕业分配：第一批次空军，海军，第二批次特种部队如炮兵，坦克兵，第三批次步兵部队，第四批次转其他学校。从这个分配方案来看，可以得出结论：批次越靠前，学员越优秀。我父亲属于第二批次分配，被分配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第二师。从进入军政大学学习到提前毕业，我父亲在军大整整学习了一个学年，他学习的科目政治上有辩证法和唯物论，政治经济学，军事上有班队列和排队列，还有一些其他课程不详。1985年广州军区出示我父亲的学历证明是中专学历。
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第二师，是我父亲在部队的第一个服役单位。炮兵第二师是解放军炮兵的王牌部队，是当时全军炮兵部队中仅有的两支机械化炮兵师之一。该部队参加了1959年前的所有国庆阅兵活动。解放海南岛创造木船打军舰的奇迹的就是该师的二十八团。1950年6月，父亲从军大毕业分配到炮二师后，即乘车赶往师部河南许昌，随后师部又将我父亲分配至二十八团，这时二十八团打完海南岛战役后在广州驻扎。这样，我父亲在兜了一个大圈后先北后南赶到二十八团报到。随即，二十八团将我父亲分配至二十八团三营八连担任文化教员。当一切刚刚安排妥当，北方朝鲜战争爆发，为维护新中国的利益，中央决定抗美援朝，急调当时驻扎在河南的中央军委战略预备队38，39，40军及炮兵第2，8师北上东北，准备待机出国参战。随着战事的发展，在东北待机的部队进入朝鲜参战，我父亲的部队也从丹东一个不知名的地方渡过了鸭绿江。但我父亲却没有过江！原来我父亲的炮二师当时装备的是日式榴弹炮，根据解放军用缴获敌人的武器打敌人的优良传统，考虑到今后可能在战场上缴获到美式炮，因此，师首长决定抽调一部分干部先在国内学打美式炮，然后再出国。我父亲就是被抽调的人之一，当时，师部任命我父亲为炮二师二十八团三营八连指挥排副排长。大部队过江后一个月，父亲和学打美式炮的其他战友也跨过了鸭绿江。
机械化部队的炮二师有其他部队在行军上不可比拟的优势，其他部队行军靠两条腿，而我父亲行军则可以坐车。而正是这个优势，却使我父亲经历了一难！在朝鲜战场上，美国人占据着空中优势，因此，为防备美国人的空中袭击和侦察，志愿军严禁在白天行军，只能晚上走。当我父亲跟他的战友坐车出国追赶大部队时，由于天黑风高，山路崎岖，汽车行驶不敢开灯，导致翻车，父亲的几位战友当场牺牲，其余的人包括我父亲均不同程度负伤，经请示首长，立即拉回国内进行治疗，父亲被诊断为半月板破损。父亲所负的伤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复发过一回，当时，父亲腿部肿胀，不能行走，直到到医院抽出大量脓水后才逐渐好转。在战时医院治疗一段时间后，我父亲再次跨过鸭绿江，奔赴朝鲜战场。其时，正是五次战役后期，当我父亲的部队刚刚渡过汉江，即接到命令立即返回汉江北岸。当时，我父亲不会游泳，是由两个战士架过江的，后来我父亲在武汉军区机关工作时学会了游泳，这是后话。五次战役后，战场形势变为胶着状态，由先前的运动战变为阵地拉锯战。其时，美国人开始了对志愿军后勤的空中绞杀战，为预警美国飞机的袭击，志愿军每隔一定距离布置一个防空哨，当防空哨听到敌机的声音时，就向空中放枪，下一个防空哨听到枪响，也向空中放枪，这样依次传递下去。当时，我父亲是副排长，手里有杆苏联造的水连珠（苏联步枪的一种，是在抗美援朝战场上志愿军战士将其作为狙击步枪杀敌最多的枪支），父亲听到防空哨的枪声后，有时也向空中放几枪，当后来质疑是否违反战场纪律时，父亲说：“战场上没有那么多规矩。”恶劣的自然环境和落后的后勤保障是制约志愿军胜利的两大因素，朝鲜属于高纬度地区，一到冬天就天寒地冻，一般志愿军战士会挖洞烧炕来解决严寒问题，只是晚上起来解手有点问题，因为要到洞外野地去解决。而后勤保障问题却是真正使志愿军头痛的问题，在朝鲜战争的一段时间内，由于美国飞机对志愿军后勤的绞杀，大部分部队都遇到过断粮的情况。我父亲就曾经断粮过一个星期，仅靠挖山上的野菜维持生命。以至于父亲晚年对此耿耿于怀，说到：“当时我们战士都说，如果我们有飞机，我们拿个竹竿都可以把美国人赶下海。”几十年后，当我陪父亲参加军大校友聚会时，那些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战士说起抗美援朝的感觉就是四个字：又冷又饿！美国飞机的厉害是众所周知的，虽然我父亲的部队属炮兵，部署在步兵阵地的后方也就是二线，但美国此时已具备纵深打击能力，后方也不见得安全。父亲曾说过，当时在战场上，前一个钟头，他的一个战友还牛皮哄哄地吹牛皮，后来人就没了，被飞机炸死了。我父亲吃饭时，喜欢用左手拿筷子，问他原因，说抗美援朝时右手曾被美国飞机的炸弹咬过一口。抗美援朝前期，父亲的部队并没赶上与美国人真正较量的机会，由此，战士们急得摩拳擦掌，期盼着与美国人真正较量一回，这时终于机会来了，而且这一仗还打出了志愿军的世界名声，成为美国人公开承认打败了的一次战役，这就是上甘岭战役。我父亲的连队八连及炮二师的兄弟部队参加了这次战役。当时，上甘岭战役前期是由志愿军15军45师打的，后期由12军接手，战役总指挥是秦基伟将军，15军炮兵部队加炮二师若干部队配合作战。当时，15军45师并不是15军的主力部队，而15军的主力部队43师却布置在山谷方向，在整个战役中，43师都没有出动，因为秦基伟一直认为上甘岭方向是佯攻，直到战役结束才知道上甘岭才是真正的进攻目标。战役开始，中美双方都犯了添兵浪战的这一军事禁忌。好在志愿军在阵地的反斜面构筑了坚固的坑道工事，白天美国大兵攻占志愿军阵地，志愿军退守坑道，夜晚志愿军出击收复阵地。如此拉锯，双方消耗了大量的兵员，此后，秦基伟意识到不能添兵浪战，提出保存力量，由此进入坑道作战阶段，待机配合后续部队收复阵地，最后，12军生力部队在坑道部队的协助下收复大部分阵地，而此时，美第八集团军前期由于和志愿军45师拉锯作战中其主要力量消耗殆尽，无力组织反攻，故开记者会宣布战役失败。在这场战役中，志愿军炮兵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据战后统计，志愿军炮兵歼灭了的敌人比步兵歼灭的敌人多得多。更有意义的是，志愿军炮兵开始第一次能有板有眼的与美国炮兵打起了对攻。在中国军事博物馆，存放着一门英雄炮，这门炮属于我父亲部队的另一连队，在上甘岭战役中，凭这一门炮，就打掉了美国人一个炮兵连。