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中国哲学史》2018年第1期

    以下文章我读了两遍，感觉非常受益，至此春节期间，把这篇文章发来这里跟大家共享，也希望通过读这篇文章，让大家对于中西方文化科学，能有不同的见解和学习！这对于中国中医以及健康养生能够有所改善。

      中医的人文标准探秘中医药前天07:37·《中医药文化》杂志社官方账号中国哲学史学会中医哲学专业委员会已经成立了十年。

      探究中医哲学，或者说中医的哲学环境、背景、精神，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中医是一种技艺，更是一种整体的文化。《汉书·艺文志·方技略》讲到:“方技者，皆生生之具也。”其所收集的典籍和内容，都是关于医疗、养生方面的，包括医经、经方、神仙、房中这几个方面，都是关于如何来维持生命，保养生命，提升生命的著作，所以称其为“生生之具”。既有生生之具，就有生生之道，或者生生之理。“生生之具”同样也是源于王官之学，与中国文化是合为一体的。具体到中医，应是中国文化整个理念的一个具体的实践。中医走到今天这样一个状态，人们存在很多疑问，也看到很多弊病，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脱离了整个中国文化的根。图为《汉书·艺文志》中国文化最大的特质和特点就在于其人文精神和人文特性，注重以人为本，从人这个角度去观察问题，思考问题，解决问题。尽管重视人的主体性，独立性，能动性，但不是把人跟物隔离起来看问题，更不是说离开了人的问题，单纯去研究物的问题。其研究物的问题，总是跟人联系在一起。现在我们的整个文化，其实是两种不同的文化形态，一种就是统治了人类的科技文化，另一个就是人文文化。可以说，我们已经被科技文化整个牵着鼻子走了，而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缺乏人文思考，并常常把人化解成为物。一旦用科技文化的理念、理论去分析中医，就把中医的根本精神瓦解了。所以现在要振兴中医，复兴中医，还要从中国的文化来入手。我常常跟人们讲到，现在人们的脑子里有一个习惯性的思维，碰到问题开口就问，你这个说法有科学依据吗?几乎没有人会问，你这个说法合乎人文根据吗?或者合乎人文精神吗?比如说人有了病，很多治疗是把他看作一堆肉来治疗，而不是把他看作一个人来治疗，只是解决他物的层面的问题。人是一个高级的物质和精神结合在一起的生命体，不能简单的把他看成一个肉体生命，也不能把他当做一个简单的物。那么，中医究竟是建立在一种什么样的理论上面的医学?这个问题需要首先从中医这个“中”字说起。这几年，我一直在呼吁，是不是能够把中医这个称呼改回去，改到上个世纪30年代时候的“国医”，用本国的医学这个概念完全与外国的医学分开，而中医的“中”是有特殊含义的。一个说法是“上医治国，中医治人，下医治病”的“中”，另一个就是《汉书·艺文志》里讲的“有病不治，常得中医”的“中”。第三个是清代的钱大昭在注释《汉书·艺文志》这句话的时候讲的“今吴人犹云:不服药为中医”。因此，中医是一个固有的名词，其含义是治人，是有病不治，是不服药。在这些概念里面涉及到“中”这个字。“中”是什么?“中”是中国文化里一个核心的概念，或者是一个根本的概念。张三丰讲过一句话，他说:“夫道，中而已矣”。这个道不是道家的道，而是中国整个思想的灵魂核心，最高的形而上的那个道。讲道其实就是一个中。儒曰致中，《中庸》讲“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道曰守中，《老子》讲“多言数穷，不如守中”。佛曰空中，《佛经》里面有龙树菩萨写的《中论》讲“众因缘生法，我说即是空，亦为是假名，亦是中道义”。所以说从中国文化的道这个层面来讲，就是一个“中”字。后来清代的黄元吉著有《乐育堂语录》，也讲“圣人之道，中庸而已。中庸之道，顺其自然而已”。中的思想，在《中庸》里面，在《论语》里面，孔子反复地讲“中庸之为德，至矣”。中庸作为一种德行是最高的，而“民鲜久矣”。按照这样一个中的道理，中庸实际上也就是用中，反过来讲，要把握这个中。从《尚书》里面可以看到，尧传给舜四个字“允执厥中”。舜传给禹成了16个字，叫做“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后来儒家把这作为16字心传，代代相传，核心就是“允执厥中”。很多典籍里面也可以看到这句话:“扣其两端，而用其中”。因此，“中”在中国的文化里是国家的根本。由此要讲中医的这个“中”，不能够把它变成仅仅跟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医学区分开来的这么一个最简单的意义。“中”是一个中国文化中的最高的哲学概念和哲学命题。中里面，有两端。