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沉湖
（之四）
文丨甬上话
1、见到了“一号”
一军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120师在山西敌后战场上发展壮大而来的部队，所以到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团以上军官中山西籍的人很多。六团入湖时的团长便是，他是刘发耀团长。
刘团长在沉湖时，我还在二营部通信班。一个小“新兵蛋子”，自然不关心也无从知道团里首长，直到看见他独自出现在大堤上，才知道他团里的“一号”。有知情者剧透说，刘团长是武汉军区警卫营营长，到坦桑尼亚当军事顾问回国后“空降”到六团任团长的。
七十年代初我们当兵时，野战部队团以上带兵的指挥员是有代号的。这种代号沿袭自战争年代的称呼。团长、师长、军长这类军事主官代号为“一号”，团以上政治委员称“二号”，副团长、副师长、副军长称“三号”，副政委称“四号”，参谋长称“五号”，政治部（处）主任称“六号”，副参谋长称“七号”，政治部（处）副主任称“八号”，后勤部（处）长“九号”，没有“十号”。
通常称呼“一号”和“二号”这些主官时不带姓，只称代号。“三号”“四号”八号”“九号”这些副职则因为有好几位，为区分清楚，则用姓＋代号来称呼。这就有情况了，如果一位政治部（处）副主任姓王，称呼起来就很尴尬，有时叫不出口。按规则称呼的话，正规叫法为“王八号”。各部队都闹出了许多的笑话，因为有很多的“王八号”。
六团的“一号”很严肃，不苟言笑。很多次看到他一个人，背着手，低着头，旁若无人慢悠悠地在沉湖主干渠的大堤上踱步，在思考什么问题的模样。大堤下面的这群小新兵知道团长在大堤上，都悄悄聚拢来，仰起头想看个仔细。在我们的心目中，团长，是个很大很大的官，像隔着万水千山，高不可攀，今天被我们看到了，很是幸运。有人给家里写信说，我看到团长了。
六团的“二号”首长是政委严明忠，不知多大年龄，看起来很老，皮肤有点黑。私底下都在传，说严政委是“国军”的俘虏兵。团里似乎是政委当家。严政委是被南京军区树立为“焦玉禄式的领导干部”。
到了八十年代前后，这种沿袭自战争年代的称呼方法，不知什么原因逐渐在部队中消失了，改用姓＋职务的称呼。许是和平年代久了，指挥员们的信息不需要保密了吧。
部队调防江南后，“刘一号”当了副师长。1979年我从南京步兵学校毕业在师里当参谋，宿舍旁边就是刘副师长的家，我们下班后天天在他家门前的蓝球场打球，他也时不时地上场打打。后来他和二师王云政委成了儿女亲家，女婿很优秀，当过二师通信营长，一军通信处参谋，军通信团团长，江西九江军分区参谋长、司令员。刘团长后来退休住在无锡干休所，2019年他孙子辈在杭州结婚时，我和夫人专门去参加了婚礼，那时他还和以前一样精神。
六团去沉湖的前后，还有一位山西籍的团长叫杨效成。后来杨团长转业回了原籍山西太原，当了省人民银行的保卫处长。 有一年我休探亲假时，他正好到我父母亲工作的城市里检查工作，我们还见过一次面。
2、班长方金安
当过兵的人，无论他以后是有出息还是没出息，走到天涯还是海角，官大还是官小，有钱还是没钱，最感激最难以忘怀的就是自己的班长。
班长是“兵头将尾”的官，是直接与士兵打交道的人。士兵们通常十七八岁，在家还是孩子，到了部队就要独立生活，人情世故，世间冷暖，洗衣叠被，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会，什么都不知道，全靠班长一点一点来教来带。班长，实际上就是兄长、师长、家长的概念，尽管他只比自己带的兵大不了几岁。
我的班长叫方金安。他是二营营部的通信班班长。他是1971年入伍的兵，只比我早当兵两年。
方班长是广东东莞人，个子不高但身材匀称，深眼眶、浓眉毛、厚嘴唇，大脚片子，走路时步速很快，并向左右晃动，像沿海渔民。有着很明显的广东人的所有特征。印象中方班长从未犯过任何错，什么事情都是深思熟虑后的自然而为。营里所有的领导，不管是难伺候的还是很随意的，不管是有主意的还是没主意的，都很信任他、依靠他。当然，我们这些人更是如此。营部当时编制有一名书记，姓郭的山东人，烟瘾很大。此书记非领导意义上的书记，类似于营部“秘书长”的角色，排职干部，是领导班长的。但他基本不管事，营部的内部事务都是方班长在操办。
方班长非常阳光，是遇到事从不知道愁、什么时候都是带着笑意、干活从不知道苦累这种类型的。经常把胳膊弯起来，鼓出疙疙瘩瘩的肌肉块来给我们卖弄说，你看！
方班长给我们上课，讲通信班的职责和干好工作的方法技巧，带广东味的普通话很好听。
方班长给我们讲道理，传授在部队怎样当兵，遇到事情怎么处置。他生起气来并且是很生气的时候也会骂人，经典的格式是：TMD，你怎么能这样呢？
