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外化作用
有一点我们可以明确，那就是，为了缩小理想化形象与真实自我之间的差距，神经症患者会做出许多看似努力的尝试，最后却只会让差距更加扩大。但是因为理想化形象有着不能小视的主观价值，所以患者总会想方设法接受它。至于具体方法是如何多样，我们会在下一章里再做探讨，在本章里，我们只讨论一种，且这种方法虽然并不出名，可它对神经症结构造成的影响，却格外深刻。
我将这种方法称之为“外化作用”，它是这样的一种方法：患者把自己内在的变化过程，理解为是发生在自身之外的事情，并会因此抱怨，认为是那些外在因素给自己造成了麻烦。虽然，理想化形象与外化作用的目的都是“逃避真自我”，但是对理想化形象来说，为了逃避真自我，需要先塑造出一个理想化的自我，以此为基础，再对自己的真实人格进行修整和再创造，这还是停留在“自我”的区域以内的。而外化作用，则彻底抛弃了“自我”的范围。简单说，他们是为了躲避基本冲突而创造出理想化形象，以便从中得到庇护，然而，当理想化形象和真自我之间的差距不断扩大，大到压力和张力让他们无法承受的时候，庇护感就会消失。此时，他们再也不能在自我的范围内采取任何措施，也无法从中得到什么，只有彻底逃离自我，将一切都视为是自身之外的事。
其中的一部分现象，可以用一个术语进行概括——“投射”，即将个人的问题“投射”到外面的事情上。一般来说，投射意味着将责任和批评都转移到他人身上，“责任和批评”针对的，是一些人主观上想要拒绝的倾向或品质，比如背叛、野心、控制欲、伪善、懦弱等。如此一来，“投射”用到这里再恰当不过了。然而，外化是一种更全面的“投射”，转移责任只是它的一部分功能。有外化意愿的人，不仅认为错误都是别人的，还会或多或少地把自己的所有感受，也都当成是别人的。
比如，一个外化的人，可能会为一些弱小国家正面临死亡威胁而忧虑，却意识不到自己本人正身处险境。他或许能捕捉到别人的绝望，可对自己的绝望却麻木不仁。尤其重要的是，他难以察觉自己对自己的态度。有可能，当他自己憎恨自己时，会以为是别人正在恨他；当他对自己生气的时候，会以为自己是在生别人的气。更进一步说，他不仅把自己所遭受的干扰归咎于外因，甚至认为他所有的好心情、取得的业绩和成就也都是被外部因素决定的。心情愉悦时，他会认为是因为天气不错；获得成功时，他会认为是好运的眷顾；而一旦失败，他则认为是自己的宿命。
当一个人认为自己生活的好坏都与别人有关时，他必然会费尽心思，想要影响别人、改变别人、惩罚别人、保护自己不受别人的打扰，或者是希望自己给别人留下深刻印象，通过取悦别人给自己赢得“很好”的反馈。由于这种外化作用，他必然会越发依赖别人。不过，他的这种依赖与讨好型人格对于温情的依赖有所不同，他还会过分依赖外部环境。一个人要是特别在意自己是住在市中心还是郊区县、该保持这种还是那种饮食习惯、早睡还是晚睡、属于这个还是那个团体，那么他就具有了一种特质，荣格将其称为“外倾性”。荣格认为，外倾性人格是气质倾向的片面发展，在我看来，这是患者尝试用外化作用消除内心冲突后得到的一种结果。
外化作用还有一样不可避免的产物，那就是能感知到空虚和肤浅的痛苦，然而，这种感受又一次被患者搞混淆了。比如，明明是感情上感到空虚，他却以为是胃里空虚，于是，他尝试摆脱空虚的办法，就是强制自己进食；或者，他感觉自己整个人轻飘飘的，好像随时都能被风吹走，但是他会以为，那是因为自己体重过轻。他会觉得如果自己被人分析一番后，肯定就只能剩下一副空壳。他们的外化作用越是强烈，就越会觉得自己好像影子一样空虚，踪迹不定。