由于当时在上甘岭战役中，我父亲的部队并没换装美式炮，使学打美国炮的父亲没有了用武之地，因此，连长决定我父亲战时领导炊事班工作，带领炊事班战士每天送饭到阵地直到战役结束。上甘岭战役后，国内军事正规化建设开始启动，授衔工作提上日事议程，在朝鲜的志愿军也开始了准备工作，我父亲当时被二十八团借调至团政治处，开始进行授衔前的干部审查工作。不久朝鲜战争停战，志愿军总部决定，组织志愿军排以上干部到朝鲜首都平壤参观，父亲也因此到平壤参观了一次，据父亲回忆，当时平壤没什么好看的，都被飞机炸成废墟了。停战以后，志愿军陆续回国，我父亲亦随部队回国，驻扎在军事要地河南确山，当时确山是个驻军大县，既有我父亲的部队炮二师，还有一个炮兵靶场（这个炮兵靶场后来成了赫赫有名的中原演习场，专门演习我军在丘陵地带的攻防。）1955年大授衔，我父亲被授予少尉军衔，定为正排级。授衔以后，父亲第一次回家探亲。那时，从我父亲离开家当兵到第一次回家探亲几年来，父亲没有给家里写过一封信，奶奶只知道父亲当兵打仗去了，又因父亲当兵后渺无音信，以为我父亲已经牺牲（当时连镇政府都以为我父亲已经牺牲，烈士的牌匾都已经做好了)，终日以泪洗面。当我父亲肩跨少尉肩章，身穿解放军干部服出现在我奶奶面前时，我奶奶犹如做梦一般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当时，我父亲的大妹妹罗美丽正在初中读书，当我父亲询问大妹妹有什么想法时，我姑姑回答到因为家里穷，不想读书了。我父亲当场就说，必须读书，我可以资助你读书。就这样，我父亲从每个月微博的工资中拿出大部分钱邮寄回家，成为支撑整个家庭的顶梁柱。后来，我大姑姑在我父亲的资助下，考取了湖南农学院茶叶专业，成为罗家的第一个大学生。
炮二师回国以后即换装苏式加榴炮。由于当时的政治形势和国际环境，解放军的正规化建设开始以苏联模式进行发展。当时，中南军区为培养全军区各部队的的油料工作人才，决定成立中南军区油料培训班，中南军区下属每一支部队都分配到一定的名额去油料培训班学习。炮二师也分到了一个名额，师首长经过考虑，将这个名额给了二十八团，二十八团团首长研究后，决定调父亲去油料班学习。这一事情，对父亲影响重大！刚参军时父亲是指挥排副排长，妥妥的军事干部，后来在朝鲜时在团政治处审干，干的是政治干部的活，此时，调我父亲参加油料培训班学习，意味着今后我父亲将干后勤干部的活。如此我父亲开始与军队后勤工作结缘，一干就是十余年，直到从部队转业。隆冬季节，而南国广州却春意盎然，气温最低也有十度以上，用我父亲的话说，在广州过冬，一套毛衣毛裤就足够了。油料班的学习生活紧张而不失活泼，我父亲学习的东西以苏联的教材为主，包括高等数学，无机化学，有机化学，油料检验和俄语等课程。培训班一般一个星期学习六天休息一天，在休息时间父亲喜欢跟同学出去游玩。没想到期间还闹出了一个大笑话！原来，有一次父亲和他的战友出去玩，途中遇到了一个卖菠萝的摊子，父亲他们就买了一个菠萝，然后用刀削掉菠萝的皮，就吃了起来，刚吃一口父亲他们就发现菠萝的味道有点怪，吃进去涩涩的，后来回去后一问战友才知道菠萝要用盐水泡了后才能吃。转眼，父亲油料班培训结束返回部队，这时部队掀起了提高战士文化水平的活动高潮，部队的一些有文化的干部都被要求充当临时教员，给文化水平低的战士授课。父亲也被要求充当了临时教员，给战士上课。据父亲说他当时主要讲授语文和军事地形学。后来，部队为提高教员的理论水平，将我父亲等送到武汉军区文化速成中学学习。虽然学校叫中学，但我父亲学的都是大专水平的知识。当时的武汉军区速成文化中学坐落在现在武汉市永清路20号，是曾经的国民党华中剿总所在地。院内有一栋5层楼的楼房，外墙白色，被称为白崇喜大楼。一九四九年武汉解放后，四野司令部移驻至此，林彪命令在白崇喜大楼的东面再建一楼，要求新楼的高度要高于白崇喜大楼，后人称新建的大楼为林彪大楼。武汉军区文化速成中学当时就在林彪大楼上课。父亲在速成中学学习时也发生过一件趣事。当时，林彪大楼与白崇喜大楼隔着一堵围墙，而在白崇喜大楼工作的单位却颇具神秘感，不仅大楼门口没有标识单位名称的牌匾，而且大楼进进出出的都是一些军衔比较高的女军人，这一切引起了中学学员的好奇，终于有一天一位学员翻过了围墙想一探究竟，但是，这位学员还没进楼即被逮住并押送回来，这时速成中学的学员才知道原来在白崇喜大楼工作的机关是总参三部六局，专门从事电讯侦察的。从速成中学学习回来后，父亲被任命为炮二师后勤部油料仓库主任，一九五六年破格晋升为中尉军衔。我父亲在当仓库主任时，手下都是些超期服役的士兵（相当于现在的士官）。父亲晚年倍感到欣慰的是，他手下的兵都被我父亲发展为党员了。我父亲一贯秉承与人为善的处事原则，对人和气，从不害人，但在原则性的问题上也能坚持己见，不做唯唯若若的老好人。一次，师后勤部的一位资历颇深的助理员来油料库检查工作，因工作问题与父亲产生分歧，双方各持己见进而发生争执，最后闹得不欢而散。令人惊讶的是，几天后父亲上调师后勤部油料汽车管理科当助理员，而那位助理员却下调为仓库主任。当时，师油料汽车管理科的科长叫徐东镇，是一位建国前参加革命的老干部，后调武汉军区司令部军运部，最后在郑州铁路局军代表任上离休。父亲调师后勤部后，为更好地开展工作，师部又送我父亲到解放军第二汽车学校学习汽车驾驶和维修技术。从此一直到转业我父亲都有军队的驾照。转业时父亲考虑当时的情形以及军队驾照换地方驾照的麻烦，就将驾照放弃了。父亲从汽车学校学习归来，正赶上部队兴起郭兴福教学法，开始了大练兵活动，这时，武汉军区拟举行一次全军区的汽车兵大比武。父亲受命负责完成炮二师参加军区汽车兵大比武的任务。接受任务后，我父亲挑选了曾经的老部队二十八团汽车连作为参赛队伍。在汽车连训练期间，我父亲与汽车连官兵同吃同住，与连干部探讨教学内容，把关教学方法。每次汽车连实训时，父亲都要到场指导。辛苦的汗水终于没有白流，在军区组织的大比武中，我父亲率领的炮二师参赛队取得了全军区第二名的优异成绩。一九五八年父亲回老家和母亲正式结婚，当时，母亲在汉寿县人民医院工作，一年后，父亲的大儿子罗大勇诞生。此后，父亲每次回家探亲，都要先到长沙，在长沙时往往住湖南省军区招待所。当时，我的大姑姑在湖南农学院读书，因为农学院的校址马坡岭属于长沙的远郊，不通汽车，每次父亲到长沙后去看我的大姑姑都要走几个小时的路，还要搭船过浏阳河，极为不方便。三年灾害时期，我父亲在部队，相对地方而言，部队的保障要优越些，因而算是躲过了一难。在炮二师工作期间，父亲因工作出色，多次受到部队嘉奖。这里仅举一例，有一年地方上要运输粮食，但苦于缺乏运输工具无法完成，正无计可施之时，有人想到了向军队求助，炮二师首长知悉后，答应帮地方解决问题。