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教师与洋教师的教育启示 ——对读《我的二本学生》、《江城》有感

非虚构作品的魅力,就在于对生活真实的表达。带着读者回到现场,经历作者曾经经历的。

近日读了黄灯老师的《我的二本学生》,读了彼得.海斯勒老师的《江城》,颇有所感。

黄灯,是土生土长的中国博士,是从一个二本院校一步步读上来的博士。她的求学史、教育史,就是中国高校的变迁史。

彼得.海斯勒,在普林斯顿接受正统的文学教育,在牛津获得英文硕士。他以一个“洋教师”的身份在中国涪陵教书两年,对这座江城感情颇深。

土老师也好,洋老师也罢。他们身上的一些共同点,让我获得了一些教育的启示。分点写下来,算是阅读的一个记录与感发。


第一、两人都长期在一地从事教育工作

涪陵,长江边的小城,我曾在1996年至1998年间以“和平队”志愿者(担任英语教师)的身份生活于此。有时候,我称涪陵是我在中国的“老家”——我想,这其中固然有玩笑的成分,但更多时候我是认真的。涪陵是我开始认识中国的地方,也是让我成为一个作家的地方。在那里的两年生活经历是一种重生:它把我变成了一个全新的人。《江城.序言》

算起来,从2005年博士毕业进入龙洞,到接手1516045班中间横亘了十年的时空。在习惯了教师的生命节奏后,我强烈意识到,对教书这个职业而言,计量时间的单位是年、学期、周,一年年,一期期,一周周,在极其规律化、程式化的日程中,我的生活被开会、填表、写总结材料、评职称、发论文、报项目、做课题等日常词汇所塞满。剔除这些让人沮丧的事件,我发现真正去撑起自己职业生涯的依托,恰恰是课堂,是和学生的相处具无数的公共课和少有的专业课机会。如果说,公共课让我有大最的机会,接触到不同专业的学生,像是在自己流动的教室,架设一个广角镜头,那么,专业课则让我能够和特定的群体,做更深入的交流,能够在更为细致的专业教学中,感受到他们的想法、气息,得以聚焦更为具体的生命。《我的二本学生.班主任》

教育,从来都是慢的艺术,是时光的艺术,是雕琢的艺术。

长期在一地从事教育,更有可能把培养人这件事做好。

算起来,我也在一所学校从教十五年了。长期在一地工作,并没有使我感到厌烦。反倒让我觉得,在日常生活中更有归属感,在日常工作中更有底气与自信,把学生教好。

今年我教的班上,又有三个学生,我教过他们的哥哥或姐姐。我经常不由自主地把他们相互比较,又时常回想起我的学生,回想起曾经的岁月。

老师标记时间的方式是届,把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放到一个个数字中,就自然成为一本教师成长史。

有规律的一届届轮转,在时间的浸泡下,教师的经验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稍微再用点心,时不时更新一下教法,跟上时代,就是一个挺优秀的老师了。

教育局每年都给从教满三十年的老师发纪念金牌。这金牌,也是时间沉淀而成的。

我距离这块金牌,还有十五年……


第二、两人都热爱教育工作,对学生有天然的亲近感。

开始的时候,我们很少学习文学课本上的内容,因为就连其中的概要都很难读懂。不过,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理解这些材料就没有那么困难了。通常,我会给他们讲讲故事,然后抽几个不太情愿的"志愿者"表演一番。班上的学生都喜欢这样的做法——在这个外国人仅仅因为他们身为外国人而频频在电视上抛头露面的国度里,学生们在教室里挤成一堆,津津有味地观看着一个外国人演绎的《高文爵士与绿衣骑士》《江城.有中国特色的莎士比亚》

十几年来,因为职业的关系,面对年轻人时,我始终坚持,能不能正视自己的生活经验,能不能直面自己,能不能和真实的命体验打通,是决定年轻人是否产生力量的关键。我深知一群经过应试通道,来到我课堂的学生,因为此前长久对生命感受的剥夺,早已对真实的生活产生了深深的隔膜。在他们最富生命力、修复能力最强的时候,我不知课堂上有限的唤醒、激活,是否能帮助他们更好地实现自我认知,更好地接近历史真相,从而达到去蔽的效果《我的二本学生.序言》