以上，就是外化作用的内涵。而我们现在要说的，则是当理想化形象和真实自我之间产生分歧时，外化作用是如何进行调解的。
无论患者如何有意识地审视自己，真自我和假自我之间的分歧，仍然会在潜意识中给患者造成痛苦。患者越是认为自己等同于理想化形象，潜意识越是会做出激烈、深刻的反应，而最常见的表现就是，他们会对自我产生怀疑，厌恶、愤怒，并倍感压抑，这些感觉让他们极为痛苦，而且还会以各种方式破坏他们的正常生活。
外化作用导致的自我怀疑与厌恶，既可以表现为认定别人轻视自己，也可以表现为自己主动轻视别人。通常这两者同时存在，至于哪一种表现更突出，或者说，哪一种更具有主动性，则要取决于神经症的整个结构。当患者的抗拒倾向越来越严重时，他就会认为自己比别人优秀，并因此轻视别人，同时，也不相信别人会轻视自己。相反，当患者的服从倾向越来越严重时，他就会因为没达到理想中的境界而自我谴责，并认为自己被人看不起。显然，后者的破坏性更大，在这样的心理机制下，他太容易成为一个胆怯、脆弱并害怕沟通的人。他会认为别人对自己的一丁点好，都是莫大的恩典，而这种恩典他是没资格拥有的，所以他很难拥有真正的友谊。因为在他心里，别人轻视自己才是最正常不过的事，那些别人给自己的善意，都是不该有的施舍。面对那些盛气凌人的人，他更是完全没有招架的能力，因为他也会部分认同那个人是对的，他似乎应该被鄙视。这些想法滋生出他内心的厌世情绪，情绪不断累积并酝酿，直到产生爆炸般的力量。
如果抛开以上弊端，外化作用下的自我轻视，也是有一些主观价值的。被别人轻视的时候，固然感到痛苦，但却也会认为，还有希望改变别人对自己的态度；或滋生出报复心理，认为他们总会遇到一模一样被轻视的时刻；或者在精神上抱有一丝希望，认为是别人对自己不公。如果没有外化作用，当他们赤裸裸面对自我轻视的时候，以上所有这些说辞就都无济于事了。自我轻视会让他感到求救无门，他在潜意识中对自己的所有绝望，都会清晰地浮现在意识中。他不仅会鄙视自己的缺点，还会认为自己整个人都是该被鄙夷的。因此，即使是自己的优点，也会被他扔进“毫无价值”的深渊。简单说，他会将自己等同于“被鄙视形象”，他会厌恶自己身上的一切，并且将之当作永远也改变不了的现实，无从救赎。因此，心理治疗师们一定要注意这一点，不要触动他们的自卑，除非他们不再抱着理想化形象不放，也不再处于绝望中，才可以去做这方面的工作。唯有此刻，他们才能正视自己，明白自己并不是真的一文不值，那些不过是从自己制定的残酷的标准中，生根发芽出的主观感受。也只有到了这个时候，他们才会学着对自己宽容，会明白自我评价并非不能改变，会懂得自己的那些特质并不是可耻的，只是些他需要逾越，并且最终能够逾越的障碍而已。
当我们理解了“理想化形象”对他们具有的重要性后，也就能明白，他们为何对自己如此厌恶和愤怒，以及愤怒为何如此严重。对自己无法达到理想化形象，他们不仅感到无力和绝望，还因此激发出对自己的愤怒。之所以会愤怒，是因为他们把“无所不能”当作是理想化形象的固定配备。无论童年时遭受过多么难以克服的困难，他们都认为可以用无所不能的理想化形象来解决。他们并不明白，正是自己试图解决内心冲突的努力，才导致了神经症像“蜘蛛网”一样一层缠绕着一层，使问题变得越来越复杂，难以处理。而当他们意识到即便是“理想化的自己”，也无法解决内心的冲突时，心中的绝望和愤怒便会达到峰值。这也就是当他们突然顿悟到“冲突”的存在，很可能引起其巨大恐慌的原因之一。