而这个任务就交由我父亲来具体实施。父亲接受任务后立马开始计划，调度，将任务安排得井井有条。然后亲自跟车跑运输。期间也不妨自己亲自开车过过车瘾。半个月后任务顺利完成，炮二师师部给予父亲通令嘉奖，并奖励父亲到河南鸡公山武汉军区干部疗养所疗养一个月。从以下几件事情中可以说明父亲在炮二师时深受领导的器重和同事的信任及下属的拥戴。第一，自我父亲到炮二师来没好久，我父亲就加入了共青团组织，并在团委任组织委员和宣传委员。入党后没多久炮二师召开第二次师党代会，我父亲即被选为党代表，由此看出，从父亲到炮二师工作不久，就已经是师里面的活跃积极分子。第二，父亲到武汉军区机关工作后，曾下部队到炮二师检查工作，当时的炮二师师后勤部部长是我父亲在炮二师工作时同一级别的助理员，其在招待我父亲他们吃饭时对我父亲说：老罗，你要是不走，后勤部长是你的。第三，解放军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成立不久，我父亲打算报考其炮兵系，当我父亲复习得差不多向组织请求打介绍信时，组织答复：由于工作需要，不能报考。第四，我父亲调武汉军区后勤部工作不久，炮二师师长王永勤即调武汉军区炮兵担任参谋长。老师长到武汉没多久即到后勤部去看我父亲，足见我父亲与领导的关系之好。在这里顺便介绍一下这位老师长：王永勤，一九三八年左右参加工作，抗日战争时期是八路军一个旅的作战科长，解放战争时是炮兵师参谋长，解放后历任越南人民军炮兵顾问，炮兵师长，四十三军副军长，武汉军区装甲兵副司令员等职。一九六三年是我父亲军旅生涯的转折点之一，由于炮二师卓越的油料工作成绩，武汉军区决定在炮二师召开全军区油料工作现场会，我父亲负责会议资料的撰写和整理。当时，科长徐东镇已拟调武汉军区司令部军运部。主持现场会的领导是武汉军区后勤部油料部部长王子云（老红军，开国大校，后任武汉军区后勤部参谋长，副部长），王部长看了我父亲撰写的材料后，问徐科长是谁写的，徐科长回答是我父亲写的，随即，王部长将我父亲找来说：军区准备在现场会后将你调到军区去。就这样，我父亲在炮二师工作十三年后直接进入大军区机关工作。父亲后面曾说：我在部队所有级别的单位都待过，就是没有待过军级，直接从师到大军区。
武汉军区，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军区之一，其作战性质是中央军委的战略预备队。用父亲的话说是策应军区，哪里有事到哪里去。在其巅峰时期，领导1军，17军，43军，54军，空降15军及若干坦克师炮兵师等等，这些部队基本上都属于当时解放军的王牌部队。由于武汉军区地处中原，属于中国的腹地，故人民解放军的很多后勤基地都设在了武汉军区管辖的境内。父亲曾经说过，武汉军区后勤部管辖的后勤基地不仅数量多，而且级别也高，这是其他军区所不能比拟的。一九八五年武汉军区撤销时，由于武汉军区后勤部管辖的后勤基地很多，故武汉军区后勤部建制并没撤销，而改制成总后武汉基地指挥部，军改以后，更是升级为副战区级的解放军联勤保障部队领率机关，由此可见武汉军区后勤部在整个解放军后勤系统的重要性。一九六三年父亲调到武汉军区后勤部油料部工作不久，即担任后勤部的党小组长。在我父亲的党小组中有一位将军组员，这位将军组员名叫秦光远（时任武汉军区后勤部副政委，老红军，64年少将，兵团级离休干部）。当时油料部有一位助理员是我父亲在中南军区油料班学习时的老师（具体名字我已经忘了），我父亲奇怪为什么这么多年了他还没 有入党，一了解说他比较骄傲，与其他人的关系处理不好。我父亲就认为这仅仅是性格问题，不是什么原则性的问题，因此，父亲亲自做介绍人介绍他入了党。后来，中印冲突爆发，中央决定，没有打过仗的机关干部要到前线锻炼，这位助理员也就参加了对印自卫反击战，回来后送给我父亲四块印度的银元，再后来，这位助理员转业到桂林市石油公司任经理。俗话说：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但现实却不是这样。有一次父亲和战友方兆权带一个工人去河南洛阳一军事学校办事，晚饭后三人决定到学校外面逛逛，当时父亲和方兆权都穿着军装，肩挂上尉军衔，而那位工人则穿着便装，由于那位工人长得比较富态，我父亲和方兆权都是廋廋的，再加上那位工人走在前面，父亲和方兆权跟在后面，经过学校大门时，那位工人被学校站岗的士兵误认为是大干部，直接向他敬礼，而对我父亲他们则熟视无睹，直接予以忽视。以至于方兆权悄悄地对父亲说：老罗，看来一个人的外貌很重要啊，看门的士兵跟一个工人敬礼，却不跟我们敬礼。另一次，由武汉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叶明带队，率武汉军区司政后的机关干部去河南省三门峡市视察工作，我父亲亦在其中。一行人进了火车站的站台，根据惯例，叶政委没有穿解放军军服，穿的是便服，紧跟叶政委的是一个佩戴大校军衔的下属，当他们走到火车包厢门口时，列车乘务员一把将叶政委推开说：让开，先让首长上车。那位大校军衔的下属一下就急了，说到：什么首长不首长，他才是我的首长！父亲在军区油料部工作没多久，油料部老部长王子云即上调后勤部当参谋长去了。接替王部长职务的是原一军副军长阎作栋。阎作栋是1937年8月参加工作的老革命，开国上校军衔，高小文化。父亲曾说：虽然阎部长只有高小文化，但水平还是很高的，我写的东西，阎部长看过后，都会把我叫到办公室指出哪些地方有错误，应该怎么改等等。随后，阎部长调军区后勤部物资部当部长。阎部长调物资部时，也把我父亲调到了物资部。现在看来，我父亲调到物资部，是我父亲军旅生涯的又一转折点。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我曾陪父亲为解决军政大学学员离休问题到过原武汉军区，当时住在原武汉军区后勤部参谋长的家里。期间在后勤部碰到了许多我父亲的老战友，那些和我父亲同级的战友都已经是正师级干部了。那时我父亲的徒弟彭锦文已是油料部副部长，而我父亲下级的下级也已是团级干部了。上文提到的方兆权那时是正师职退休干部，他曾专门到参谋长家里看过我父亲，对我父亲说；油料部的老人基本上都在，当参谋长的多。而物资部我父亲认识的老战友基本上没有了。可以说正是父亲调到物资部才导致我父亲提前离开部队，转业到地方。当时的物资部，武汉军区后勤部党委委员兼物资部部长是阎作栋，副部长是郝贵荣（1937年的兵，开国上校，副军级离休干部），父亲的直接上级科长李振中（新四军老战士，副师级离休干部）。当时，我父亲在物资部主要从事物资计划工作，因而每年父亲都有两个月的时间待在北京参加总后主持的全军物资计划会议。