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0604听书笔记：《梁庄十年》

一个女孩子，怎样才算是她自己？”

梁鸿二姐的这句话，直指问题的关键。一个人的姓名和人际网络，在很大程度上定义了她究竟是谁。但在梁庄这样的中国乡村里，女性的这两项要素在出嫁前后断成了两截。而且，在出嫁以后，女性们也不一定能在丈夫家里建立起新的身份认同。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大家正在跳舞，一个中年妇女走上来，告诉梁鸿，吴桂兰到处放音乐扰民，吴镇人都烦死她了。她顺便数落了吴桂兰几句，说她年轻时不务正业，到老了还穿得“花里胡哨的，不像个样子。”梁鸿说，这位妇女的声音里带着天然的道德感，一旦有人逾越这种道德，便会遭受惩罚。“这惩罚从来没人说出来过，也从来没人认为自己在执行，但是，你从被惩罚的人身上，一眼便能看出来。”梁鸿回头再看吴桂兰时，只见她安静地收拾起地上的音响设备，刚才在她身边跳舞的人们，都三三两两地围在一起说话，所有人都背对着吴桂兰。

在《梁庄十年》这本书里，还有许多大大小小的故事，共同拼凑出了一幅梁庄妇女们的生活图景。从出嫁的那一刻起，她们被从故乡的土地上连根拔起，离开娘家，和童年的伙伴们失散，植入新的社会网络。她们的名字被遗忘，身份被丈夫和儿女重新定义。而且，无论是在娘家还是婆家，女性的身份总是受到公共舆论的规定和监督。大多数时候，她们无奈地屈服于不公正的评判。而一旦她们尝试反抗，尝试用自己喜欢的方式生活，就会很快遭到舆论的制裁。

在这样的处境下，梁鸿二姐问出的那句“一个女孩子，怎样才算是她自己？”其实是很多农村妇女共同的困惑。

在梁鸿看来，梁庄人回归故土就是为了寻找一种稳定的身份象征。在城市里，甚至在遥远的异国，离开故乡的农民很难找到容纳自己的组织，没有任何社会结构可以给他们集体的归属感，定义他们的身份。只有回到了梁庄，他在自己的房子里张罗一桌酒席，招待亲朋好友，才能感受到做主人的安全和骄傲，也才能真正地找到他自己。故乡，其实是这些梁庄人身份认同感的唯一来源。

在一次采访中，梁鸿坦言，退休后，她不会回到梁庄。她说：“原来我们都有告老还乡一说。宰相告老还乡，回到家里办私学，广交朋友，因为老的那一代都在乡村里边，然后重新兴学，去教育当地的孩子，修路，各种人的来回、络绎不绝的交往，它是一个相当活跃的精神结构。”

但是如今，这个精神结构正在迅速瓦解。当外出打拼的梁庄人回到家乡时，他们发现梁庄早已无法承载他们的生活，告老还乡正在成为一个越来越不可能的选择。这些农民夹在农村和城市中间，离开了乡土却又无处扎根。他们怎样才算是他们自己？我们在梁庄人身上看到了这个令人忧心的问题，但在书里，梁鸿并没有给我们现成的答案。

在一次采访中，梁鸿提道，她写梁庄，就是想把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复杂的存在传达给读者，让读者尽可能细微地体察书里的人物和故事，然后自己来思考。这种思考是开放性的。

单纯地描述复杂的现实，没有明确的问题和解决方案，这样的写作有什么意义呢？在我看来，梁鸿的非虚构写作本身就是对身份困境的一种有效的回应。读了《梁庄十年》这本书，我们认识了五奶奶、霞子妈、梁鸿的大姐、二姐、美丽的燕子、特立独行的吴桂兰、为生活努力奋斗的梁安、衣锦还乡的梁学军、韩义生，还有用令人痛心的方式告别人世的老人福伯。在我读完最后一页，合上书的那一刻，这一组辉煌的群像浮现在我眼前。梁庄人不再是抽象的“农民”或者“农民工”这样的符号。他们是一个个具体的人，在过去，在此刻，和我们一起，生活在同一片真实的土地上。他们的生存境遇也许剥夺了他们的身份，但是梁鸿通过写作，告诉了每一个读者，她的乡亲们，到底是谁。

《梁庄十年》这本书里，还有一处非常打动我的地方。在那天傍晚，梁庄的妇女们发生了那场关于姓名的争论后，梁鸿专门进行了调查，她找到了这些妇女的姓名，把它们写在了那一节的结尾。在本期音频结束前，我想为你念一念这几个名字：

“五奶奶，她的名字叫王仙芝；

“霞子妈，她的名字叫赵秋艳；

“曾在西安待过的二堂嫂，叫崔小花；

“虎子老婆，叫王二玲；

“那个撕掉张香叶小字报的韩家媳妇，叫李先敏。”

把名字还给丢失了名字的人，拂去厚重的尘土，让我们看清他们的脸，这或许就是《梁庄十年》这本书能做到的，最珍贵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