对自己的憎恨，主要以三种形式实现外化。当他们肆意发泄内心不满时，很容易让怒火燃烧到自身之外。也就是说，他们会迁怒到别人身上，而这种迁怒，可以是因为别人的某个具体过错，也可能是无缘无故地发泄。即使是有别人的错误做导火索，也必然是因为他们无法忍受自己身上也有同样的错误。为了说得更明白些，我们不妨举个例子。
一位女性总是抱怨自己的丈夫优柔寡断，但是她丈夫犹豫不决的那些事情，其实是无关紧要的，这意味着这些事并不值得她发那么大的火。我后来了解到，她自己也有着犹豫不决的毛病，所以我旁敲侧击地告诉她：她用力谴责的，其实是自己身上的优柔寡断。她听后瞬间爆发了，几乎要把自己撕成碎片。她无法容忍自己也有这样的缺点，因为在她的理想化形象中，自己是一个果敢决断的女性。然而戏剧性的是，在下一次和我交谈时，她已经把这件事抛在了脑后，这也是个很典型的现象。她确实有那么一瞬间捕捉到了自己的外化作用，但并没打算就此“改邪归正”。
自我憎恨的第二种外化形式，表现为患者总是在担惊受怕。有时候，他的忧心忡忡会浮现在意识中，由于他对自己的一些缺点深恶痛绝，所以他也害怕这些缺点会招来别人的厌恶。有时候，他的恐惧完全是在潜意识中进行的，他会无意识地担心自己的某种行为一定会招来敌意，如果他担心的敌意并没如期而至，他反而会更觉得忐忑不安。
比如，有一位患者，她的理想化形象是做《悲惨世界》里那位仁慈的神父，可是，当她效仿书中神父的言行时，人们却并不买账，反而是当她忍不住发怒，或者是态度强硬时，人们才在意她，这让她倍感疑惑。通过她的理想化形象，我们很容易判断出，她的服从倾向占主导地位。这来源于她有讨好别人的渴望，同时，由于她下意识地担心他人的敌意，又强化了她讨好别人的倾向。事实上，严重的服从是这种外化作用最主要的结果。这一点，也印证了神经症倾向是如何通过恶性循环而不断增强的。从上面的案例，我们看到“仁慈博爱的人”这一理想化形象，让患者进一步抹杀掉真自我，而人们之所以对她模仿仁慈神父的做派不喜欢，就是因为那个“她”并不是真实的“她”。不过，由于她压抑了自己的攻击性，所以服从的意愿也会随之大增。但矛盾的是，当她压抑自己的攻击性时，又会自我憎恨，为了化解心中的憎恨，她将愤怒进行外化，认为是别人对他怀有敌意。
愤怒的外化不仅加剧了她对别人的畏惧，也再次加重了她的服从倾向。自我憎恶的第三种外化形式，表现为患者将注意力投向自己的身体，而且多是些小毛病。如果患者意识不到“愤怒的源头，其实是来自对自己的不满”，就很容易让身体出现明显的紧张状态，比如出现肠胃功能紊乱、头疼、精神不振等现象。而当他一旦意识到愤怒其实是指向自己时，所有的症状都会以光速消失。这一现象很有启发性，却又会让人疑惑：应该是将身体的不适称为外化作用，还是称为愤怒被压抑后的生理性反应？人们很难将真正的临床症状，从患者对它的利用中区分开来。通常来说，患者会将精神的不适归咎于身体，而将身体的不适归咎于外因。患者会力争他们的精神毫无问题，只不过是因为吃得不太注意，所以肠胃不适，或者是过度劳累导致浑身乏力，又或者是天气太潮引发了风湿，诸如此类借口，不一而足。将愤怒外化，他们能从中得到些什么好处？可以说，得到的好处与将自我轻视外化一样。不过，有一点需要注意，那就是我们必须意识到自我破坏的冲动，会带来怎样的真正的危险，才能明白患者的病情到底严重到了什么程度。还拿第一个例子中那位几乎要将自己撕扯成碎片的女性来说，她的自我毁灭冲动是转瞬即逝的，但是，对于精神病人而言，则会真的出现自残，甚至自尽的情况。很有可能正是愤怒的外化作用，避免了更多自杀行为的出现。弗洛伊德虽然认识到了自我毁灭的能量，并由此提出了死本能的假说，但也正是这个概念，阻挡了他真正理解自我毁灭的行为，更别提创造出一条有效的治疗之路了。
