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是从前那个少年：青藤老树人家（2）

一切准备就绪，我们开始过家家。

“翠萍，你在家做饭看孩子。”我扛起一根葵花杆，我假定它是一个万能的农具，可以当铁锹，也可当锄头，还可以当耙子，我想它是什么就是什么，我不是神仙，但我有权，因为这是在我的地盘。我大步流星迈出树荫，“我干活去了。”我说。

“不对！不对！”翠萍瞪着眼睛冲我喊，“你该叫我孩他妈才对。”她不仅是主演，还是导演，一个较真的导演。

有时候我觉得，过家家其实就是一部没有剧本、没有观众、没有舞台的原生态电影，我们人人都可以是导演，人人都可以是演员。我们演的内容全部来源于日常生活，进一步说是模仿大人们的日常生活。我从小就没有感受过母爱的温暖，哪怕一点点，妈妈对我来说，只是一个空洞的抽象的概念，只是两张贴在相框里的黑白照片。我们家只有父子，没有父母。我无法知晓日常生活中父母的对话情景。我的认知存在先天不足。所以我多数情况下不得不将剧情的主导权交给翠萍。我在她设计的框架内努力地演好自己的角色。

“哦，忘了。”我挠挠脑袋。

“重来！”她态度坚决，一丝不苟。

“孩他妈，你在家做饭看孩子。”我退回到树荫，重新迈开步子，“我干活去了。”我说。

“哎，孩他爸，你干活麻利点啊，别整天磨磨蹭蹭的。”她怀抱着一条小板凳，把我送出树荫。

我的工作地点就在树荫外的任何一个地方。我随心所欲地拿着葵花杆这捅捅那敲敲。我们没有时间观念，什么时候应该回到树荫去，全凭自我感觉。当我感到在外面游逛到无聊透顶的时候，我知道，我该回去了。

“孩他妈，我回来了。”我自信自己这次绝对没说错。

“懒鬼，谁让你回来的。”翠萍脚踩板凳，张开双手去够老榆树的叶子，那板凳分明就是刚才她抱在怀里的我们的孩子，“没看见我在摘菜吗？”她瞥了我一眼。

“我帮你摘。”我把葵花杆高高举起。

“这里用不着你。”她抓到几片树叶，“你还是把活干完再回来吧。”她说。

“好吧，孩他妈。”我再次扛起葵花杆，略显迷惘。

我很快发现一件好玩的事儿，那就是在一棵杏树下，有一群蚂蚁在搭窝。我蹲在地上，静静地看那些在洞口四周忙忙碌碌的蚂蚁，密密麻麻的蚂蚁，勾起了我莫大的好奇。我幻想自己是它们中的一员，正在参与一个庞大而又复杂的工程，我幻想自己正在搬动一块硕大无比的土块，我幻想翠萍在洞里正在给我做丰盛的午餐。我的注意力从一个意境转移到另一个意境。我忘记了干活、忘记了翠萍、忘记我们的家家。

“喂，喂，你蹲在那里干嘛？”翠萍的喊声把我从另一个意境拉回来。

“我可以回去了吗？”我抬头问她。

“唉！真不知道我上辈子造了什么孽，这辈子嫁给你这种干啥啥不行、吃啥啥不剩的男人。”她长叹了一口气，“快滚回来吧！”

我连跑带跳进入树荫，把葵花杆放到一边，一屁股坐在桌子旁的砖头上，面前是一桌丰盛不能再丰盛的大餐，树叶、苞米瓤、青草乃至土块，在我的意境里它们都是散发着诱人香气的美味佳肴。我随手拿起一个酒瓶，我想起父亲吃饭时的样子，左手一只白底蓝花的酒盅，右手一个清澈透明的酒瓶，他倒酒总是全神贯注、小心翼翼，生怕一不小心把酒洒在酒盅之外，若是偶有这种状况发生，哪怕是一滴，他也会发出啧啧的惋惜声。我学着他的模样，准备给我自己倒上一杯酒。

“哎，我说你不过年不过节喝哪门子酒啊。”翠萍怀抱板凳围着桌子转圈。她在哄孩子睡觉。

“喝酒一定要过年过节吗？”我有些不解，父亲喝酒从来不分年节，他高兴喝，不高兴也喝，平平常常还喝，我从来就没听他说过，喝酒一定要等到年节这一说。

“那当然了。”翠萍把板凳放到一旁的土坯上，那里是我们的炕。“你把家里的钱都拿去买酒喝，让我们娘们喝西北风去啊？！”她腰一叉，开始叱问我。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因为我从未遇到过类似情景。我感觉家里若是多个女人，很多事情似乎都超乎常理。我放下酒瓶，拿起用树枝做成的筷子，在碗盘里面，胡乱夹上一通，嘴也配合着一张一合，装出一副津津有味的样子。完事后，我拿起一截高粱杆叼在嘴里。父亲说过，饭后一根烟赛过活神仙。

“不许抽烟。”翠萍用手里的筷子敲打碎碗，“你要呛死我吗？”

“呸！”我一口吐掉高粱杆。

接下来的情节还有许多。比如，孩子有病了，我们需要给他打针吃药。比如，我们两口子抱着孩子、拎着礼物回娘家。比如，我背地里喝酒抽烟，被她发现，和我大吵大闹，最后她抱起孩子跑回娘家。比如，天要下雨了，我们忙着收衣服、抱柴。比如……我们的玩得次数越多、时间越长，我对她爸妈了解得就越深刻、越全面。我慢慢意识到，她在过家家中的一言一行，不是她的灵光闪现、即兴发挥，而是她家日常生活的情景再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