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1月16日读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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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和美国的财富演变轨迹存在几个重要的差异。一是美国 1800 年左右的财富不平等程度似乎并不比瑞典 1970~1980 年的程度高多少。因为美国是一个新建国家，其人口主要是由移民构成，他们携带少量财产甚至一无所有地来到了新大陆，上述结果也就不足为奇了：移民们尚未有足够的时间让财富积累或集中起来。不过，这里的数据还存在很多待完善之处，北部各州（数据结果显示其不平等程度要低于瑞典 1970~1980 年的水平）和南部各州（不平等程度与同期的欧洲水平相近）之间存在着一些差异

欧洲和美国不平等的演化过程有很明显的差异。在欧洲，20 世纪发生了社会的彻底转型：财富的不平等，在“一战”前夕还与法国大革命前的旧制度时期水平相当，但在整个20 世纪降到了前所未有的低水平，低到近一半人口可以得到一定数量的财富并首次拥有了一定比重的资本。

在美国，人们的观念则截然不同。在某种意义上，（白人）世袭中产阶层在19 世纪已经存在。这一阶层在“镀金时代”遭受挫折，20 世纪中叶重获新生，1980 年后遭受二次挫折。这种上下摇摆的模式在美国的征税历史中有所体现。在美国，20 世纪并不是一个朝着社会正义大踏步前进的世纪。事实上，今天财富的不平等程度要比19 世纪初还要高。因此，“逝去的美国天堂”与这个国家的起源紧密相关：人们存有对波士顿倾茶事件时代的怀旧情结，而不是怀念“辉煌30 年”，以及以国家干预来遏制资本主义过度发展的鼎盛时期。

r 在长时期内都高于 g ，这是一个无可争辩的历史事实。许多人第一次听到这一观点时会很惊讶，并疑惑为什么会这样。

现实中从来不存在一个社会，其资本收益率能轻易且持续地降到 2%~3% 以下。我们通常看到的平均收益率（各种类型的投资平均来看）接近 4%~5% （税前）。特别是，传统社会中农地的收益，就如当今社会中房地产的收益（二者都是最常见、风险最小的投资形式）一样，一般在 4%~5% 左右，在长期存在略微下降的趋势（下降到 3%~4% 而不再是 4%~5% ）。

的确，一旦资本收益率显著且持久地超过经济增长率，财富积累和扩张的动态机制将自动导向高度集中的分布，兄弟姐妹间的均分原则也不会起多大作用。就如我上面提到的，经常会发生一些经济或人口的冲击，影响到家庭财富轨迹。

拿破仑颁布的民法典于1804 年生效，法国的不平等也不会出现在英国贵族和女王的面前。在巴黎前1% 人群在1913 年拥有总财富的70% ，这甚至比英国还多。现实是那么令人吃惊，甚至还体现在动画片中——《猫儿历险记》，该片以1910 年的巴黎为背景。片中没有正面提到老妇人的财富多少，但是从她华丽的住所以及男管家是多么不屑于公爵夫人和她的三只小猫等可以判断，其财富数量应该是非常可观的。

即使在今天，仍有很多人像帕累托一样，认为财富的分配状况稳如磐石，好像这是自然规律一般。然而，这与事实相去甚远。如果我们从历史的视角来研究不平等，那需要做出解释的不是分配状况的稳定性而恰恰是时不时发生的巨大变化。对于财富的分配，我已给出了一种方法来解释那些重大的历史性变化（不管是用帕累托系数，还是以前 10% 人群和前 1% 人群的财富比重来描述），这些变化主要是由 r–g ，即资本收益率与经济增长率的差异带来的。

可以确定的是，资本的积累是一个要延续好几代的长期过程，认识到这一点非常重要。欧洲在“美好年代”的财富集中状态是几十甚至上百年累积起来的结果，但是直到 2000~2010 年，私人财富总量（以年度国民收入来衡量，包括房地产和金融资产）才大致恢复到“一战”前夕的水平。富裕国家的资本 / 收入比的回升，很可能是一个至今仍在继续的进程。

理论上的讨论和数值模拟均表明，即使没有引起结构性变革，税收也足以解释大多数历史演变。值得再次强调的是，当今的财富集中虽然明显低于 1900~1910 年，但仍然是非常高的。今天的情况不需要一个完美的、理想的税收系统来实现或者解释，因为相对于过去变化并不大。

这并不意味着 21 世纪的不平等结构会重复 19 世纪的状态，原因在于当前财富的集中度并不像当时那样极端（或许会有更多的中小食利者，但超级富豪食利者数量会减少，至少在短期看是如此），这是因为随着高级管理层的兴起，挣钱的阶层在扩大；此外，如今财富和收入之间的关系也要比过去更加紧密。在 21 世纪，一位高管可能就是“中等食利者”：新的精英治理秩序鼓励这类现象，当然这可能会损害中低工资收入劳动者的利益，尤其是那些拥有很少财富的劳动者。

通过对 1870~1914 年法国财富积累和集中的机制研究，尤其是巴黎的财富状况研究，我们可发现许多与当今甚至未来世界相通的规律。不仅那一时期的数据极为详尽可靠，而且那个历史阶段也正好是第一次贸易和金融全球化的高潮。如前所述，当时有了现代意义上的多元资本市场，个人所拥有的财富结构也很复杂，包括海内外资产、公共资产和私人财产以及定额或可变回报。尽管当时的年均经济增速只有 1%~1.5% ，但正如在前面所阐述的，这样的增长速度从长期的代际角度或历史角度看是完全可持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