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
杨健一 1947年3月 高雄
坐火车到了高雄，得到了当地党员的提醒，我被视作台大学生罢课造反的主谋而被通缉了。看来台湾是留不下去了。
情急之下，我换了一身普通工人装束，在当天夜里高雄港坐上一班开往东京的轮船。站在甲板上，看着船开出港口越来越远，夜雾蒙蒙深不见边际，很快，我就见不到台湾岛了。
在船舱里，我卧在床上，给汉淑写信。
我爱的，那个爱脸红的女孩：
我现在正在开往日本的轮渡上，预计在四天后抵达东京湾。我留在湘菜馆的纸条，你看到了吗？你不会怪我的。
现在，台北上空的月亮还好吗？你是否正侧坐在湘菜馆楼上那个小窗台上，仰望着星空呢？真希望，这一切变故都不要发生。但那太自私了。我已下定决心革命。
……
真的，变得太快了。我怎能想到，我从一个革命者，突然成为一个流亡者呢。明天早上再也不会有你带给我的便当。
我们还是要乐观一点。我想，纵观现在的形势，解放军连连破敌，蒋介石的政权已经是朝夕难保，台湾的解放事业也不会搁置太久。到那时候，我也许就可以回来了。
1947年4月初于西北町号上
可这封信，我永远也没有寄到台湾去。
我到了东京，我找到了一直留在东京的伯父。他本应当姓杨，叫杨裕，但在日本，他一直叫松井裕太郎。
他是一个共产主义者。我走上这条路很大程度上是受了他的影响，我在东京地区联合台湾的学生，一起重组台湾青年革命同盟会。
但因为人数甚少，始终都成不了气候，便只好就此作罢。
在日本待了一年半载，我又动身前往苏联寻求机会。从海参威坐铁路到了莫斯科以后，身上的旅费大都已经用尽了。
不巧的是，我来到了冬天的莫斯科。走在街上，穿着仍然是初秋的薄袄。我被冻得发抖，走在滑滑的冰面上，双手蜷缩在一起。汉淑……一想到她，我的心就剧烈地阵痛起来，流下的热泪转眼间变成了冰。
我冻昏在了莫斯科的街头。过了好久好久……
等我醒来，已经坐在了一个警察署里，我的背后是一个大壁炉，里面跳动着的，星星点点。
“你是一个中国人？”这个头发所剩无几的警官用俄语问我。
“？？”
“你是一个中国人？”这个头发所剩无几的警官用波兰语问我。
“？？”我眉头立起，摸摸头发，确保自己还有一头秀发。
他气急败坏，敲击着桌子。
“？？”
一个年轻人走进来，我们之间才用英文交流。
就这样，待不到那个莫斯科郊外的仲夏夜，我在1953年的深冬被遣送到中苏边境。
经过一系列的手续，政审，我在1954年的春天到了北京城。
在北京，人生地不熟。好在，我向政府反映了我的情况，在北京分配了一个工作。我便只有长住在了北京。
我和台北从此杳无音讯，直到八十年代末。
组织上的干部看我都快三十了，居然还没有处个对象，特意为我介绍了了一位妻子。我和妻子工作都相对稳定，婚后不久我们也有了第一个孩子。
岁月，就是这么弄人。我后来被打成右派，直到八十年代初才被平反…不过后来国内也改革开放了，日子也就越来越好了。
1987年10月，大陆和台湾之间可以探亲了。听到这个消息时，我的大脑突然一片空白,这么多年了，你……
李汉淑 1988年3月 台北
这几天台北下直都下着雨，儿子儿媳带着小孙子一起去冲绳度假了。
我正在客厅里看着电视。
“下面插播一条新闻，是几条大陆民众的寻亲视频。”
往常这种插播新闻我都直接跳台的。“哎呀，忘记去买菜了呀！今天老爷子中午要回来啊。”我自言自语着，到客厅的茶几下面找买菜用的零钱。