患者内心的压迫感是强是弱，取决于理想化形象对他们人格的钳制程度。无论我们如何高估这种压迫感的作用，都不为过。因为相对于来自外界的压力，内心压迫感的作用更加可怕，最起码，外部压力还允许人保有内心的自由。多数情况下，对于理想化形象带来的压迫感，人们意识不到，但它的压迫力量是如此之强，以至于当压迫感消失时，人会立刻感到如释重负，无比轻松，好像重新获得了内心的自由，焕然新生。患者可以将自己承受的压迫感通过外化作用，转嫁到别人身上，这种行为与神经症中想要控制他人的欲望异曲同工，可以说，它们很可能同时存在。不过，两者还是有些许差别：将内心的压迫感外化，并不是为了让对方服从。它主要的目的，是把让自己苦恼的标准强加在别人身上，丝毫不考虑对方是不是愿意接受。清教徒式的心理，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还有一种关于内心冲动的外化形式，也很值得关注，那就是患者对于外界任何与强迫沾边的事情，都会反应激烈，极度敏感。这种过度敏感十分常见，任何一个善于观察的人，对此都心知肚明。并不是所有的过度敏感都来源于患者的自我强迫，通常还包含将压迫感转嫁到别人身上后，再对这种感觉表示憎恶。在隔离型人格身上，他们坚持独立具有强迫性特点，而这种坚持必然会让他对任何外界压力都特别敏感。他们意识不到这种外化是一种隐藏得很深的病因，在心理分析的过程中也常常容易忽略。这是治疗中的遗憾，因为正是这种外化，造成了治疗师与患者的关系暗流涌动。患者很可能故意无视治疗师的每一个建议，纵使治疗师真的找到了导致他敏感的原因，他也会议置之不理。在这种对抗的局面下，较量所带来的破坏力非常强烈。
治疗师千方百计想给对方带来改变，而对方却根本不想搭理。即便治疗师真诚地对患者说，自己只是想帮助他重新找回自我，重启内心活力之泉，但这种真诚对于他们而言，也毫无作用。对于治疗师无意施加的影响，他们会欣然接受吗？事实上，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的真实情况，也就无法判断什么应该接受，什么应该拒绝。尽管治疗师可能会小心翼翼，不对他们强加自己的观念，然而并不能起到什么作用，患者对于所有想要改变他的念头，会不加甄别地一致反对，他根本不会知道，自己表现出的症状，正是由于自我强迫而引发的痛苦。毋庸置疑，这样徒劳无功的较量，不仅会出现在治疗师分析患者的过程中，在任何亲近的关系中，都势必会出现或轻微或剧烈的较量。想要摆脱这种情况，唯有对这类内心过程进行分析。
复杂的是，一个人对他理想化形象的服从度越高，将这种服从外化的程度也就越高。患者会迫切想要达到治疗师或其他人寄予的期望，哪怕这期望只是他的误解，他也会表现出顺从，甚至轻信他人。同时，在他的内心深处，对于被控制的怨恨也会不断累积，终有一天，他会认为每个人都在支配他，于是对每个人都会义愤填膺。
现在，我们或许能更看懂外化作用对患者的意义了。只要他相信压力来自于外部，便有了奋起反抗的勇气，哪怕只是将念头存在心里。并且，由于他认为压力来自外部，所以也会认为自己是可以避免的，于是便产生了一种幻想的自由。还有一点更重要，我们前面也已经提到过：一旦患者发现压力来自内心而非外部，那么情况就会恶化，因为这等于逼着他承认理想化形象与真自我之间存在着差距。
在这里，有些问题应该探讨一下：内心压力是否会表现为生理症状？如果会，通常表现为何种程度？在我的经验中，高血压、便秘和哮喘，都和内在压力存在一定的关系，然而我在这方面的经验确实有限。