不喜欢孩子的人,不要当老师。喜欢孩子的人,有成为好老师的潜质。

黄灯老师,看每一个学生,都带着慈爱的目光。

彼得.海斯勒老师,看每一个中国的乡村学生,都觉得像发现了宝藏。

好老师有个细节值得注意,就是他们都清晰记得很多学生的名字。

黄老师记中国名,彼得.海勒斯记英文名。名字对应的,是具体的,可感的,有故事的人。

走进学生,从记住学生的名字开始。多年以后,说到某个名字,还能联想起一系列的事情。这也是一件,有教育幸福感的事。

亲近学生,陪着学生,走过一段人生岁月,是缘分。


第三、两人都对生活有敏感度,对教育有好奇心。

我一直没有改过我的中文名字。不过,我还是轻而易举就感觉我的中国自我跟美国目我大相径庭。后来,我慢慢地把自己看成了两个人:霍伟和彼得·海斯勒。我在涪陵的第二个年头,霍伟才变成了一个活生生的人。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霍伟成了我的主要份。除了我的学生、同事、其他外国人,大家只知道我叫霍伟,他们只知道我在中国的这个身份。霍伟跟我的美国人自我大不一样。他对人友善,渴望跟任何人交谈,能够从哪怕最无聊的交谈中发到乐趣。简单地说,这个人很好玩。他只需要用当地方言简单地说上几句话,就能给涪陵人带来无尽的乐趣。《江城.中国生活》

除了城中村和租住者,显然还有另一个龙洞和其他群体。尽管他们共享龙洞的清新空气,共享天河北的地理标识,共享同-条六号线,甚至共享"植物园站"的提醒,但就算是同一条地铁,不同的出口,明显导向完全不同的区域∶从D出口,可以最快速地进入城中村,但仅仅相隔二十米,三个密集的 A、B、C出口,就指向了与城中村握手楼完全不同的世界,昭示了另一种居住风景。那些居住高相做盘的业主,走出地铁口的那一刻,能切身感受到房价升值后带来的资产飙升。《我的二本学生.在龙洞》

能写出东西的人,一定有着对生活的敏感度;能把写作对象锁定在学生身上的人,一定充满了对教育的好奇心。

李政涛教授最近有一篇文章专门谈教师的好奇心,摘录一段在这里:

教师既是“读书人”,也是“教书人”,如果教师没有了“好奇心”,学生怎么办?教师是呵护和激发学生好奇心的最重要的他人,如同我们无法期待“不爱读书的教师去激励学生爱读书”一样,我们也不能指望“自身都没有好奇心的教师去呵护和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就教师本身而言,一方面,在漫长的教学生涯中,不知不觉失去了好奇心,是教师陷入职业倦怠的主要源头或根源之一。当我们认定某位教师产生了“倦怠”,实际上等同于他失去了“好奇心”。另一方面,恐怕也是最重要的,在于“好奇心”是教师创造和教学智慧的源头活水,更是教师精神生活和精神宇宙成长、扩展的动力源。爱因斯坦曾言:“我没有特殊的天赋,我只是极度好奇。

生活真有趣,学生真可爱。有这样想法的老师,就是一个好老师。

让学生阳光,自己先阳光;让学生渴求知识,自己先渴求知识。

老师,是与学生一同探寻未知的人。

第四、两人都积极创设对话的场,在教育过程中不断尝试新的方法。

在这样的地方从事教学工作,我开始日渐觉得矛盾重重。尤其令我烦恼的,是从秋期以来,我和三年级学生之间的关系几无改进。他们一如既往地心怀从和尊敬,对文学课的热情超乎寻常。我对诗歌满怀信心,不过,这样的信心自有它的限度。我相信,我不仅仅要教授文学课,还应该培养起对彼此的尊重和理解,使我们之间能够坦诚地交流看法。我发现,尽管一开始存在着语言和文化这两个巨大的障碍,我和我的中文辅导老师之间正在形成这样的关系,而这一变化让人永生难忘,因为它让参与其中的人都付出了巨大的耐心和努力。当然,最大的付出是真诚,哪怕有时候这样的坦诚也夹杂着种种不快。《江城.中国生活》

