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推广中，古籍的大众传播是个难点。古籍用繁体字、文言文、竖排版，没有标点断句，一般人看不太懂，敬而远之。古籍装帧朴素平实，不像其他文物形式多样、艺术特点突出，吸人眼球。虽然古籍中蕴含着中华民族深厚的历史思想文化，但绝大多数古籍目前只适合小众传播、分众传播，大众传播的成功范例不多，成为文化遗产中“活起来”的难点。
今年大年初一晚上黄金时段，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推出《典籍里的中国》之《尚书》专题节目，借助舞台话剧和古今对话，诠释古老典籍《尚书》的内涵。节目一经播出，就以深厚的历史积淀、创新的艺术手法、炉火纯青的表演功力、古今穿越的震撼效果，击中亿万电视观众的心灵，瞬间在全国引起热烈反响。央视综合频道副总监许文广用“舆论炸裂”来形容民众对该片的反响。据央视最近统计，该节目网络视频播放量超1.4亿人次，微博相关话题阅读量超7亿，成为现象级传播产品。网友和媒体纷纷盛赞该节目“传播文化自信”“震撼人心”。
《典籍里的中国·尚书》播出后，很多不了解《尚书》的观众都说有一种强烈的冲动，要读一下这部先秦传下来的、文字古奥的典籍。国际《尚书》学会会长钱宗武先生说，《尚书》与其他经典《周易》《诗经》《春秋》还不一样，后三者大家耳熟能详，传播较广。但《尚书》比较高冷，学者和读者关注较少。通过《典籍里的中国》，激发了民众对《尚书》这部中华民族元典的关心和对其传承的历史和现状的关注，使整理研究者感到惊喜。可以说，《尚书》是从最小众传播变成了最大众传播，最难活起来的古籍《尚书》今天却率先活起来了，这无疑是古籍传播上的一次巨大成功。电视观众评论中最亮眼的一句话是：“就这样干。”
《典籍里的中国》何以起到如此震撼的传播效果？我把主要原因归结为四个方面：
01 把古老文化中具有永恒价值和现代意义的思想提炼彰显出来
《尚书》是中华民族元典，蕴含着丰厚深邃的思想文化、远古传说和历史故事。如何在九十分钟节目里把《尚书》精髓提炼出来，引起观众共鸣，难度非常大。据节目组介绍，为拍好《尚书》这个专题节目，事先做了大量资料工作，在中国历史研究院和国家图书馆帮助下找到500多个《尚书》中的形象和故事，反复研究筛选，最终把伏生这个人物和《禹贡》《牧誓》两段故事提炼出来，让大众能看懂、能品味，发挥了优秀节目直奔主题、震撼观众的效果。
这部九十分钟的专题节目回答了什么是“典籍”？中华民族的元典是什么？《尚书》是谁传下来的？为什么要传《尚书》？中华民族从哪里来？未来要走向何方？中华民族精神是什么？问题很有冲击力。
《尚书》专题节目设置了“专家破题点评”和“典读会”两个环节，看似头绪有点多，但实际上是通过带着大家读书来点题、破题，把《禹贡》《牧誓》的几句最要紧的话反复点出，做到最大限度的主题提炼。
《禹贡》叙事，重点在大禹治水和划分九州上面，塑造了大禹这个中华民族远古祖先的形象，讲述中华民族在困难面前胸怀天下、不屈不挠的奋斗故事。《牧誓》塑造出周武王这个铲除暴虐、吊民伐罪的英雄形象，揭示了人心向背对战争成败的重要性。两个故事合在一起，把“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思想凸显出来，也把伏生舍命护书、传承《尚书》、延续文脉的重要性凸显出来。丰富而深刻的思想内涵，不断打动着观众，让观众收获满满，也使节目具有灵魂和血肉。
02 实现了舞台艺术与电视艺术的创新结合
