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两头不落好
对尽数废除新法的做法提出异议且呼吁最力的守旧派代表人物是苏轼。
苏轼活着的时候名气就大，死了近千年，名气依然不衰。想来只要中华文明恒久，人类文明不断绝，苏轼就永远是闪烁在中华历史文化天空上的一颗耀眼的明星。因为他的存在，中国历史才显得丰满可爱，生动活泼。
当然，这里我们不关注他的文学艺术成就，只谈他的宦海沉浮。
三十四岁之前，苏轼的官场人生可以说波澜不惊。酒宴弦歌，依红偎翠，诗词唱和，觥筹交错，偷闲处理点日常工作。这基本是苏轼的生活状态。
倒不是苏轼要偷懒享乐，也不是他生来就荒唐无度，而是当时的社会风气使然。
宋朝执行厚养士人国策，同一官职岗位上，实职、虚职有多名官员充任，再加上一些部门原本就是为安置闲散人员而设置的岗位，做事的人多，可做的事情少，各级官员也就落得清闲。
所以，宋朝官员有的是闲暇时间，宴游、娱乐等休闲方式成为他们生活的重要内容。
宋朝皇帝不喜欢士大夫热心政治，所以也就不干涉他们享受人生。皇帝不仅不干涉官员的私生活，还短不了赏赐他们土地、房屋，金银、子女、玉帛，这样，就更鼓励了士大夫奢侈享乐的风气。
苏轼少年得意，文采风流，在男女作风问题上没有司马光这样的道德模范干净清爽，年轻时候干过一些荒唐事，个人历史有些缠夹不清。身后有人扒着他的名头死皮白赖认他做爹，他的后代都不好出面反驳。毕竟自家先人的历史不是很清白，更何况还是受朝廷革新派（蔡京主政）打压的守旧派家属，根本没有申辩权，索性随他去吧。这或许是苏轼后人不争辩的一个心理原因。
如果生活就这样平平淡淡波澜不惊地继续下去，历史上的苏轼或许只是个浑浑噩噩擅长艳词俚曲的文人，文学成就定会大打折扣。
他命运的转变，缘起于王安石变法；他文风的变化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王安石总是担心新法不能推行，对任何反对的声音都反感。欧阳修、范镇、司马光等一批守旧派大臣对新法提出不同意见，得不到皇帝支持，为了不和王安石置气，眼不见心不烦，纷纷请求离开朝廷，要远离是非之地。
苏轼明明知道，说新法的坏话要担很大的风险，但他眼见新法在执行中有不少问题，终于还是忍不住上书议论新法的弊病。
王安石见了很生气，就想办法挤兑他。苏轼也知道，自己的意见不会引起重视，留在朝廷除了打嘴仗，再没什么意思，就写申请要求到地方上去工作。
对于这个没有眼力见还经常唱反调的家伙，神宗和王安石都嫌他烦，当即就批准了。
以后的八年时间里，苏轼在地方上兢兢业业做官，既执行朝廷的新法，也以便民为原则适当地加以修改，取得了优异的政绩。
这期间，苏轼的生活可以说还是平静的。但平静表象之下暗流涌动，一个巨大的灾难悄无声息地降临到他的身上。
苏轼奉命调任湖州知州，上任后，他按规定给皇上写了一封《湖州谢表》。向皇帝答谢本来是例行公事，但苏轼作为诗人，文章中难免融入一些个人的情感色彩，写下了“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等牢骚话。
这些不合时宜的文字让革新派抓住了小辫子。好嘛，这小子在地方上不安心做事，还敢发牢骚，发牢骚也就罢了，还白纸黑字写进献表中说风凉话，其心可诛。
别有用心的革新派人物见到这个奏章，就引申下去，说这是苏轼对皇帝和变法新政肆意的攻击和污蔑。于是，他们又找来苏轼的一些诗词文章进行审查，发现其中对新法诋毁的内容还真不少。