而我们接下来要探讨的，则是各种被患者外化了的特征，这些特征与患者的理想化形象形成了对比。总体来说，这些特征是通过投射而发挥作用的，也就是说，患者或者是从别人身上发现这些特征，或者是将自己身上存在的这些特征，怪到别人身上。这两种情况未必是同时发生的，在下面这个例子中，我们将借助一些之前提到过的内容，和一些众所周知的事情，来让我们更加深入了解投射的意义。
患者A酗酒成性，而且总是抱怨伴侣对自己漠不关心。然而根据我所了解的情况，他所抱怨的事并不是真的，最起码远没他说的那么严重。别人对A的评价是，他本身就充满了矛盾——他待人温和，宽容，谦逊；他傲慢刻薄，强势无礼。他在自己的冲突中苦苦挣扎。在理想化形象中，他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除了圣·弗朗西斯之外，再没人能像他一样善良了，他是所有人都想交往的那种朋友。而他的攻击性只是这种强大的人格理应具备的品质。为了迎合理想化形象，通过投射，他便把自己的攻击性变得合情合理。正因如此，他在无意识的情况下，实现了自己的攻击倾向，还不用面对内心的冲突。一方面由于他的攻击倾向是强迫性的，所以他无法将其去除，而另一方面，他又不能放弃理想化形象，唯有如此，自己才不会精神分裂。为了摆脱困境，他会无意识地求助于投射。通过投射，他满足了自己的双重要求：既维持了自己身为大众好友所必需的品质，又保留了自己的攻击倾向。
患者A还一直怀疑伴侣的忠诚。这是一种莫须有的怀疑，事实上，她对他的爱就像母亲爱着孩子一样深，而他自己倒是经常背着伴侣出去偷腥。可以说，这是因为他内心猜测和焦灼所导致的一种报复性策略。这种情况，即便假设A是同性恋，也依然说不通。我们唯一能解释的是，他因为自己出轨而产生了古怪态度。表面上他忘记了自己的出轨行为，但实际上还记得，只不过感受和经历不再那么鲜活，相反，他臆想中伴侣的偷情却变得栩栩如生。这种感受的外化，与之前案例中的外化作用一样，让他既可以维持自己的理想化形象，又可以肆无忌惮地行事。
政界倾轧，以及各种组织之间的斗争，也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普遍来说，他们的各种手段都应是有意为之，目的是为了打压对手，巩固自己的地位，但实际上，这些勾心斗角也有可能是源于无意识的两难境地，就像前面所说过的A的两难选择一样。这种情况下发生的较量，实际上就是一种无意识的表里不一。它调动出了一个人所有的诡计和权谋，但却不会因此影响自己的理想化形象，同时还能将对自己的愤怒与轻视转移到另一个人身上，如果宣泄的对象是他原本就想打击的人，那就更妙了。
在总结阶段，我想再举个更常见的例子：患者即便在别人身上没有看到自己所具备的缺陷，却依然会将责任推到别人身上。很多患者通过治疗师的引导，发现了自身存在的一些问题，然后就毫不犹豫地将一切怪到童年阴影上。他们总是说，现在自己之所以对“控制”过分敏感，是因为自己有个强势专横的母亲；自己之所以对“羞辱”过分敏感，是因为自己儿时有过这方面的悲惨经历；如果他们报复心很强，那是因为儿时没有得到善待；而如果是内向孤立，则是因为在小时候没能得到别人的理解；如果在性上面压抑，那一定是因为家里给了他严格的教育，如此种种。我这里所列举的这些，并不是治疗师和患者齐心合力、认真分析童年遭遇后得出的结论，而是那些过分偏向童年影响而得出的结论。这样的分析只会让患者不断重蹈覆辙，而且对于此刻正作用在他自己身上的后天病因，会越来越没兴趣去探究。