父亲曾说：那时到北京开会，一下火车的第一件事就是买公共汽车月票。又说：当时，总后的处长都是师职干部，却没有车坐，天天骑自行车上下班。在计划经济时代，能够从事物资工作，应该算是一个好的工作了。每到年关，物资部的首长都要我父亲到武汉市市百货公司走一趟，以部队的名义进一些手表，收音机之类的东西，然后送给军区首长。我父亲转业时，利用在物资部门工作的便利，一次就置备齐了当时所谓的三大件。应该说我父亲在物资部当兵是当得比较惬意的，当其他官兵一年到头围着训练场转的时候，我父亲则天南地北，时不时就全国各地地出差。父亲曾说：全国除了西南和西北外，其他的地方都去过。有一次，父亲和郝部长在北京开会，期间，会议休会，父亲他们就向总后申请派了一部车，开到天津，由郝部长请客，专门吃了顿天津狗不理包子。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国家决定由武汉军区主持召开一次全国物资工作会议，这也是当时唯一的一次由军队主持召开的全国物资工作会议。武汉军区命令郝部长负责主持这次会议，并专门为其派了一名秘书，我父亲则参与会议的组织工作。会议召开前的头一天，郝部长专门把我父亲找来，拿着军区派给他的秘书写的欢迎辞对我父亲说：你看看写的什么啊，太长了。要我父亲重新写一个。父亲回去后，立即写了一个交了上去，郝部长看了后，很是满意，会议召开时即用我父亲写的欢迎辞致的辞。不久，文化大革命爆发，为应对当时全国的混乱形势，中央决定军队支左，武汉军区成立支左指挥部，统一领导湖北，河南两省的党政军工作。武汉军区支左指挥部指挥长是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到，副指挥长由司政后各派一名首长担任。后勤部派的是郝部长担任副指挥长。而郝部长担任副指挥长后即把我父亲调去担任他的联络员，我父亲的工作用我父亲的话说就是给首长出主意。这里也许大家会好奇，一个二级部的副部长为什么有这么大的风头，能够和至少军级才能担任副指挥长的干部一样担任副指挥长？其实，这是有渊源的，在我父亲认识的那些老首长中，如果不是机缘巧合，郝部长的发展前途应该是最好的，远不止副军级干部离休。郝部长参加革命时，就是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到的下属，一九五几年由十五军调武汉军区司令部任行政经济管理处处长（正师职），直接管理司令部这帮首长的吃喝拉撒睡。可以说是陈再到的红人。如不是林彪插一杠子，闹了个提前离休，在第二代领导人当道时，凭他和老首长的关系，职位上再进几步也未然不可。7.20事件发生时，我父亲没在武汉，在家探亲。当我父亲回到武汉后，造反派开始批斗武汉军区支左指挥部的领导，郝部长也在其中。每当郝部长被通知接受批斗时，我父亲对郝部长说：首长在会上不要说话，一切由我来说。在批斗会上，我父亲说：支左指挥部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主要原因在我们下面的工作人员，我们下面的工作人员在情况的上传下达中也许偏离了事情的本意，导致首长决策错误，请大家谅解。就这样，父亲将责任归到了自己身上，使郝部长免受了冲击。可以说父亲在武汉军区后勤部物资部时，和首长的关系是处得比较好的。这里举一例，每当我母亲到部队去探亲，阎部长和郝部长都要分别请我母亲吃饭。另外我父亲不但跟领导关系处理得好，而且工作能力也很强，很受领导器重。当时，整个武汉军区的物资工作计划都是由我父亲一手操办。一次，在物资部的民主生活会上，父亲发了几句牢骚，说：随时准备离开部队。第二天，李振中科长就和我父亲谈话说：你不能走，至少还要干十年。在这里，分享一件我父亲在物资部经历的趣事，当时，第一汽车制造厂制造了一批红旗牌轿车，准备用来给当时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当乘用专车，而替换下来的是苏联制造的吉姆车。这些吉姆车的去向如何，中央一研究，决定给每个大军区司令员配一部吉姆车。武汉军区司令员也分到了一部。不久总后电话通知武汉军区后勤部派人到北京来试车。接到通知后，李振中科长和我父亲带一驾驶员去北京试车。到北京后，三人驾驶吉姆车在北京街头转悠，几天后，李科长忽然在车里对父亲说：老罗，你发现没有，我们车到哪个路口都是绿灯，没碰过红灯。父亲一看，也是，即使路口刚变红灯，吉姆车一到立马就变为绿灯了。原来，吉姆车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乘车，交警看到后都会一路绿灯放行。一日，父亲他们开车途中汽车没有油了，不得不将车停在路边，旁边的北京市民都围了过来，想来看看大干部，这时，马上就来了一个交警，把市民给劝开了，父亲下车打电话给总后，才将问题解决。试车结束后，由总后将车通过火车运到了武汉。7.20事件后，陈再到司令员被免，沈阳军区副司令员曾思玉调武汉军区当司令员，在曾思玉司令员到武汉就职之前，专门到北京去看林彪，林彪见面时只说了两句话，一是：武汉军区现在是二野的，二是：我原来住的地方不知怎样了。曾思玉上任后立马做了两件事，一，在武汉军区打压原来的干部，重用四野的人。二，决定在林彪原来工作的地方给林彪修别墅。这里，讲讲给林彪修别墅的事，林彪原来住的地方中南军政委员会就是当时武汉军区后勤部的驻地。那时武汉军区专门派一个工兵营给林彪修别墅。而修别墅所用到的物资都是我父亲经办的。别墅修建过程中，需要用到进口的红木，为了搞到这种木材，曾司令员专门给当时的沈阳军区副司令员兼大连警备区司令员，大连市市长的战友写了封信，交由我父亲赴大连经办相关事宜。父亲受命后，首先到北京总后，由总后开出介绍信，以总后的名义来办这件事。父亲到大连后，不巧这位副司令员到沈阳开会去了，接待我父亲的是副司令员的秘书，这位秘书一看我父亲出示的是总后的介绍信，在等副司令员的日子里，天天陪我父亲在大连游玩。后来，父亲对大连的印象是大连广场比较多，没多远就一个街心广场。不久大连的公事办完，父亲原打算从大连坐海轮到山东再转火车回武汉，当时票都买好了，不想却遇到了台风，航程取消，父亲只好乘火车陆路返汉。一九六八年父亲的小儿子罗小勇出生。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期，人民解放军开始精简机构，一大批功勋卓居的老干部退出了领导岗位。这就是后来所说的林彪反党集团为了篡党夺权所实行的阴谋。现在想来，父亲那一代军队干部是最难得升上去的一代。