既然系部没有硕士点和博士点,我可否通过双向沟通,挑选几个学生,在大学期间,跟踪和辅导一下他们的学习,看看是否有别的效果?没想到,这个念头竟然无意中为我打开了一条和学生沟通的渠道,从2010年开始,刘婉丽、徐则良、曾庆迎、贾晓敏、林家俊、李嘉敏、曹纯纯、朱琳、邝富青、朱锐明、李沐光、黎才腾、程鉴光、杜子然、黄璐、胡小芬、刘早亮、谢慧霞、张彩莹、黄璐、李萌、许玉晓、程雪芳、谢晓珊、李金蔓等五十多名学生,名义上成了我"导师制"辅导的学生,在一种松散管理的默契中,超越于学校的任何考核、规范、绩效目标之外,一种"心甘情愿学"和"心甘情愿教"、类似"师徒制"的学习模式,成为我班主任工作以外,和学生交流的重要方式。《我的二本学生.导师制》

充分和学生展开对话,才能更了解学生。黄灯老师在本科生教学中引入导师制,彼得.海斯勒在不同场合都试图和学生交流。

对话,是教育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教师要善于创设对话的场,让学生愿意与你对话。

在《我的二本学生中》,黄灯老师经常带着他的学生,走进一家他已经毕业的学生开的砂锅粥店。大家聚在一起,讨论学习和生活。

彼得.海斯勒经常去一家名为“学生之家”的面馆,在那里与学生聊天,与老板交流。

学生有话愿意和你说,你当老师就成功了第一步。

你说的话学生愿意听,你当老师的成功就又进了一步。

在师生对话中,教育不断推进,师生相互鼓舞,师生也一同向前,这就是一种理想的境界了吧。

多动脑子,看看学生愿意怎样的交流。多找方法,看看怎么说话学生听得进去。

对于每个老师来说,这难——也不难。

第五,两人都坚持真实地记录,用文字梳理教育的轨迹,并与人分享。

当时,我计划在涪陵尽量多学一点东西,等在“和平队”的服务期结束之后,我想到美国某家报纸或者杂志找一份驻中国记者的活。我并没有想过要写书。我觉得自己太年轻,对中国又知之甚少——在一个地方生活这么点时间就想勉强用文字来描述实在显得有点自大和冒失。不过,我在涪陵生活和教书期间,做了大量翔实的笔记。这段经历相当充实,也相当具有挑战性。我常感觉应接不暇、不知所措,而写日记则大有裨益。到了晚上,我常常会一坐下来就写上好几个小时,力图把我身边发生的全部事情都追溯一遍。《江城.后记》

我知道,相比学生群体的丰富和我笔下人物的有限性而言,我的表达,具有天然的局限。我既无法通过穷尽对象的学理式写作获得答案,也无法通过严丝密缝的推理来寻找结论。唯一能够依仗的,不过十三年从教生涯中,通过对学生群体的持续观察,以及来自师生关系的长久联系、观照,所获得的感性认知。通过打开有限个体的命运,我发现他们的生命故事,竟能验证自己的某种直觉,并在这种直觉中,帮我找到一种理解时代的可靠方式。《我的二本学生.班主任》


在自媒体的时代,人人都是作家。但真正醉心于写作的人,写东西的目的可能很单纯——为自己的生活留下真实的记录。

黄灯老师的写作,有许多文艺理论方面的专业词汇,但她运用很熟练,丝毫没有让读者觉得隔了一层。

彼得.海斯勒的文字,虽然是英文翻译而来,但依旧能感受到涪陵这座江城的气息。

老师也未必就是天生的写作者,但老师爱上写作应该有天然的优势。

许许多多一线的老师,每天都在与读和写打交道。偶尔停下来想想,还是很多东西值得记录一下的。

写下来,总有人会看。再不济,以后自己看看,不也挺好。

我也是被半逼着,开始写作的。写多了,可以在不同写作体式中任意切换,可以通过文字表达自己许多的想法,可以通过文章的分享获得共鸣。

这些,都让我在教育的路上不孤独。

黄灯老师,土生土长,文字原滋原味;

彼得.海斯勒,外来的和尚,念的一本好经。

对读《我的二本学生》与《江城》,摘几段,写几笔,凑成一篇文字。

                              猫哥

                  2020.11.13写于深圳大梅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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