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源远流长，中国文化博大精深。
古代中国人经过长时期的文明积累，终于在周期时期打造出第一代文人。
孔子（前551～前479），鲁国陬邑（山东曲阜）人，就是第一代文人的杰出代表。
周朝的首都有两个，一个是陕西的西安，另一个是河南的洛阳。周朝杰出的政治家周公的封地就是鲁国（今山东曲阜一带）。故这三个地方就成为当时及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的文化中心。
由于历史久远，传播范围狭窄，保存不易，与孔子同期及此后近三百年时间内的文人们的作品和名字都没能传承下来。
孔子就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最早源头。
墨子（约前468～前376），宋国人，长期住在鲁国，他的学说虽与孔子有所区别，是在借鉴孔子学说的基础上有所扩展而已。
孟子、庄子、荀子、韩非这四位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达人，几乎同时活跃在当时的政治舞台上，他们的学说和为人处事对后世文人影响极大。
孟子（约前372～前289），邹（山东邹县）人，师从孔子之孙孔伋（子思）的门人，算是孔门嫡系弟子，他的学说由他的弟子们（其中就有万章）继承和传播。
荀子（约前313～前238），赵国人，孔门另一代表性人物，将儒学发扬光大，又是法家的开创性人物。法家的重要代表韩非、李斯都是其得意弟子。
韩非（约前280～前233），韩国人，法家集大成的人物，后世专制理论的鼻祖。
庄子（约前369～前286），宋国蒙（河南商丘）人，道家学说的标志性人物，其文章极富文采，可谓是浪漫派散文的鼻祖。
在战国时期，长江流域的楚国在文化领域异军突起，首创新的文学形式—楚辞。
楚辞的领军人物就是屈原和宋玉，人称“屈宋”。
屈原（约前340～前278），楚（湖北秭归）人。
宋玉，战国楚人，屈原的弟子。
屈原可谓是楚辞的“神”，宋玉就是楚辞的“魂”。他们俩人把楚辞这种文学表现形式发挥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在他们的周围聚集了一群优秀的作者（唐勒、景差），共同打造了楚文化的基石。
在战国时期，北方形成两大文化中心（山东的齐鲁文化，河南、山西的晋文化），南方有以湖北为中心的楚文化。
三大文化鼎足而立，各放异彩。
秦汉时期，主要是对战国文化的继承、整理、有选择性地吸收，并在此基础上加以发挥。在文学上表现为新的文学形式—赋，占据了主流地位。
赋在表现形式上更多地借鉴了南方文化的代表—楚辞，但在内容上完全继承了北方文化的代表—齐鲁文化、晋文化的精髓，是他们两者间的有机结合。
李斯（？～前208），楚国上蔡（河南上蔡）人。
贾谊（前200～前168），洛阳人。
贾山，西汉，颍川（河南禹县）人。
晁错（约前200～前154），颍川（河南禹县）
邹阳，西汉，齐（山东）人。
这五人都是政论文高手，是后世政论文作者效仿的榜样。
司马迁（约前145～？），夏阳（陕西韩城）人。其父司马谈，史学家；其师董仲舒、孔安国，一代大儒。
司马迁家学渊源，儒学功底深厚，一代史学名家。文史结合，相得益彰，开启史学新篇章，后世史家追逐的标杆。
司马相如（前179～前117），蜀郡成都人。
扬雄（前53～18），蜀郡成都人。
枚乘（？～前140），淮阴（江苏）人。
枚皋，西汉，枚乘子。
严忌，西汉，会稽吴（江苏吴县）人。
严助，西汉，严忌子。
东方朔（前154～前93），平原厌次（山东惠民）人。
张衡（78～139），南阳西鄂（河南南召）人。
蔡邕（132～192），陈留圉（河南杞县）人。其女蔡琰，又名蔡文姬，有名才女。
班固（32～92），扶风安陵（陕西咸阳）人。其父班彪，史学家；其妹班昭（约49～约120）也是一位史学家。
上述九人都是汉赋的代表性作家。
川中双雄（司马相如、扬雄）代表汉赋的最高水准。
前有枚马（枚乘、司马相如）、扬马（扬雄、司马相如），后有班张（班固、张衡）、张蔡（张衡、蔡邕），汉赋大家代不乏人。
文章西汉两司马（司马相如、司马迁），史学名家有班马（司马迁、班固）。
司马相如才华出众，涉猎广泛，不愧是秦汉时期最具代表性的文学大家。
韦孟，西汉，彭城（江苏徐州）人。
刘向（约前77～前6），沛（江苏沛县）人。其子刘歆。
许慎（约58～约147），汝南郡召陵（河南郾城）人。其师贾逵。
桓宽，西汉，汝南（河南上蔡）人。
王充（27～约97），会稽上虞（浙江）人。其师班彪。
班婕妤，女，西汉，楼烦（山西朔县）人。
崔骃（？～92），涿郡安平（河北）人。
郦炎（150～177），范阳（河北定兴）人。
王逸，东汉，南郡宜城（湖北）人。
王延寿，王逸子。
冯衍，东汉，京兆杜陵（陕西西安）人。
梁鸿，东汉，扶风平陵（陕西咸阳）人。
傅毅（？～约90），扶风茂陵（陕西兴平）人。
赵壹，东汉，汉阳西县（甘肃天水）人。
秦嘉，东汉，陇西（甘肃）人。
徐淑，女，东汉，陇西（甘肃）人。其夫秦嘉。
王褒，西汉，蜀资中（四川资阳）人。
这些都是两汉时期知名文人，有父子、父女、夫妻、师徒，家族传承性很强。
秦汉时期的政治中心依然在陕西、河南两省。故河南、陕西依然是文化重镇，但文化中心有所扩散，四川、江苏成为新的文化中心，尤其是四川表现亮眼，川中双雄（扬雄、司马相如）奠定川蜀文化的基石。
楚文化的中心湖北、晋文化的中心山西、齐鲁文化的中心山东的文化地位有所降低。
河北、浙江、甘肃开始加入文化竞争的行列。
文化在更广的范围内得以传播，这得益于天下统一、驰道八达。