在我父亲上面，革命资历老的干部比比皆是，而且相对都年富力强。从而造成一种连排级干部年年换，而营以上干部几年甚至十几年都不动的怪现象。当时，武汉军区后勤部我父亲所在的物资部和财务部合并，组成武汉军区后勤部供应部。物资部的老部长阎则栋，副部长郝贵荣都被命令提前离休。两位部长离休的安置事宜，都是郝部长一手经办的，后来听我父亲说：当时，阎部长要郝部长全权负责两人的离休事宜，并且，阎对郝说：你到哪里，我也到哪里。由此可见两人关系之好。当时，河南省焦作市听到消息后，专门修建了一个干休所，邀请武汉军区这帮离休干部到他们那去，郝部长由于是山西人，而焦作离山西近，因而也乐意去焦作。后来，父亲曾说：焦作之所以愿意接受武汉军区这帮离休干部，是因为别看这帮离休干部已经离休了，但人脉关系却在，可以帮助到地方上。事实上，郝部长到焦作不久，即为了为焦作搞钢材专门到武汉找过我父亲，当然，我父亲也满足了他的要求。阎，郝离休时，阎部长副军级，郝部长副师级。物资部和财务部合并后，组成新的供应部，原财务部副部长李金刚（1938年左右的兵，开国上校，后任武汉军区后勤部副部长）任部长，我父亲的顶头上司李振中科长任副部长，原物资部缩编成物资科，由我父亲任代理科长（代团职）。当时，我父亲39岁，在进武汉军区后勤部时和我父亲同一级别的战友里面，我父亲算混得很好的了。似乎，随着时间的流逝，不久我父亲将按部就班地转代为正成为正式的物资科科长。但是，由于供应部部首长配置情况，却使我父亲莫名其妙地陷入一场权力斗争之中。前面已经提到，供应部的部长是原财务部的副部长李金刚，副部长是原物资部科长李振中，两人在资历上基本半斤八两，职务上也就相差半级，同属于部首长，作为正部长的李金刚肯定是想一人总揽供应部的大权。而唯一能给他总揽供应部大权造成威胁的人就是副部长李振中，恰恰我父亲却是李副部长在原物资部的老人并且担任了供应部进行物资工作的负责人。于是，一场夺权斗争拉开了帷幕。首先，李金刚一上任即免掉了我父亲的代科长职务，任命了一位用我父亲话说对物资工作一窍不通的原财务部助理员当科长，其后，专门派一人跟我父亲学业务。后来，郝部长到武汉来，我父亲将情况对郝部长一说，郝部长就说：后勤部我父亲是呆不下去了，但他可以跟老政委说说让我父亲到下面去当个小头头。那个郝部长所说的老政委就是秦光远将军。我父亲说：我是从下面上来的，不想又下去，婉言谢绝了。实际上，李金刚用的就是釜底抽薪之计，目的就是要把我父亲挤走，使李振中成光杆司令。可惜直到我父亲离开部队，李振中都没明白过来，还安慰我父亲下地方也好。后来，我父亲的战友来长沙看我父亲时，说：当时，供应部没人听李副部长的了，李副部长跟李金刚拍了桌子，说：我不干了，最后，李振中以副师职干部离休，到武汉东湖干休所休养去了。可以这么说：如果阎，郝部长只要一个不走，或者正部长是李振中，或者李振中不当副部长，我父亲是离不开部队的，至少可以干到正师职。直接导致我父亲离开部队的原因则是我母亲的随军问题。既然没当官了，但能把一家人从一个小县城迁到武汉来，这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其实，以我父亲的级别，我母亲很早就有资格随军了。当时，我母亲随军工作单位都已联系好了即当时的武汉军区总医院。当我父亲正在办我母亲随军的事时，恰好正赶上开全军物资计划会，李金刚就要我父亲去开物资计划会议，对于我母亲随军问题，李金刚打包票说由组织上来办，一定给办好。可是，等我父亲开完会回来，却推托说我母亲随军问题必须要先看我母亲的档案才行。由于我母亲出生不好，怕看了档案后被退回来影响不好，就不想调武汉了，父亲对李金刚这种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行为很是生气，心想与其在部队受气，不如一走了之，于是申请复员。按照当时的政策，安置地有两个选择，一是老家，另一个是参军的地方。对于转到老家汉寿我母亲坚决不同意，于是，父亲决定转到参军的地方长沙。父亲转到地方的事情前期一直是李振中副部长操办的。当联系我父亲转业事情的工作人员到长沙与长沙市委沟通时，长沙市委工作人员的口气很大，称我们只接受部队营以上干部。这时，部队的工作人员笑了，说:我们这位同志很多年前早已是营职干部了。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我前面写的是父亲转业到地方，实际上并不是转业，按照当时的政策已经不存在转业了，干部和士兵一样只有复员。这样，我父亲在办了复员后，即丧失了几十年的干部身份，变为工人了。不过，有一失则必有一得，我父亲拿的复员费远远高于按转业所应补偿的钱，我们的家庭至少在那个年代应属于不折不扣的小康之家。父亲复员到长沙，可以说想进什么单位就可以进什么单位。因为我父亲复员到长沙有熟人相助。第一个人是我父亲在后勤部工作时的战友介绍的人，此人叫严朝晃，当时是长沙市市委生产计划组的组长，我父亲的工作基本上是他安排的。当时，严朝晃问我父亲想到什么单位，我父亲回答想到工厂，然后，严朝晃给我父亲列了一个名单，上面有十几个单位，我父亲从中选择了长沙机床设备修理厂，理由是：一：是工厂，二：在市内。第二个人是郝部长介绍的，叫李青，时任湖南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当时，我父亲的安置单位已经解决了，而我母亲的工作单位却遇到了麻烦，组织上给我母亲安排的单位是长沙卫校，但我母亲不想去，想去医疗单位，而长沙市委组织部却不松口。在这种情况下，我父亲只得去找李部长来解决我母亲的问题。当李部长看完郝部长写的信后，问我父亲是什么问题，我父亲答道：我的问题已解决了，是我老婆的问题。然后将需要解决的问题说了一遍，李部长听后，把秘书找来，要他给长沙市委组织部打电话，半个小时后，秘书回来说：让我母亲第二天去长沙市一医院报到上班。就这样，我父亲24年的军旅生涯以复员到长沙而告终，应该说我父亲一生中最辉煌的时刻是在武汉军区后勤部度过的，我父亲其实比那些开始时是同一级别然后混到师职干部的战友更被领导赏识和器重，如不是后期被动转入权力斗争，跟那些后来混到师职干部的战友比起来只有好，不会差。