方班长干活很卖力气，不怕脏不怕累不怕吃苦。种稻子、放鸭子的所有技术他都知道，手拿把掐。
3、赶集卖鸭蛋
我对方班长印象最深的动作和形象是他挑鸭蛋去卖。
吃不完的鸭蛋剩余很多。于是卖鸭蛋成为他的一个专项工作。满满装上两大筐，蹲下身子，扁担上肩，两腿一使劲，打着赤脚就上路了。这事基本上他一人就干了，有几次我想去集市看看，也要求和他一道去，他乐呵乐呵地就答应了，结伴去到老百姓聚集比较多的二河镇，或万福闸的集市。人来人往的集市很热闹，不一会鸭蛋就卖光了。拿着卖来的钱，再去买肉、菜挑回营部改善伙食。
我和方班长俩人有一段时间一起放过鸭子。穿上标准三件套，拿一根长长的竹杆子，背一顶大竹帽，光着大脚丫去到鸭棚。鸭子们只要看有人来了，嘎嘎声顿时大起来，争先恐后前呼后拥地迎上前来。打开圈门，鸭子们扑腾着翅膀，摇摇摆摆地鱼贯而出。我们一前一后，赶着一大群鸭子去下河吃鱼虾、去稻田吃收割时剩下的零星稻子。吆喝鸭群的声音我记不得了，反正嘴也不闲着，用吆喝声和长竹杆指挥鸭们向前向后向左向右，过河下田，鸭子们也很听指挥，好玩极了。
因为太优秀了，没过多长时间方班长就提干了。开始是营部书记，后来又下连当排长。排长是带兵的，出路好一点，营里领导可能就是想让他去带带兵，有资历有经验了就可以再重用了。后来我离开营部调到团轮训队后，因为离得远，联系就少了。部队出湖返回商丘，然后从中原调防江南，然后我又去上学，就断了联系。
几十年后他的去向有点众说纷纭，有的战友说，方班长转业后去了深圳市，在罗湖区公安局政委任上退休。也有消息说他转业后回到东莞，在这个改革开放的热土干得风生水起，成了大老板，有自己的房车，上世纪九十年代未自己有房车的老板还不是很多。但不管哪个消息确切，他都干得不错。所以部队有句教育人的话：在部队干的好的人，到地方也不会差到哪去。
4、大米饭管够
在沉湖劳动虽然很苦，但吃饱饭是没有问题的，而且是白花花的大米饭管够。
入湖之前在河南商丘营房训练时，多是吃面食或“二米饭”。面食以馒头、面条、窝窝头为主。“二米饭”就是把大米和小米混合起来蒸熟，一半白一半黄，白的软，黄的硬，口感不是很好。一旦听说吃纯大米饭，兵们都很高兴，尤其是湖北、四川兵更加兴奋。饭前集合、唱完歌，一进入饭堂便开始抢饭。还有人发明了能多吃点米饭的窍门：第一碗少装快吃，第二碗装满压实。为节约粮食，连队有时周日便只吃两餐。
每逢休息日一天只吃两餐饭，这个办法在驻北方的部队比较常见。以至到了1984年至1986年我在石家庄高级陆军学校读书时，学校亦是如此办理，还经常吃所谓“二米饭”和“窝窝头”，同学们意见很大。
沉湖沉积多年的淤泥肥沃无比，根本不需要施肥，秧苗就能茁壮地成长。到了沉湖后，吃自己种的稻子，彻底消灭了“二米饭”和“窝窝头”，官兵们自然很高兴。再加上养猪、种菜多种经营，伙食肯定比在河南时强多了。只不过那时连队饭堂没桌椅，开饭时一个班围成一圈，中间放两个铝盆盛着全班的菜，大家都蹲在地上吃。
入湖生产的两年间，营部养了一大群鸭子，各连队也都建有鸭棚，养有大批鸭子，每天能收很多鸭蛋。除了拿出一部分上集市卖给老百姓之外，绝大多数是保障部队自已的，所以在沉湖吃鸭蛋是放开来吃的。二营营部食堂每天都炒一大盆上桌，这种盆大小如老百姓过去广泛使用的铝质洗衣盆，是炊事班用来盛大锅菜的军需品。以至于有段时间一看见炒鸭蛋就反胃。
5、最喜欢帮厨
营部炊事班人比较少，所以实行了轮流帮厨制度。我最喜帮厨，轮到帮厨，可以外出采购，监督给养员采购食材的数质量。还可以跟老炊事兵学习刀工、配料、炒菜。所以切片、切丝的所谓“刀工”虽然不是很精，然一旦上身就一直伴随到如今。有时帮厨的任务是烧火，蹲在大灶台后面，用柴火、煤炭烧大锅菜。掌勺的兵不断喊着“大火”！“小火”！“压火”！“撤火”！听到口令，及时用煤铲、铁钩调整火势大小。有时候炒好一个菜，老兵就让尝尝，这时刚炒好还在锅里热气腾腾的菜最诱人，就专挑一点肉片、肉块、肉丝来尝，感觉真得很好。
自已种菜品种比较少，有些菜品自然供应不上，所以冬瓜在一段时间内成了每餐的主力下饭菜，餐餐离不开冬瓜饨粉条。不知是其它菜少了，营养不均衡，还是什么原因，战士们有段时间个个得了“烂蛋皮”的毛病，小伙子们个个裆部脱皮发痒，不得已地搔来搔去，又不好意思就医。大家都说是吃冬瓜多了闹的，称这种菜为“烂裆菜”。
后来我离开二营部调到团轮训队工作，这个单位人数很少，没有生产任务，也不养猪种菜放鸭子，伙食比营部和连队下降不少。这也难不住，有办法。轮训队离团部直属的各连很近，打听到哪个连吃包子、有好菜，就去找老乡或相熟的兵们要一点吃，有时这些人还会主动向你通报情况。实在没办法了，到自己食堂的后厨，倒点酱油，或者伴点生菜油，居然也很好吃，一碗米饭稀里哗啦就下肚了。很多年之后到了宁波工作，发现酱油伴饭居然是宁波的一种特色饭。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