文学的发展之路是经历了漫长的酝酿期的。早在公元前500多年就开始萌芽，随着士人不断向文人转化，文人和士人合为一体，文人作为独立个体，成为社会和政坛的佼佼者。
文学在促进文人的形成和进步上，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他们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是相互成就的关系，缺一不可。
春秋战国时期，可谓中国第一次思想解放时期。在思想理论方面，达到一定的高度，已经相当成熟、先进了。文学才开始崭露头角。
文学在战国时期终于亮起了大旗，屈原成了第一位引领潮流的旗手。
经过秦汉时期的打磨和精雕细琢，文学变得更加成熟，更加多样化，更为大多数士人所接受。
文学在发展过程中，与地域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作为文学创作的主体—文人群体，深受地域文化的影响，明显带有地方特色。
从秦汉时期起，逐渐培育出多个文化中心或颇具特色的地域文化。
在北方，形成五大文化区域。
山东、安徽的齐鲁文化、皖文化，越到后期，两者的结合越紧密。
河南的中原文化，在前期，一直居于领先地位。
山西、内蒙的晋文化、蒙族文化，他们之间的相互融合，促进了各自文化的进步。
河北、京津、东三省的燕文化、少数民族文化，民族间的冲突，有时会对文化造成一定的冲击和伤害，但那是暂时的，一种新的文化会在冲突中孕育出来。
陕西、甘肃、宁夏、青海、西藏、新疆的秦陇文化、回族文化、藏族文化、维族文化及其他少数民族文化，在历史的长河中，各展风采，争奇斗艳。秦文化的影响，率先走出国门，作为中国古老文明的优质名片，享誉世界。
在南方，也形成五大文化区域。
江苏、上海的吴文化。
浙江的越文化。
吴越文化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后来居上，成为近现代文化的主力军。
福建、江西、台湾的客家文化。
北方长期战乱，导致大量士人南下避难，带动本地文化有了长足的进步，在宋朝时期结出丰硕的成果。
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海南的楚文化及由此分立而出的荆湘文化和南粤文化。
四川、重庆、贵州、云南的蜀文化及由此分立而出的川渝文化、黔文化、滇文化。
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四川盆地长期处于割据状态，在文化上也表现出与众不同的特色。
这十大文化区域中，吴文化、越文化后来居上，成为中国文化的领头羊。
这一事实证明，经济与文化的密切联系，超乎想象。经济越发达，文化也能紧随其后。经济是文化的坚强后盾。
吴文化的起源与春秋时期的吴国高度相关。
吴国的第一任国王与周朝王室同属一个家门。由此可以推知，吴文化与周文化（以河南、陕西为中心的中原文化）的传承关系。
两汉时期，枚乘为吴文化打下了初步的基石。
如果以百年为一个时间分段，江苏（包括上海）在每一个时间分段，大都具有不止一位的代表性文人。具体如下：
建安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幹、阮瑀、应玚、刘桢，其中孔融成就最高）。
建安七子加上“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代表魏时期文学的最高水平。
萧衍是为数不多的文人皇帝之一。更为可贵的是家学渊源极深，父子多人，才华出众。政治上不及格，文学上发光彩。
三国时期，吴国的经济有了长足的进步。东晋、南朝时期，江苏都是政治中心、经济中心。再加上皇室的大力倡导和亲身尝试，都让吴地的文化越发成熟，知名文人开始多了起来。
皇帝和大臣都沉迷于诗歌，对文化的倡导作用是十分巨大的，对文学的发展是一大幸事，但对政治而言，就是玩物丧志、祸国殃民。
唐朝时期，江苏籍的诗人不算少，但名气大的几乎没有。在唐诗这个大舞台，江苏明显落后了。
隋炀帝杨广开通联络洛阳到扬州的大运河，将南北两大经济中心紧密地联系起来，带动了整个经济的发展。江苏经济走在全国的最前列，大量物质从江苏源源不断输送到洛阳。扬州的繁华程度超过首都，让杨广乐不思蜀，最终客死异乡。
文化是滞后于经济的，经济发达不意味着文化马上就能跟上，还是需要一点时间积累和机遇。
公元十九、二十世纪的近现代文学。
从地域上来看，南北分界比较明显。
公元五世纪以前，即南朝文学兴盛之前，北方在文学上占据绝对优势。
公元五世纪到公元八世纪以前，即盛唐之前，南北文学呈竞争之势，南方文学努力追赶北方，北方稍占上风，差距逐渐缩小。
公元八世纪，北方再次发力，全面领先。但持续的时间不长。
公元九世纪，南方再次拉近距离。
从公元十世纪起，南方首次超越北方，并且领先幅度较大，并将这个优势维持了二百年。
在随后的两个世纪里，北方文学有所恢复，与南方的差距缩小，但南方依然保持优势。
公元十四世纪，北方再次落伍，南方领先优势扩大。
公元十五、十六、十七、十八世纪，南北间的差距有所缩小，主要归功于鲁皖文化的复兴。
公元十九世纪，南方再次全面领先，北方在文学方面表现非常差，几乎是一片空白。
二十世纪，南北文学再次趋于平衡，北方在文学方面有了巨大的进步。
从整个文学的发展历程来看，经济是基础，环境是触媒，整体素质是基石，好的作家，际遇、天才、教育、历练缺一不可，能出优秀的经典之作是永恒不变的衡量文学水平高低唯一评判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