一九七三年，父亲从部队复员到长沙机床设备修理厂，当时该厂属于国营企业，是全国八大定点从事机床设备修理的工厂之一，厂领导的行政级别为科级。在我父亲复员的那个年代，国营工厂对部队转业干部来说是个香饽饽，部队干部转业的首选行业都是国营企业，而党政机关对于部队转业干部来说反而并不吃香。举个例子，一九七六年我嫂子的父亲从39军团职干部的任上转业到长沙，当时安排他到湖南省财政厅当处长，他不愿意，最后选择到长沙二机床厂当副厂长。多年后，情况发生了转变，企业反而不如党政机关了，这位已退休的老革命天天骂娘，我嫂子的母亲就劝他说：想想抗美援朝时你那些牺牲的战友，一个班只剩你一个回来了，也应知足了。我父亲也是一样，复员时，只选择进工厂，其他任何单位都不去。父亲进厂后，安排在仓库当保管员，从而开始长达七年的工人生涯。我母亲曾笑话我父亲说：我的同事的爱人都有一官半职，就你是个工人。我父亲先说：现在是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然后说：我这一代不行了，可以培养培养下一代。父亲这时对个人前途已没有了像在部队时那样热切的追求了。即使多年后，父亲恢复了干籍，当时省委组织部李青副部长主动问我父亲是不是动一下，我父亲以已经50岁了，不想再适应新的环境而婉言谢绝了。一九七三年父亲复员到长沙后，大儿子罗大勇还在汉寿县读初中，在没有父母的管束下，天天调皮捣蛋，终于，他的班主任老师给父亲写了封信说：你的儿子我管不住了。这样，我父母才将我哥哥接到长沙来。休学半学期后插入长沙市一中读书。我哥哥的成绩是不是好我并不知道，但有两点我是知道的，一：我哥哥的作文和画画是一流的。二，每次我父亲开完家长会回来，都说：罗大勇的试卷又在家长会上展示了。转眼一九七七年，我哥哥高中毕业，当时面临着上山下乡，我父母一商议，决定以父母身体不好为理由给哥哥申请个留城指标，这个指标最后在我父亲单位申请成功了。正当我哥哥面临选择各种招工单位时，国家决定恢复高考，当即我父母和我哥哥决定参加高考。当时，我哥哥在参加高考体检时，身体其它方面都没问题，就是血压偏高，连续几次都是这样，当我哥哥出来跟我父母一说，我父母硬是找关系重新给我哥哥体检直到合格。一九七七年全国第一次高考，给考生备考的时间并不充裕，那一届的考生基本上都属于临阵磨枪。我哥哥的高中两年，其实也没学多少东西，那时候我记得很清楚的是我哥哥高中读书时，动不动就是学工学农一个月。高考完后，我哥哥认为考得不理想，决定第二年考美术学院，过了一段时间，就在收音机还在广播说今天发提前批高考录取书的时候，我们居住的楼下就有人喊我哥哥的名字，我哥哥下楼一看，原来是个邮递员，他见面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今年考了大学吗？你被录取了。我哥哥一听，一蹦老高，打开信封一看，被中南矿冶学院（现在的中南大学）录取了。当时，我哥哥的高考志愿，第一是湖南大学，第二是湖南医学院，第三是铁道学院，第四是长沙工学院，结果，上面四所大学都没看到我哥哥的档案，直接被中南矿冶学院提前批提请录取了。后来，我哥哥成为了教授级工程师，全国化工建筑学会的高级专家。多年后，我看了一本我父亲中南军大校友写的回忆录，其中写道他培养出了他工作的农场中第一个大专生，这里借这位校友的话，而我父亲则培养出了他工作的工厂中第一个本科生。 谈到考大学，实际上我已经在1975年就开始接触大学生了。当时，郝部长有一个战友在成都地质学院当院长，他的女儿赵朝玉以工农兵大学生的身份推荐到湖南大学读书，郝部长的战友就写信问郝部长长沙有没有人可以照顾一下他女儿，郝部长就推荐了我父亲。从此，一直到1987年十多年时间我都和大学生有接触。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家培养后代不像其他的家长一样给孩子报什么补习班，兴趣班一类的，也不像有些家长天天陪着孩子指导其学习，我们家的孩子学习完全靠自己，连教辅材料都买得很少。顺便在这里吹一下牛皮，我们家的孩子基本上都是考清华北大的料。 父亲在处理问题时往往有自己独立的主见，在大是大非前并不是人云即云，而是敢于担当。在这里举一个例子，当时，父亲单位的上级机关长沙冶金机械局有位造反派上位的人（在这里恕不提他的名字），当时这位造反派担任局里面的组织科长，四人帮被粉碎后，这位造反派被划为“三种人”，下放到父亲的单位。这时，父亲单位的各个部门都不要他，父亲当时是仓库班班长，他认为那些文革中的造反派并不见得都是坏的，不能一棍子打死。因而主动提出让那位造反派到仓库班工作。这位造反派到仓库班工作后，父亲一直把他当副手来用，在父亲的手下他没有受到任何委屈。实际上邓小平执政后，把所有的造反派都定为三种人永不任用这并不见得合理，当时号召造反的恰恰是党中央，毛主席，至少有一批造反派起来造反是响应党的号召，跟党跟得太紧了。父亲为人处事的原则是乐于助人，能帮上忙的一定帮忙。当时，父亲的一个战友的表弟在27军当连长，由于种种原因，被部队按退伍处理回到长沙，户口和安置单位都没有。父亲的战友委托我父亲帮忙解决他表弟的问题。 父亲接受委托后，通过与我父亲战友的表弟交流，前前后后亲笔写了多封申诉信給27军，最终推翻了27军的原有结论，将其改为按连职干部退休处理。现在这位老兄的退休金应该很多了，养活家庭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一九八零年，中央颁发三号文件，给1969年到1975年期间按复员处理的军队干部转为按转业处理。当时按复员处理的军队干部有四十一万，其中参加过革命战争的有八万人，我父亲就是这八万人之一。我父亲复改转后，即享受科级干部待遇，同厂级干部一个级别。那时记得最清楚的一件事就是父亲刚恢复干籍，即订了一份参考消息报，因为当时只有干部才能订参考消息报。父亲改转业不久，工厂成立调研室，父亲被任命为调研员。 当时当调研员的至少是工厂中层乃至厂级干部，基本上都属于老革命。工厂领导专门给调研室配了一副麻将，称：你们这帮老革命没事就打打麻将，不来上班都行。我父亲则选择了后者，当调研员时没上什么班。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央推出离休政策，按父亲档案填写的参加革命日期，父亲认为自己可以离休。但是，没想到湖南省委却插了一杠子。 事情原委是这样的：一九四九年湖南解放时，有两所学校是建国前后建立的，一所是军政大学，一所是革命大学，湖南省委为了抬一所学校压一所学校，向中组部请示将湖南革命大学的学员办离休，军政大学的学员办退休，其理由是经过统计，军政大学学员档案里大部分人填写参加工作时间为建国后。稍后，中组部同意了这份请示。其实这是极端错误的，党的组织工作应该是一是一，二是二，是不能运用什么统计规律的，否则，那小部分填建国前参加工作的人其建国前的十几天算什么呢？当时，我父亲同校友上访时，就这个问题问省委组织部的一个处长，该处长当时哑口无言。