以中来用，统一两端，是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呢?要执其两端，而用其中，这就是一个整体的观念。这样一种理念，怎么得出来的，这又涉及到另一个大问题，就是中国的哲学理念，或者文化，是在什么样的一种思维方式上构建起来的?现在意义上的科学概念，是一种用理性来分析，用逻辑来推演，用实证来总结，通过量的分析，来达到质的定性。科学的基础是理性、逻辑，给人可靠可信的认识。而对于用直观，直觉认识到的东西，人们总是把他看作是落后的，甚至于以“不科学”为由否定掉。总是把理性和直观对立起来，这是一个大问题。中国文化的主要方面是以直观为基础的。过去很少说这个问题，理性是一种智慧，直观是不是也是一种智慧?是不是也是认识世界的一种方法和途径呢?过去都用理性来否定直观，否定直觉，总是认为用直觉所认识的世界，是不清晰的，或者说没有所谓的理论根据，这是一种否定的态度。当下对中医的很多指责，比如缺乏量化的统计，缺乏清晰的定位，缺乏普遍的适用性，等等，也是缘于上述的否定。总希望理出一个条理，可以用理论去说明，用量化去证明，却不知道用这样的方法去讲中医，就把中医的根本精神瓦解掉了。中医不是建立在一种理性的基础之上，不用回避这个问题，在思维中总是把理性和直观对立起来，才会有这个问题。其实直观里面也有理性的成分，理性里面也有直观的成分。用理性逻辑的方法做分析，首先就要通过归纳，然后再来演绎，而归纳的过程就是许许多多实践的过程，其中也包括许许多多直觉和直观的成分。直观里面也有一种理性的成分，必须要提升到理性，但是这种理性跟那种逻辑的理性不一样，这是一种整体的把握，要去领悟其中的道理，获得体悟或者觉悟。佛教讲觉和悟，不是用语言能表达的。中国有句老话，叫做下学上达。下学人伦日用，上达天道性命。也有这么一句话，下学可以言传，上达必有心悟。不是言传的东西，字面上好像明白了，可没有把握住他的精神，就因为这不是用语言可以表达的。语言可以告诉你这个怎么样做，那个怎么样做，至于为什么这样做，那样做，其中的道理是说不清楚的，需要每个人去体悟，这属于悟的范围。过去受到实证科学的所谓理性的影响，不太重视悟，甚至怀疑，其实体悟是非常重要的。所谓心领神会，不可言传，只可意会，这在日常生活中，例子太多了。为什么中国文化反复强调得意?得意忘言，得意忘象。中国的艺术作品，都在追求这个意境。宋代的欧阳修讲:“古画画意不画形”。去欣赏这幅画，也是要得其意，而不是得其形，不是停留在形上。苏轼也讲:“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以像不像来讨论画，简直就跟儿童一样。一个成人，不会去讨论这幅画的外形，要讨论里面所体现出来的意。而对意的领悟与文化背景、生活经历有关，有高低参差不同，没有一个标准的统一答案，情人眼里才出西施，不同之间并不排斥。可是人们现在习惯于标准化、规范化，它们是人为设定的，不是“中”的精神，不符合顺其自然的精神。中庸之道，顺其自然而已。自然是千差万别的，没有标准来设定。世界上没有一片完完全全相同的树叶，就是这样。“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可是现在都要用人为的标准来规定。我老是说，我们人啊，要为感觉活着，不要为数据活着，其实就是这个道理。我看到身边的人，医疗检查数据出来以后，活不了几个月就死的人太多了。数据没出来的时候，他活蹦乱跳的，数据出来了以后就完了。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有了标准化的数据，就要赶紧解决数据的问题，要降压，降糖，但这样并不能使症状根本消失，因为没有根本消除病因。标准化很容易导致把症状当病因和病根。中医在某种程度上是根据感觉，跟着感觉走。现在自然科学的发展也证明，通过直觉认识到的世界，不能够简单的否定。应该反省这个问题。我经常推荐大家看美国现代物理学家卡普拉写的一本书《物理学之道》，副标题就是近代物理学与东方神秘主义。在这本书里面，他就反省了，西方近现代科学的发展，片面注重理性的认识，认为只有理性认识和理性逻辑才是唯一正确的。现代物理学则发现世界是一个整体性的，世界中的每一个部分都是不可分离的，而且每一个部分都不是截然对立的，而只是相对的，甚至于从不同的角度来看连物质和能量也都是相对的。每个事物里面包含了所有其他的事物，其他的事物也都在一个整个的世界里面。卡普拉认为，东方神秘主义就是通过直观、直觉、体悟这样的方式，来认识整体性的世界。好像是说不出道理，或者说不明白道理，但是又描述了现下世界的实在景象。它就是这个样子，为什么是这样，好像并没有说出来。可是现在常常讲，科学的精神就是要打破砂锅问到底。我说有许多砂锅是打不破的，你也是问不倒的。再伟大的科学家，都会让他的孙子问倒。当他跟他的孙子讲这个东西，讲这个道理的时候，孙子就会不断的问为什么?问到最后他就回答不出来。先有蛋，还是先有鸡?