患者们这种态度，得到了弗洛伊德的支持，他过分强调基因的作用，但我们不妨仔细思考一下，这种观点中合理和谬误的比例各占多少。一点没错，神经症倾向的确是在童年时形成的，患者所提供的信息，必然基于他对特定发展轨迹的理解。同样，一个人得了神经症也不仅是他自己的责任，因为环境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患者会强迫性地遵照人们习惯的方式，继续发展自己的人格。不过，有些事情，治疗师必须要给患者讲清楚。
患者的错误在于，神经症的形成虽然在童年，但却不能失去探究的兴趣，毕竟那时种下的病根，至今还困扰着人们。
有的患者愤世嫉俗，这或许和他幼年时见识了太多的虚伪有关，然而如果他把这作为唯一的原因，就无法看到自己之所以需要愤世嫉俗，是因为正在不同的理想间徘徊，为了解决这种冲突，他干脆摒弃了一切价值观。此外，他总是想去承担根本承担不起的责任，而在自己该负责的时候，又断然拒绝。为了让自己看起来没那么糟糕，他会不断把一切责任推给童年，这样一来，面对挫折他就可以独善其身，认定那些缺点都是自己被迫拥有的，安心地从失败中撤出，维持本性高尚的形象。对此，他的理想化形象肯定负有责任，让他对于曾经和现在的那些缺陷和冲突视而不见，拒绝承认。更重要的是，他对于童年经历的不断提及，只是一种假象自省，实际上是在逃避，将真正的问题外化了，以至于尽管内心冲突不断，他却可以假装无知无觉。正因如此，他没有能力构建自己的生活，也没有能力做自己的主人。他只能像是沿着山坡往下滚的球，一旦下落就只能继续滚动，或者是一只实验室里的豚鼠，被限定路数后就永远定型。
患者对于童年经历的过分强调，正好说明他有强烈的外化倾向。所以我每次遇到这种情况，就能很快做出判断：这位患者正与自我彻底地进行着隔离，而且还将被驱动着，继续隔离下去。我的这种判断至今从未有过偏差。外化作用也会体现在梦中。比如，有患者梦到治疗师像是狱警一样看守着自己；有患者梦到自己想要进入一扇门时，自己的丈夫却把门关上了；有患者梦见自己在实现某个目标的过程中，总是遭遇意外，这些梦都表明了患者的企图：否认内心的冲突，并将一切归咎于外部因素。
一个具有外化意愿的患者，会使治疗变得异常棘手。在他看来，治疗师的工作和自己没什么关系，找治疗师和找牙医一样，不过是例行公事。他或许会对自己的伴侣、朋友、兄弟的神经症饶有兴趣，却不会想要深究自己的神经症。他很愿意讲述自己遭遇过的各种挫折，却不愿意反省自己应该为其承担什么责任。他会认为如果不是妻子太过神经质，不是自己的工作不顺心，自己肯定过得不错。有很长一段时间，他完全意识不到，任何他以为的外力，其实都是自己内部产生的：他怕鬼、怕盗贼、怕电闪雷鸣、怕有人想害自己、怕政策突变，唯独不怕自己。他最有兴趣关心自己问题的时候，就是当他的问题能给他带来智力或艺术的愉悦感的时候。只要他在精神上仍是这副“我不存在问题”的样子，他就不可能将任何获得的真知灼见运用到生活中去，哪怕他对自己的了解越来越多，也无法改变什么。
所以，外化作用从本质上说是一场主动的自我消灭。之所以可以成功，是因为患者隔离了自我，而患者的隔离正是神经症的固有现象。自我消灭后，患者内心的冲突也被驱逐出了意识的领地。外化作用取代了内在冲突，患者会更加频繁地责备他人、惧怕他人、报复他人。说得更具体些就是，外化作用极大地加剧了引发神经症的起始冲突，即：个人与外部世界的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