《尚书》各篇时代跨度超过两千年，讲好《尚书》故事，不可能不在时空上有跳跃、有变化，但又不能没有主线，不能没有相对固定的表现方式。节目制作采用了创新性艺术手法：通过一个固定的戏剧舞台，一条书籍传承的主线，一个伏生舍命护书的形象，实现了上下四千年的时代穿越。伏生之上的两千年，讲述《禹贡》《牧誓》两段故事所蕴含的中华民族思想精髓；伏生之下两千年，讲述书籍传承的艰辛和未来的文化自信。伏生之外，现代读书人撒贝宁也穿越到伏生时代，去体味《尚书》的内涵和传承的意义。伏生和撒贝宁的互动，诠释了传承和延续作为民族“根”与“魂”的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艺术表现稳而不乱，专而不杂，效果突出。
倪大红扮演的伏生，是节目的艺术灵魂。通过他炉火纯青的演技，把伏生保护传承《尚书》的感人故事展现在大家面前，直击人的心灵和泪点，让古籍保护传承有了让世人了解、理解、参与、奋斗的宣传效果。节目中有一幕是百岁伏生穿越到两千多年后的今天，看到去图书馆参观的孩子们都能背出《禹贡》原文，在露出欣慰笑容的同时，也现出经历大苦痛的悲凉，让我们不禁想起古代典籍《尚书》保护传承的艰辛。所以，《典籍里的中国》同样也能打动图书馆员、古籍保护修复者、古籍收藏整理研究者的心。这些长期在自身岗位上守护、传承经典的人们，就是现代“伏生”。他们默默无闻的工作和多年如一日的坚守，通过伏生这个形象诠释了自身价值，得到全国观众的认可和尊重。当大家听到伏生的扮演者倪大红一句“我岂能不舍命护书啊”，很多人都是热泪盈眶。倪大红说，他演伏生这个角色，“是用心血来演，要演的干干净净”。正是这种对中华文化典籍保护传承精神的不懈追求，才使舞台上的伏生与现实生活中的众多“伏生”心灵相通。
《尚书》在历史长河中的命运与国家治乱命运一致，本身就是典籍传承、流散、保护、复原的典型事例，也是历代学者渴求寻回民族之根与魂、渴求典籍复原、坚持辨伪存真科学精神的一部波澜壮阔的文化史、学术史，具有深厚的文化积淀与学术基础。
《尚书》在历史上屡遭水火兵燹。秦火之后，靠伏生献书（今文《尚书》）和鲁壁发掘（古文《尚书》），以及诸儒解说传到后世。今、古文《尚书》在两汉聚讼纷纭，结果今、古文都在汉末魏晋战乱中散佚消亡。东晋出现伪孔传古文《尚书》，平白多出25篇，却受到朝野推崇，经过后世学者音义注疏，被当作官方定本传下来。从伏生传书至此大约经历了千年。南宋吴棫、朱熹开始怀疑此书作伪，到朱熹弟子蔡沈做《书集传》，开创辨伪工作的先河，一直到清代阎若璩著《尚书古文疏证》，才把另25篇伪作定为实论。辨伪工作又经历约千年，可见典籍传承之难。在汉代就被立于学官、由国家推动传承的《尚书》都是如此命运，典籍在民间的传承可想而知。目前，国务院颁布的六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共收录《尚书》各种最有传承意义的传本注疏共计26种。国家图书馆收藏的历代《尚书》版本和研究著述中也不乏反映《尚书》传承史的重要文献。兹举几例：
馆藏最早的《尚书》遗存是东汉熹平四年（175）至光和六年（183）刻的石经残石。东汉时期，今、古文《尚书》聚讼纷纭，伏生所传今文《尚书》也分为欧阳和大、小夏侯三派。学者莫衷一是。熹平年间，学者蔡邕进言把标准文本刻在石碑上，刻了《尚书》《周易》等7部儒家经典共计64石，正反面用隶书书写，立于东汉洛阳太学讲堂前。其中《尚书》以今文欧阳《尚书》为主，校以大、小夏侯本。熹平石经刻立后，士大夫和儒生前来传抄，车马塞途，盛况空前。但熹平石经刻立不到十年，就发生董卓之乱，石经未能幸免，毁于战乱。宋代以来，偶有熹平石经残石出土。国图收藏的残石存13字，内容是《尚书·尧典》的一部分。
