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晚风暮雨
刘裕，字德舆，小名寄奴，南北朝时期刘宋王朝开国皇帝，出身名门，是汉高祖刘邦同父异母弟弟楚元王刘交的二十一世孙，史书上称其“雄杰有大度，身长七尺六寸，风骨奇伟（1）”，从军后，在平定孙恩的战斗中，刘裕以一敌千，孤身杀退数千名敌军（2），被后世誉为“武功最高的开国皇帝”，其实除了武功之外，刘裕还创造了一项记录：直接和间接干掉六位帝王，是名副其实的皇帝终结者。
下面我们就一起盘点一下死于刘裕之手的帝王：
1，桓楚武悼帝
武悼帝名为桓玄，字敬道，小字灵宝，是东晋权臣桓温之子，长期把持东晋朝政，被封为楚王，元兴二年（公元403年），桓玄逼晋安帝司马德宗禅位，在建康（今江苏南京）登基继位，国号为“楚”，改元“永始”，桓玄建立的楚国，史称“桓楚”。
桓玄篡位第二年，即元兴三年（公元404年）二月，刘裕聚集北府兵将1700余人，在京口起兵反楚，一举歼灭了桓玄部署于此地的部队，还杀死了桓玄的堂兄弟桓修。
刘裕传檄四方，号召各地的兵马进京勤王，桓玄抵挡不住，被迫退出建康，挟持晋安帝一路向西逃到江陵，不久又被北府军将领刘毅击败，桓玄逃回老巢江陵，但江陵城中大乱，桓玄无法停留，就采纳部下的建议入蜀，走到江陵城西枚回洲时，被益州刺史毛璩派遣的兵马杀死。
桓玄死后，被堂弟桓谦上谥号为“武悼皇帝”，首级也被割下来送到建康示众，桓玄虽然不是刘裕亲手所杀，却是因刘裕起兵反抗并击溃了其主力部队才被益州刺史杀死的，和刘裕有着莫大的关系。
2，南燕慕容超
杀死桓玄后，刘裕拥立晋安帝司马德宗复辟，重建东晋王朝，从此，东晋的大权落入刘裕之手。
义熙五年（公元409年），南燕皇帝慕容超领军南侵劫掠，刘裕率大军迎战，双方进行了几个月的激战，直到第二年，刘裕才终于包围南燕国都广固城，慕容超见情况不妙，打算割地、称臣求和，被刘裕拒绝。
义熙六年二月，南燕军挖地道出城偷袭，被刘裕击败，退回城内，南燕一些大臣打开城内投降，慕容超带领数十名亲兵企图突围，被晋军活捉，随后押送建康斩首。
3，西蜀谯纵
谯纵是东晋安西府参军，桓玄篡位后，益州刺史毛璩派遣谯纵等人领军征讨桓玄，但当地士兵不愿离开家乡去作战，就在一些军官的鼓动下反叛，共同推举谯纵为首领，不久，谯纵进军成都，杀死刺史毛璩，自称成都王，建立政权，国号为“蜀”，史称“西蜀”、“谯蜀”或“后蜀”。
义熙三年（公元407年）九月，谯纵向后秦称臣，并且派人联络后勤和桓玄余部一起夹攻东晋，义熙九年，刘裕委任西阳太守朱龄石为益州刺史，率军两万，征讨西蜀。
东晋大军屡战屡胜，攻入成都，逃出成都的谯纵走投无路，自缢而亡。王志将他的首级割下来，献给朱龄石。
4，后秦姚泓
姚泓是后秦最后一位皇帝，在位期间和西蜀谯纵联合，进犯东晋。刘裕消灭西蜀后，将下一个打击的目标定为后秦。
义熙十三年（公元417年），刘裕率领大军征讨后秦，东晋军在檀道济和王镇恶等名将的指挥下，势如破竹，很快就兵临后秦首都城下，姚泓无计可施，带着妻妾子女向刘裕投降，后秦灭亡，不久，姚泓被送到健康斩首。
姚泓的堂兄弟姚赞率领一百多宗室子弟向刘裕投降，全部被杀死，后秦其余的宗室全被迁移到江南。
5，晋安帝司马德宗
接连灭掉几个外部敌人，彻底消除外患之后，刘裕开始把注意力放到国内，灭掉后秦之后，刘裕已经被封为宋公，受九锡礼，但区区公爵之位根本无法满足刘裕的野心，他一直觊觎着皇帝的宝座。
此时在位的晋安帝司马德宗是个“白痴”，不仅说话不利索，甚至连夏天和冬天都分不出来，“虽寒暑之变，无以辩也（3）”，以刘裕的能力和威望，取代晋安帝简直易如反掌，但当时社会上流传着一句谶语“昌明之后有二帝”，昌明即东晋第九位皇帝孝武帝司马曜的字，意思是上天注定在司马曜之后东晋王朝还会有两个皇帝。
谶语之说，本不足为信，但刘裕对此却深信不疑，为了早日登上皇位，刘裕指示心腹王韶之缢死晋安帝，然后立安帝的弟弟司马德文为帝，以应谶语中的二帝之说。
6，晋恭帝司马德文
司马德文即位后，改元元熙，同事刘裕进爵为宋王，同年年底，刘裕又获加十二旒冕、天子旌旗等皇帝规格的殊礼，司马德文对此敢怒而不敢言，他知道自己不过是个傀儡皇帝，无能力制约刘裕。
有了司马德文这个皇帝，应了“昌明之后有二帝”这句谶语，至此，司马德文失去了利用价值，第二年六月，司马德文禅位于刘裕，东晋王朝灭亡，刘裕改国号为宋，史称刘宋，司马德文则被废为零陵王，几个月后，即被刘裕派人用棉被闷死。
刘裕代晋自立后，定都建康，在位期间，“清简寡欲，严整有法度，被服居处，俭于布素，游宴甚稀，嫔御至少……财帛皆在外府，内无私藏……内外奉禁，莫敢为侈靡（4）”被明代大儒李贽誉为“定乱代兴之君”，也被后世誉为南朝第一帝。
南宋著名词人辛弃疾也在《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中盛赞刘裕的功绩：“……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引用资料：
（1）《南史·卷一》
（2）《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一十一》
（3）《晋书·卷十》
（4）《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一十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