苏轼是宋朝的文坛领袖，他背后站着无数粉丝，其诗文在民间流传很广。皇帝要变法，他却讽刺政府，唱衰新政，与国家政策的宣传口径不能保持一致，在舆论引导上起反作用，这是对皇上的不忠，是毁谤圣上的重罪。
革新派上纲上线这么罗织一气，神宗顿时觉得问题很严重，就立即下令逮捕苏轼，彻查此案。
苏轼被抓了起来严加审讯，他也不隐瞒自己的观点，说自己就是对变法有看法，所以诗文中难免流露出这样的意思来。
既然嫌犯自己都招认了，那就没得说，诽谤污蔑罪成立，苏轼被关进了开封府的大牢，等待最终判决。
受到苏轼诗文牵连的官员有好几十人，这些人都被抓起来审查，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文字狱——“乌台诗案”。
乌台是御史台的别称，因北宋御史台官署内遍植柏树，树上终年栖息着乌鸦，故称“乌台”。
宋朝的御史一项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监督官员。御史工作合格与否，要看他弹劾过多少官员，要是长时间没有弹劾奏章，那么，这个官员就是不称职的。
御史弹劾官员，弄错了不要紧，皇帝不会追究责任，但若是不弹劾官员，就是不履行责任，那是会被追责免职的。
没事的时候，御史台的人都会鸡蛋里挑骨头，看着朝廷官员没有一个顺眼的，今天敲打一下这个，明天弹劾一下那个，让官员不得安生。
确实有污点的官员就更别说了，御史们会一哄而上，尽兴弹劾。
苏轼的诗文中常有不合时宜的思想，一旦被御史台抓在手里，自然不会轻易放过。
“乌台诗案”是御史们制造的一起文字狱。犯人是认罪了，但怎么判罪却成为争议的焦点。
与苏轼不对付的革新派人物向神宗进言，认为苏轼罪当万死，不可轻饶。
援救苏轼的行动同时展开，他们认为苏轼纵然有错，但错不至死。
援救的人员中，既有守旧派大佬也不乏革新派人物，两种势力相互角力，吵得不可开交，最终没有形成统一的意见。
如何处置苏轼，拍板权最后还是摆在了皇帝面前。
神宗虽然有心杀鸡儆猴，但这只“鸡”实在烫手，他犹豫了，一时握拳，一时咬牙切齿，最终拿不定主意。
退休在家的王安石听说这件事后，就给神宗上书，其中“安有盛世而杀士乎”一句话便让神宗明白了该怎样处置。
想到先帝留下的厚待士人，不杀士人的规矩，神宗想到自己一旦坏了规矩，会遭后人诟病，坏了自己德行，这才下定决心从轻发落。
正是因为王安石的援救，苏轼得以逃过一劫。
死罪是免了，但活罪不能饶。于是神宗下诏，贬苏轼为黄州团练副使，接受当地官员监视。大概就是判处有期徒刑若干年，缓期执行，监视居住的意思。
北宋开国，宋太祖定下了不杀士大夫的规矩，宋朝皇帝坚守百年，没有杀过一个士人。
王安石说“安有盛世而杀士乎？”，就是提醒神宗，祖宗的规矩还是要遵守的，不要轻易开“杀士人”这个头。
这也是革新派中很多有识之士坚持援救苏轼的原因。
毕竟大家都在同一场面上混，风水轮流转，谁都保不准有个走背字的时候，朝廷一旦开启“因言（文）获罪”模式，以后这样的事情就会层出不穷，自己难免成为受害者。
所以，救援苏轼等于保护自己，等于捍卫文人士大夫的地位和尊严，斯事体大，不得不为。
革新派中的有识之士如王安石者，他们的思想走得更远，事情看得更清晰，超越了政见不同与个人恩怨，为了一个共同的目的，全力搭救苏轼。
一代文豪躲过了一场无妄之灾。
神宗放了苏轼一马，也因此成就了一代文学巨匠。