经历东汉末年和三国两晋战乱，今、古文《尚书》散佚无闻。东晋元帝时，豫章内史梅赜向朝廷进献伪孔传古文《尚书》，把孔安国序打散分在各篇之首，把过去古文《尚书》拆分为33篇，又收集先秦《尚书》佚文，加上自己的文句，伪造了25篇，合为58篇。由于真伪并存，又钻了学术争端的空子，很快就被朝野推崇，从南北朝末年到隋唐，传到全国，成为《尚书》通行本。唐代开成年间在长安刻立石经，传到现在。目前世界范围内尚存世的敦煌遗书《尚书》写本有49件之多，都是伪孔传古文《尚书》。其中馆藏一件唐写本《尚书》残卷，进馆时十分残破，被修复师们比喻为“一团乱麻”。但在文献专家和修复师们的共同努力下，将乱麻复原成卷。这卷《尚书》用工楷写就，正文用大字，内容为《尚书》卷第一《尧典》后半与《舜典》全部。注释双行小字，即“孔氏传”。敦煌遗书保存的《尚书》反映了唐代在敦煌设立学校、修习儒家经典的情况，用的本子都与长安一致，这是儒家文化在丝绸之路传播的例证，也说明当时伪孔传古文《尚书》作为唐朝推行的《尚书》正本传播之广。
宋两浙东路茶盐司刻八行字本《尚书正义》二十卷是唐代孔颖达等人奉唐太宗之命厘定的《五经正义》之一，自然受到研究者高度重视。此书首次将前代单传的经、注、疏合为一体，方便人读。《尚书正义》初称《尚书义疏》，以伪孔传古文《尚书》为底本，重点采用隋人刘炫、刘焯的旧疏，“二刘”都是不遗余力推广伪孔传古文《尚书》的代表性人物，因此《尚书义疏》问世后受到批评，不断修改，到唐高宗永徽四年（653）正式公布，定名为《尚书正义》。从此，《尚书》的新定经典和正规解说只有《尚书正义》。科举考试“明经科”必遵照《尚书正义》。宋代国子监沿用唐代传统教授《尚书正义》，借助两浙东路茶盐司用雕版印刷扩大推广，更加确定了其权威价值。但八行本后世在中国失传，在日本流传的两部，其中之一在清末时由杨守敬自日本购回，现藏国图；另一部藏在日本足利学校。日本弘化四年（1847）熊本藩时习馆以此为底本影刻。2018年，日本前首相、熊本藩主后人、永青文库理事长细川护熙向国图捐赠汉籍36部4175册，其中就有这部影印的八行本《尚书正义》。这两部《尚书》成就了中日文化友好的一段佳话。
元刻明修本《附释音尚书注疏》二十卷，在孔颖达《尚书正义》基础上增补了《经典释文》中关于《尚书》的音义。《经典释文》是南北朝末到唐初著名学者陆德明的著作，影响很大。当时郑玄注《尚书》在世，但陆德明却选择了伪孔传古文《尚书》作为底本，抬高了伪孔传古文《尚书》的地位。不过，陆德明还是在《尚书》前出的33篇音义中保留了汉代郑玄、马融、王肃等人的古注，使我们对这三家注的原文还能有所了解，十分难得。
南宋初年，学者吴棫在《书稗传》中已经怀疑伪孔传古文《尚书》前出33篇与后出25篇文体上有显著差别。大儒朱熹很赞成吴说，感到传世伪孔传古文《尚书》不少篇目可疑。他的门生蔡沈受师命作《书集传》，注释简明精要，点明哪些是后出经文，很有警示意义。国图收藏的宋淳祐十年（1250）上饶郡学吕遇龙刻本《朱文公订正门人蔡九峰书集传》六卷《书传问答》一卷，就是这部书最早的印本。蔡沈《书集传》在后世影响很大，元仁宗时立于学官，明清两朝科举考试都以此书为标准注本。
吴棫之后的辨伪工作历时千年，元时吴澄作《书纂言》，把孔传序置于全书之后，以明其疑。明代梅鷟在《尚书谱》和《尚书考异》中，辑录古籍资料来证明伪古文和孔传是伪品。到清阎若璩时，彻底揭开了伪孔传古文《尚书》的真面目。在阎若璩撰写的《尚书古文疏证》九卷中，列举作伪证据128条，证明孔传古文《尚书》后出25篇及孔传都是伪书。至此，伪孔传古文《尚书》后出25篇是伪作在学术史上成为定论，《尚书古文疏证》也成为著名的翻案之作。
在辨伪的声浪中，清代学者孙之騄、孔广森、卢见曾、陈寿祺等都试图复原伏生解读《尚书》的原貌，从古籍中挖掘、辑佚了不少佚文，裒辑成书。如馆藏文津阁《四库全书》抄录《尚书大传》，传为伏生解说，其弟子张生、欧阳生记录师说，对《尚书》作了很有意义的整理和挖掘。
《尚书》历史上也传播到海外日本、韩国、欧美等国。海内外研究注释《尚书》的名家和成果很多。最新《尚书》解读当属国际《尚书》学会会长钱宗武先生解读的《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之一种，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内容包括导读、原典、注释、点评等部分，很方便读者阅读，其中导读勾勒了《尚书》全貌和流传史，集中了当前《尚书》研究的最新成果。
