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漠心学概论》第五章 雪漠心学实践论3

（一）东方哲学之入世与出世

入世与出世表面看似截然相反，然而二者果真能区分得如此直截分明？恐怕很难。判断一种哲学思想，属于岀世还是入世，其标准为何？从以往普遍的观点来看，其主要依据为以下三点：一、其哲学思想之主旨为何，所追求之目的，在现实世界之内还是在现实世界之外；二、对现实世界的态度如何，是否关切现实世界，是肯定与融入，还是否定与抽离；三、在该哲学思想的指导下，信奉者将其生命热情与行为投入何种领域，是积极投身于现实社会之经营，还是与世隔离，不参与世俗活动。依据这三点，大体上便能够将各种哲学思想成功归类，如儒家属于入世的学问，道家和佛家属于出世的学问。这种划分，为世人所普遍认可，理由也相当充分，但也并非毫无瑕疵，没有可商榷之处。比如，儒家在入世之外，竟无一点出世之精神？佛道在出世之追求下，竟无一点入世之情怀与功用？定论一种学问是入世还是出世，或许如同贴标签一样简便，但在结合历史与社会发展实际情况进行分析时，便无法再采用贴标签的方法了。对于儒释道三家的入世与出世问题，需要审慎地讨论，因为太过于轻率地定论，往往会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障蔽了更多更好的可能性。

依据上述三个标准，将儒家定性为入世之学问，毫不含糊。儒家的宗旨和目标皆在于改变现实世界，孔子一生所孜孜以求者，便是建立一个无比和谐，人人友爱，一切都以完美秩序运行的有德社会。《大学》言：“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格物致知，诚意正心，是为了修身；修身齐家是为了治国平天下。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局面形成之后，儒家占据了最高最广的入世舞台，历代儒者皆以“治国平天下”作为人生使命，对国家政事和百姓民生，总是有忍不住的热切关怀。甚至不在其位，也要谋其政，进入仕途者关切政事是理所当然，很多仕途失意者，或离开庙堂身处江湖者，权力的边都沾不上，心中仍然不能放下治国平天下。杜甫住在破草庐中，所虑者仍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陆游垂垂老矣，心中所存仍是“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顾宪成被革职回乡，依然是“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更有令人唏嘘者，乾隆年间有读书人，因过于关切国事，贸贸然以落第书生之身份，妄图上书言事，“指导”一下国家大政方针，结果被乾隆帝下令处以极刑。入世之积极精神，已然渗入儒家之血液、骨髓。那么，有没有例外情况？有。

《坤卦》曰：“天地变化，草木蕃；天地闭，贤人隐。”当社会处于生机凋零之时，贤人便隐而不显，不发声，不作为，不现身，更不会进入仕途之中。孔子亦言：“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隐。”因此，儒家还存在着另一种与积极入世相对的现象——隐逸现象。有人认为隐逸现象属于道家，稍做思量便会发现，道家根本无所谓隐逸与否，老庄从来也未被人称为隐士，隐与不隐，对他们实在无本质区别，只有儒家才有显隐之说。从始至终都在隐逸的人，根本不会为人所知，只有由显入隐，或者由隐入显者，才会被人知晓，因此历史上被冠以“隐逸之士”名号者，大多出自儒家。但不可否认儒家隐逸现象（注：【隐逸现象】隐指远离主流社会之认同，逸指自得其乐，相对于入世而言。隐逸现象远古即有，其隐逸之高士形象，在《庄子》中可以见到诸多描述。而隐逸文化则形成于魏晋时期。主要表现为名士遁迹山林，当起隐士，远离朝政和世俗社会。在传统文化中，隐逸文化一般被视为超脱型精神追求，而不被视为逃避型消极行为），确有道家之影响因素。被奉为“千古隐逸之宗”的陶渊明，在隐逸之前，亦有过十三年的仕途生涯，世人皆赞其“性本爱山丘”，也应知其有“猛志逸四海”的另一面——为实现“大济苍生”之理想，在仕途中不断抱以希望却又屡遭失望，终于放下了入世之志，辞官回乡与山水田园作伴，直至生命的最后。其隐逸是真隐，其怀天下之心亦是真心，而后人对其极尽尊崇，既因为其文学作品之美，更是因为其心志之淡与远。另有一类人，居于仕途官位，却心境超脱高迈，也会为黎民苍生尽责尽职，却无名利之心。如苏东坡，他在位而不恋位，一生中被贬三次，也未曾辞官隐逸，但其人格与文化形象，却充满了隐逸之味。可见入世与出世，除了前文所述显而易见之三点标准之外，还有一更深层之标准，即心之标准，若无此标准，那些假隐逸之名而博取功利者，岂非都成了出世之人？隐逸绝非一种外现姿态，入世与出世也绝非只凭行为来判断，即使单单以行为判断，佛道两家，也不乏积极入世这一面。

（待续）

附：作者介绍

雪漠，原名陈开红，甘肃凉州人。国家一级作家，甘肃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文化学者，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文学翻译与跨文化研究中心首席专家，复旦大学肿瘤研究所“人文导师”。曾获“甘肃省优秀专家”“甘肃省领军人才”“甘肃省德艺双馨文艺家”“甘肃省拔尖创新人才”“2015年中国品牌文化十大人物”等称号。著有长篇小说：《野狐岭》《深夜的蚕豆声》《凉州词》《爱不落下》“大漠三部曲”（《大漠祭》《猎原》《白虎关》）、“灵魂三部曲”（《西夏咒》《西夏的苍狼》《无死的金刚心》）；诗集：《拜月的狐儿》；文化著作：《一个人的西部》《大师的秘密》（8卷）、《佛陀的智慧》（3卷）、“光明大手印”系列（10本）、“雪漠心学大系”《文化传播学实践教程》《雪漠心学概论》《雪漠智慧课程》等；文化游记：《匈奴的子孙》《堂吉诃德在北美》《山神的箭堆》《带你去远方》。作品入选《中国文学年鉴》和《中国新文学大系》；荣获“第三届冯牧文学奖”“第六届上海长中篇小说优秀作品大奖”、2004年度“中国作家大红鹰文学奖”“第二届中国作家鄂尔多斯文学奖”等奖项，连续六次获甘肃省委省政府颁发的“敦煌文艺奖”，连续三次获甘肃省文联和甘肃省作协颁发的“黄河文学奖”；入围“第五届国家图书奖”，三次入围“茅盾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