“我，我是一个台湾人。我出生在日本东京，生长在台北。我当时1947年在台大读文学系，我叫杨健一。我在寻找我的一个妹妹，她叫李汉淑。我们当时都在松山的一家湘菜馆打工。
……
我现在人呢生活在北京。时隔四十多年了，汉淑，我真的很想念你。你能听到吗？”
我愣住了。手里的零钱从手上散落下去，一张一张，重重叠叠……
“这位杨先生的联系方式是：…………，如若要和他联系，请致电台北……办公室,谢谢。”
我此时已经瘫坐在地上，泪水不住地从我的脸颊上滑落下来。
窗外的雨依旧淅淅沥沥的，我站起身来收整好地上的零钱，打着一把白伞，出去买菜了。
十
郑开台 1953年夏 仁川
从仁川启程，过了几日，我终于回到了台湾。船到了基隆港，在基隆港口，远远望着，岸上拉着一面一面的横幅，人声鼎沸。当地的绅士，官员们都到港口，大肆赞扬我们是“反共志士”。我是一分一秒也不想停留，下船转乘回高雄。站在甲板上，月光下泻，仿佛是舞台上的高光。悄悄回到潮湿的船舱里，蜷缩在床上，看天花板上发霉起的皱纹，时不时滴两滴水下来，打在我的额头上。听着夜阑风声，那船轰隆隆的噪音，我辗转反侧，也不知是到了什么时候，才沉沉睡去。
到了高雄已是次日清晨。
我背着一个包，右手提着一个袋子，走下台阶。天蒙蒙的，笼罩着一层紫色的薄雾。这个城市仍然在沉睡，这里一点也没有变。
我理一理自己蓬乱的头发，整一整衣襟。我越过小山走下去。昨夜一定下了小雨，路上满是泥泞，一脚就是一个坑。远处一辆牛车缓缓走来，一位古稀老翁在其侧徐徐挪步。旁边的松林里，松果被雨打得遍地是。路过一块水田，绕过一片樟林，听见了林间哗哗的流水。日光下，小瀑布的水飞溅三分，在空气中折射着光晕。
不远处，我听到了断断续续的歌声。随着我越走越近，声音就越来越清楚，也不那么断断续续的了。
她站在小溪边。身旁是一个手编的小竹筐，里面装着些衣服。她的歌声以346米每秒的速度传入我的耳朵里。她那令人爱怜的声音，在雾中回荡，是那样的弱不禁风。仿佛，那紫色的薄雾将她的喉咙全包住了。
我站在那里，风吹过我的面庞，是轻柔的。这几年的一切伤痛，美好，思念，都在那一瞬间酝酿着。
“惠子！”我大喊着把行李猛扔到一边，像夺取高地一样向她跑去。
她闻声转头。她看着我，先是错愕极了。
而后我看见她的小嘴抽动着。她的泪不停地淌下来，我也淌起泪来。我们就这样相拥而泣，半晌也说不出话来。
后来我们两个搬到高雄城里，我也在城里面谋了一个工作。我们不久便结婚了。惠子一直都觉得我能回来这是一个奇迹，有的时候还很自责当初为什么要放我走。
“回都回来了还自责个啥嘛。”我亲吻着她的脸颊。
“嗯。”她破涕为笑，紧紧抱着我，怎么也不肯松开。
退休以后，儿子把我们接到台北去住过一段时间。但她住不习惯，她还是喜欢高雄，喜欢老屋背后那片松林，在那小山岗上，凝望天空。
去年秋天我和惠子一起去金门旅行。站在海滩上，远望海峡，波光粼粼。
我又想起几十年前，在厦门凝望这里，那个踌躇满志的我。那复杂的心境，和那星星点点的渔火……又想起沈政委，和我一起出生入死的台湾弟兄和同志们。
她想起，那个在泥泞路上蹦蹦跳跳的小女孩，独自一人，走在那深夜的海港，听见涛声。
汉淑撑着一把伞，走在台北的春雨中。
健一裹着一件军大衣，小跑在北京的冬雪中。
你和我，凝望着海峡，凝望着，半个世纪的爱与恨。凝望着，那风华正茂的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