《典籍里的中国·尚书》在拍摄过程中得到了中国历史研究院和国家图书馆的大力支持。正是有了肥沃的文化土壤和坚实的学术基础，才能挖掘学术研究的最新成果，不断修正知识和学术偏差，实现一鸣惊人的效果。
《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尚书》
袁行霈 主编；钱宗武 解读
《典籍里的中国·尚书》在古籍大众传播上取得了成功，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但也还留有一些遗憾，如没能在节目中应用考古发现的新成果清华简《保训》。《保训》作为周文王给周武王的遗嘱，与节目中的《牧誓》有着天然的联系，伏生穿越到现代图书馆时如果看到他护《书》之外的《保训》尚在人世，会激起多少感慨！也会对未来传承更有信心。《典籍里的中国·尚书》也没有把镜头拉到场外，去看一下真正的现代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如果让伏生从熹平石经到敦煌遗书、宋元善本、明清辨伪的珍善本中走过，会激发观众更多的热情。
清华简《保训》
04 了解古籍中蕴含的文化思想是广大民众的迫切需要
《典籍里的中国·尚书》所造成的强烈的社会影响，也是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重要表现，是民众对中华文明探源和挖掘典籍里的文化更多期待的表现，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时代的根本需要。加强古籍文献的保护、整理、研究、利用任重而道远，需要全体古籍工作者加倍努力，也需要媒体和大众的互动参与。北京大学教授安平秋先生曾把全国古籍工作比作一条大河：上游是古籍收藏单位的古籍保护和揭示；中游是高校科研院所的古籍整理和研究；下游是古籍出版和数字化。这条大河还要汇入大海，就是全体华夏子孙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典籍的保护传承、阐释推广、弘扬创新，也要通过艺术创新和媒体传播，让古籍中的有益成份，加速形成新时代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激荡人心，影响未来。
在这方面，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国家典籍博物馆）肩负历史重任。国家图书馆典藏三百多万件珍贵古籍特藏，正在全国古籍收藏单位全力推进“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国图已深度参与《典籍里的中国》，提供专家咨询和文献资源，与央视、国家话剧院、中国历史研究院等单位在共同把这个节目锻造成新时代的文化精品。《典籍里的中国》一旦走进国图，让观众见识国宝，看到当代“伏生”——图书馆馆员们对典籍的守护工作，相信会把文化自信更多地传达给观众。《典籍里的中国》的强力推出也让我们相信，我们的古籍保护、整理、研究、利用并不是孤军奋战，有党中央的规划部署，有民众的全力参与和热情支持，当代“伏生”事业一定会有光明的未来。
作者|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副主任 张志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