在黄州“服刑”期间，苏轼写下了《赤壁赋》、《后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等千古名篇。
苏轼在黄州的“囚徒”生活是艰难的，为了贴补家用，他带领家人在黄州城东的山坡上开荒种地，因此为自己取了一个“东坡居士”的别号，我们今天常把苏轼唤做苏东坡即因缘于此。
苏轼在黄州的生活虽然艰苦了一点，但也是恬淡的。他寄情山水，与友人诗酒唱和，过了一段相对贫困但绝对安逸且思想丰满的生活。
神宗驾崩，哲宗继位，宣仁皇太后垂帘听政，守旧派得势，苏轼才又有幸被召回朝廷任职。
不过，这一次，他眼见得守旧派不问青红皂白拼命打压革新派，不管三七二十一尽数废去新法，自己的意见得不到重视，就对守旧派当权者的做法产生了疑问，甚而反感，心中对王朝的前途充满忧虑。
苏轼这些年在地方上践行新法，对新法的利弊有了深刻的认识，觉得新法固然有些问题，但也有合理的地方，不应该全盘否定，一禁了之，而应该有所甄别，有所选择地保留才对。
于是，苏轼给宣仁太后上书，说先皇的变法虽然有些失误，但不是一无是处，悉罢新法是不对的。再说了，新上台的官员贪赃枉法，肆意破坏祖宗规矩，比革新派的危害更甚。这些胡作非为的官员和倒行逆施的革新派有什么区别呢？
这个奏章递上去，苏轼彻底把当权者给得罪了。这时候，他既不招革新派待见，也不容于保守派，成为彻彻底底的异见者，被孤立起来。
苏轼两头不落好，里外不是人，眼看自己处境尴尬，就请求外调去地方工作。
守旧派巴不得苏轼走人，赶紧促成此事，调令很快下来了，让他去做杭州知州。
苏轼到了杭州，凡事真抓实干，马上就办。
他见杭州西湖淤积严重，危害当地百姓生产生活，于是带领民众疏浚西湖，修筑了著名的苏堤，给后人留下了一道美丽的人文景观。
传说，著名的“东坡肉”就是这个时候，苏轼慰问犒劳有功的工程人员而创制的美食。
苏轼到地方任职之后，专心政务，为民谋福，走到哪里，就把政绩留在哪里。他被贬颍州（今安徽阜阳）时，疏浚了颍州西湖，并筑堤坝，是为颍州西湖。
哲宗亲政后，对守旧派一点好感也没有，年近六十的苏轼这次被贬到偏远的惠州（今广东惠阳）。在这里，苏轼出钱出力疏浚当地的西湖，修筑了一道长堤。
苏轼一生带头疏浚了三个地方的西湖，修筑了三道“苏堤”。杭州西湖人文荟萃，又是著名的旅游胜地，三潭印月、苏堤春晓等景观尽人皆知，所以人们最熟悉这里的苏堤。
至于另外两地的西湖和两段苏堤，知道的人就不多了。但至今，这两道不为人熟知的“苏堤”仍然发挥着作用，千年来泽佑着当地百姓。当地人口口相传念叨着苏轼的好。
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此之谓也。
中年之后的苏轼越发爱憎分明，但做事并没有文人惯常的浮躁。他走到哪里做官，都能勤政爱民，务实肯干，做了很多有益于百姓的事情，即使被贬到蛮荒之地儋州（今海南岛），也尽己所能，大力发展当地的文化教育事业，把海南岛当地的文化提升了一个档次。
苏轼离开海南岛不久，有个叫姜唐佐的苏轼的学生就中了举人。这在文化落后的海南岛是破天荒的大事件。苏轼因此题诗：“沧海何曾断地脉，珠崖从此破天荒。”
苏轼把大陆的文化种子传播到孤悬汪洋的海岛之上，后世把苏轼称作儋州文化的开拓者、播种人正是来源于此。
直到哲宗驾崩，徽宗继位，大赦天下，苏轼才得到赦免。
但他已经再也没有力气走回家，去看一眼他曾经熟悉和热爱的家园，一代文学巨星陨落在回家的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