当然，这仅仅是就事论事，军大的事其真实情况远没有那么简单。父亲获悉中组部的文件后，就自己一个人上访过省委组织部，但问题一直都没有解决。后来有一年春节，父亲与母亲去民政厅一位副厅长家拜年，这时，省检察院一位干部和他妻子蒋慧也来该副厅长家拜年，该付厅长的爱人指着我父亲对蒋慧说：他本来可以离休的，现在不行了。蒋慧一问，才知道我父亲和她一样都是军大的。然后，她告诉我父亲说，军大有校友会了，在哪办公等等。这时，我父亲正在担任调研员，时间充裕，因此，基本上没上什么班，没事就去校友会待着。一九八六年时，长沙机床工业公司成立，长沙机床设备修理厂改为长沙第五机床厂，成为长沙机床工业公司的下属单位。由于长沙机床工业公司是局级单位，故父亲的单位也升了一级，厂领导为处级级别。不久，调研室撤销，父亲先是在工厂企业管理办公室工作，后被任命为供应科科长，主管厂供应科工作。当时，中国正在进行经济改革，全国物资供给则实行双轨制，即计划价格与市场价格并行。而一些手中拥有资源的官员从中却看到了商机，用计划价格搞到物资然后用市场价格卖出利用计划价与市场价的差价赚钱。这就是后来所说的官倒。父亲当时有一个军大的校友是长沙市石油公司的经理，父亲通过这一关系，能够以计划价搞到油料。后来，父亲离休后，这位经理对父亲说：老罗，你在位时我可以满足你的要求，你不在位了，即使有人打你的牌子来要油，我也不给。有一段时间，煤炭非常紧俏，供应科负责搞煤炭的却搞不到，这时，父亲通过在湖南宁乡煤炭坝煤矿当矿长的校友关系，硬是搞到了工厂急需的煤炭。父亲当时说：在供应科，除了钢材搞不到外，其他的物资我都可以搞到。可以说，以我父亲搞物资的人脉关系，在当时随便倒腾倒腾物资，一年就可以轻轻松松成为百万富翁。一九八九年左右，经过军大校友会校友的不懈努力，中组部下文将确定军大学员参加工作时间由开学之日算起改为入校之日算起，同时指出只要军大学员档案中有一次填写了建国前参加工作的日期，即可确认为离休。我父亲的档案中填写的参加工作日期都是建国前，因而成为军大校友中少部分可以离休的人员。一九八六年，大儿子罗大勇与夏利结婚，第二年父亲的孙子罗晋出生。一九九零年，父亲正式提出离休申请，当时父亲只有59岁，为此，长沙市市委老干局局长专门问我父亲为什么提前离休，父亲回答是身体不好。一九九零年六月，父亲离休，享受副县级政治待遇。
一九九零年父亲离休后，报名参加了长沙老干部大学的书法班，那时父亲喜欢逛长沙市的各个新华书店，碰到喜欢的字帖就买下来。记得有一次，父亲想买王羲之的字帖“兰亭集序”，他跑遍了整个长沙市的书店都没有买到。后来，我陪父亲到湘潭游玩，终于在湘潭市新华书店找到了这本字帖，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稍后，父亲的孙子罗晋已到读幼儿园年龄，就近在长沙市青少年宫小杜鹃艺术团幼儿园读书，父亲负责接送孙子的上下学，如此直至父亲的孙子读小学能自主上下学为止。当时，父亲迷上了收藏，喜欢集邮和收集货币，后来由于当时的邮票收藏价值不高而放弃收藏了。现在看来，对于军大校友离休这件事来说父亲是帮了大忙的。首先，父亲一知道长沙成立了军大校友会，就写信给当时汉寿县的一位军大校友，并由其联络起在汉寿的所有军大校友。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父亲提供信息，汉寿县的军大校友基本上是一盘散沙。后来，汉寿县的一位已离休的校友，专程来长沙看我父亲，对我父亲提供校友会的信息甚是感激。其次，虽然中组部确定了认定军大学员参加革命时间新的规定，但军大学员能够离休的仅是一小部分。军大校友仍在继续申诉。这时，在武汉的军大校友反馈了一个信息，武汉有个叫李亦文的人，其是时任中组部部长吕枫的哥哥。我父亲当时正在校友会待着，那时我父亲已离休了，听到这一消息后说：我在炮二师的时候有个人在政治部当干事叫李亦文。军大校友一听，立马让我父亲和两个未解决离休待遇的校友去武汉，而我父亲的任务就是起引荐作用。在父亲去武汉前，曾写信给李亦文，李回信说病了不要来。父亲将这一情况跟校友会一说，校友会的意思更要去。那时几乎各行各业都有军大的人，父亲他们去武汉时，买的火车票是下午三四点钟的火车，父亲一行人中午就到了火车站，铁路上军大的校友则安排父亲他们在车站招待所休息，到了上车的时候，通过关系，提前到月台候车上车。到武汉后，父亲将武汉的校友引荐给了李亦文。通过武汉校友的公关，据说，李亦文曾为了军大的事亲自去了一趟北京找他的弟弟。不久，总政和中组部联合下了电话通知，将认定军大学员参加革命工作时间由入校之日改为录取之日，这样，大部分军大校友得以离休。这里再啰嗦几句军大学员离休的事。早在党在延安时期，就对干部参加工作时间的认定进行了规范。军事学校的学员参加工作时间以录取之日算起，地方干部学校的学员参加工作时间以毕业参加工作之日算起。而中南军政大学湖南分校的录取工作是一九四九年九月三十号截止的，湖南革命大学学员毕业参加工作时间远在建国之后。从党的一贯政策来看，军政大学的学员毫无疑问是可以离休的，湖南革命大学的学员是不能离休的。可笑的是作为党的省级机关的湖南省委却颠倒黑白，无视党的一贯政策，做出军大学员不能离休而湖南革命大学学员却能离休这一荒唐决定，更为荒唐的是，为推翻这一错误决定，恢复党的一贯政策，军大校友们却整整申诉了十几年！后来军大校友们离休后几乎每年军大校友会都要搞一次联谊活动，父亲每一次都参加了。直到二零一几年由于校友们年老体衰才没有搞活动了。可以说父亲的身体一直都是很棒的，除了由于父亲因抗美援朝时腿部受的老伤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复发过一回外，父亲在八十岁左右前从没去过医院。而且父亲每次体检，除了有肾结石，脑动脉硬化外，其他都正常。特别是心脏，按医生的话说：六七十多岁父亲有一颗年轻人的心脏。那时，我和父亲到南岳，张家界旅游，同行的游客当听说我父亲有六十多岁时，都说：看不出来，顶多五十岁。对于爬山，父亲不输于任何年轻人，往往比年轻人都爬的快，而且爬上去后心不慌，气不喘。父亲离休后，由于当时的政治和经济环境，企业的离休干部和行政事业单位的离休干部在工资待遇上差别越来越大，同一级别的离休干部，行政事业单位的离休干部的离休金往往高于企业离休干部很多。对于这种不公平现象，父亲他们又开始了申诉之旅。当时，长沙第五机床厂还剩三个离休干部，一位叫廖三元，是一个抗战老兵，享受厅级待遇，一位叫谭世为，和我父亲一样，49年的兵，再一个就是我父亲。他们三人都参加了企业离休干部组织的申诉活动。父亲他们在申诉活动中主要是敲敲边鼓，充充人数，具体从事实质性申诉的由专门的离休干部负责，我记得当时这帮企业离休干部中级别最高是长沙矿通的一个老红军，享受省级待遇。后来，企业离休干部申诉成功，企业离休干部的离休金逐渐向行政事业单位离休干部的离休金靠拢，从此，父亲成为了家里最有钱的人。二零零几年，廖三元去世，享年八十八岁。父亲曾多次说；我能不能活到廖老那个岁数？活到廖老那个岁数也可以了。二零一二年，谭世为病逝，从此父亲成为长沙第五机床厂唯一活着的离休干部。 从父亲下到地方开始，做饭成了父亲的日常事务。记得，父亲做的第一锅饭却是夹生饭。好在父亲悟性很高，做饭的手艺日益提高，后来，用父亲的话说：他一个人做一桌酒席卓卓有余。每到春节，父亲总是将要做的菜写在纸条上，然后按照纸条所写的做出一桌色香味俱全的年夜饭。二零零八年后，小儿子罗晓勇开始接替父亲做饭，从此，父亲开始不做任何家庭事务，过起了万事都不管的生活。当时，父亲的生活特别有规律。一般早上五六点钟起床，起床后，每天第一件事就是解大手。然后吃东西。天气好的话，早上八九点钟到外面溜个圈。中午雷打不动吃两碗稀饭。饭后，如果天气允许，由儿子陪同，坐公共汽车在市区转一圈。晚上，看完新闻联播及天气预报后就上床睡觉。有的晚上由儿子陪同在外面散散步，但睡觉时间绝不超过晚上九点。记得父亲在外面溜圈时，喜欢做两件事，一件是：到农业厅阅览室拿些书和杂志回来，二是：到培元桥的兴业银行换零钱。父亲晚年最喜欢的事就是坐车在外面逛。每次带父亲坐公共汽车在外面转的时候，问他舒服不舒服，他总是答：舒服，而且还说：儿子好，带我逛。后来，大儿子罗大勇买了车，开车带父亲回过老家，还带父亲去过很多地方。父亲不仅坐汽车，而且还坐过高铁，磁悬浮，地铁等交通工具。在这些交通工具中，父亲可能最喜欢的是汽车了。二零二一年，小儿子罗晓勇买了车，带父亲逛了几回后，每次带父亲出去逛，一出家门，父亲的第一句话就是：坐你的车。当每次开车到路口等红绿灯时，问父亲舒不舒服，父亲总是答：舒服！父亲的家庭观念很强，对亲人充满了关怀，一九九几年，我在银行上班，当时，银行延迟了营业时间，故现金的出入库时间也相应地延迟，最后一次现金入库时间为晚上九点。碰巧，一位管金库钥匙的工作人员因上成人高校需脱产十几天，上级指定我来代班。代班的第一天，大约晚上八点多钟，我出门去银行办理现金入库，这时，父亲提出要跟我一起去，被我拒绝了。现金入库后，我在回家的途中发生车祸造成腿骨骨折被同事送到医院。父亲赶到医院后，当即决定留在病房里彻夜照顾我。当时，他对病友说：当天他就觉得不正常，感觉特别冷，所以提出和我一起去银行。我的骨折治疗经过反复终于治愈，住院期间，都是父亲白天送饭给我吃，晚上则在我病床旁搭个小床来照顾我。后来，我因胃穿孔住院手术，父亲当时已八十多岁，不能照顾我了，他来医院看我的时候就说了一句话：等你好了，一起坐车逛。父亲就是这样，虽然只言片语，对亲人的关怀却溢于言表。一次，母亲因吞咽异物导致喉咙出血，被送到医院就诊，当时已经快晚上八点钟了，按照父亲平时的习惯早已睡觉了，但父亲这天却没有去睡觉，而是等到九点多钟母亲看病回来才去睡觉。二零零六年，父亲的孙子罗晋考上大学，二零一八年，罗晋博士毕业落户北京。二零一七年，罗晋与付丽亚结婚，第二年，父亲的重孙罗章翊出生，从此，父亲开始过上了四世同堂的生活。父亲八十岁过后，几乎每年都要住一次医院，住院的原因都是支气管炎发作引发发烧。同时，父亲前前后后两次出现尿血现象，好在经过检查，是肾结石引发的尿血。父亲看病的费用是国家全部报销的，个人不出一分钱。如果上一年度没有住院，医保局每年还会奖励万把块钱。父亲经常说：我最大的优势就是看病不要钱。父亲八十四五岁时偶尔出现呼吸困难现象，用父亲的话说叫出气不赢，我由此专门问过医生，医生的态度不置可否。二零二零年，我们家买了一部64寸的海信电视，看电视成了父亲的喜好，每天早上七点多钟，父亲就会坐在沙发上喊：罗晓勇，罗晓勇，给我开电视。问他电视好不好时，父亲总是点头说好。当全家吃完饭时，父亲也总是喊我的名字，然后手往厨房方向一指，意思是让我洗碗。二零一八年，全家乔迁新居。二零一九年，父亲获得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纪念章。二零二零年，父亲获得抗美援朝出国作战七十周年纪念章。
进入二零一八年后，父亲的身体状态远不如从前，呼吸困难现象日益严重。但父亲耳不聋，眼不花，走路不需要借助任何东西。直到二零二二年春节我都认为按照父亲的体质，父亲活过一百岁都没什么问题。二零二一年十一月份，父亲在家里摔了一跤，所幸没有其他不适。随后，在二零二二年三，四月份，父亲又连续摔了两跤。进入二零二二年三月中下旬，父亲忽然不能说话，失去语言功能。同时，吃饭时总是将饭咀嚼后又吐出来。不时地咳嗽，晚上睡觉时出虚汗。原准备清明节后去医院看病，后来，考虑到当时的疫情，准备先观察观察。当时，父亲虽然不能吃饭，但可以吃流质食物，父亲那时主要吃酸奶，纯牛奶，麦片和南方黑芝麻糊等流质食物。二零二二年四月十五日，当时天气转冷，屋外下起了毛毛细雨。上午十点多钟，我服侍父亲起床后，出去到超市给父亲卖八宝粥吃。回来后，发现父亲坐在厕所的便凳上不能动弹，我就把父亲扶到客厅里的沙发上，当时父亲的手是冰冷的并不住颤抖，我立即给父亲身上加了一床小盖被并把电烤炉打开。稍后，父亲用手指着桌上的八宝粥示意他想吃，我就喂他吃八宝粥，满满的一碗八宝粥被父亲吃得一干二净，这是多日来父亲吃饭吃得最好的一次。饭后，我陪父亲看电视，开始还可以听到父亲的呼吸声，不久就听不到父亲的呼吸声了，这时，再喊父亲他已经不能答应了。就这样，公历2022年4月15日（农历3月15日）下午16时左右我最亲的亲人父亲罗书恩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享年91岁，当日正是西方基督教的耶稣遇难日，离计划带父亲看病仅差三天。
父亲的一生，可以说跌宕起伏，他的前半生顺风顺水，在应该出彩的年龄，做得比同龄人更加出彩。复员到地方后，跌入到人生的低谷，父亲由此不再追求个人前途，但却培养出了两代大学生。后来，父亲落实政策，在政治和经济待遇上均有所提高。特别是离休后，其经济待遇远远高于同期退休的退休人员的经济待遇，成为我们家经济上的顶梁柱。父亲的一生是奋斗的一生，是光荣的一生，是我们后代值得缅怀纪念的一生。逝者已矣，生者如斯。谨以此文纪念我的父亲罗书恩。
罗晓勇公元2022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