最简单的一个问题，就问倒了大科学家，哪个科学家都回答不出来。所以并不一定非要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要认识现下的这个样子。我们看到，现下的鸡是由蛋孵出来的，蛋又是由鸡生下来的，这就行了，没有必要再去问，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庄子》里面就曾经讲到:“六合之外，存而不论”。看也看不见，摸也摸不到的，可以存而不论，不去问，也不去说。所谓六合就是宇宙，东南西北上下，就是六合。《庄子》又说:“六合之内，论而不议”。看得见，摸得着的，可以说，可是究竟是什么原因，可以不去讨论。鸡是由蛋孵出来的，蛋是由鸡生下来的，知道这个现象就行了，不一定要问个先后。真不知道的时候，可以凭感觉。卡普拉讲的东方神秘主义，包括道家、禅宗等中国的文化，还有印度的印度教、佛教等，这些在他的书里面作为专章来论述。在论述里面，他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概念，叫做直觉智慧。直觉也是一种智慧，不是说只有理性才是智慧。我们都知道，哲学是什么?哲学就是智慧学。康德写过《纯粹理性批判》，说明哲学也不是纯理性的。根据卡普拉的说法，认识世界有两条并行的道路，一条是理性，一条是直觉。一条是理性的，分析的，逻辑的，量化的道路，也有一条道路是通过直观的，直觉的，体悟的方式去认识世界。他根据物理学发展的历程，最后看到物理学也需要直觉才能够认识到，整体的、关联的、动态的世界，是一个你离不开我，我离不开你的世界，任何的定性都只是相对的对一个现象的定性。他发现，在这东方的神秘主义传统里面，早就都提出来了。确实也是。就拿佛教的核心理念“缘起论”来讲，缘起就是佛教的一个宇宙观，任何事物都不是由神来创造的，而是因缘的际会，各种因素，各种条件，集聚在了一起，就产生了这样一个事物。因此事物跟事物之间是不可分离的，离开了你，就没有我，离开了我就没有他，离开了他就没有你。《佛经》里讲缘起用四句话概括，很清晰。“此生故彼生，此灭故彼灭，此有故彼有，此无故彼无。”什么叫“缘起”?这四句话是很简单的概括。这也说明了整个世界是一个整体，谁也离不开谁。也正因为如此，佛教才有“同体大悲，无缘大慈”的说法。慈悲是全体生命都是一起的。佛教提出这样一个宇宙观，跟今天讲到的整个世界是一个整体的世界，生态文明要讲生态伦理，其实是相通的。中国的道家，或者道教，更强调万物一体。道德这两个字，现在多在伦理这个概念上来运用，所以经常说伦理道德，或者道德伦理。最初道家用道德这两个字的概念，原指世界是一个整体，万物都有各自的特点，各自的本性。最终道德这两个字怎么来诠释?“道者路也，天地万物所共由也。”道就是天地万物从之而来的，天地万物都是从道出来的，都要走这条路，天地万物都一样，所以是共同的，整体的。什么叫德?“德者得也，(道德的德，就是得到的得。)天地万物所各具也”。所以德就是各个事物的本性。现在讲德行，德行就是个性，就是每个事物的个性。所以道德这两个字，讲的就是天地万物是一个整体，并在每个事物中间体现出来，每个事物各自有各自的个性。在佛教里面又讲了一个概念，一即一切，一切即一，一即多，多即一。一就是整个的、所有的一切，多和一切就是万事万物。一离不开万事万物，离开万事万物讲不了统一体。反过来说，万物也离不开一。“即”是“不离”的意思，整体不离部分，部分也不离整体，就是这么一个理念。卡普拉是现代物理学的大家，他研究到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以后，看到了世界的这样一种面貌，再联系到东方的神秘主义，觉得两个走到一起去了。后来还有一位美国的心理学家肯·威尔伯，写了一本书叫《事事本无碍》，或者翻译为《本无疆界》，也认为一切事物都不是分开的，对立的，而是相互关联，没有障碍的。他对于佛教所讲的“一即一切，一切即一”，推崇备至。他把这个理念运用到心理治疗上面来，认为以往西方的心理学，包括弗洛伊德、弗洛姆这些人，都是“人本心理学”，是站在人的立场来看待人们心理问题的产生。他提出来一个概念叫“一本心理学”，是说人不能够跟万物分开来看，人本来就是万物中的一员。如果人自我孤立起来，跟他人和万物用一条线隔开，而把万物又分成好的和坏的，只追求好的，去掉坏的。那么，好、坏怎么分?没有好就没有坏，没有坏也就没有好。把生死也对立起来。可是没有生，哪来死，没有死，哪来生?总是要把万事万物，给分个清清楚楚，于是就成了人的心理的极大的毛病。如果把人看作是万物中间的一分子，那这些障碍，自然而然会消失。他提出“分界不等于界限”这个概念，分界只是一个标志而已，和界限不一样。他讲了一个例子，很值得借鉴。他说，当我们看到一条海岸线的时候，就一下子蹦出这样的念头，认为这条海岸线把海洋和陆地隔开了，很少会想，这条海岸线把海洋和陆地连接起来了。两种看法完全不一样，一是看到分割，一是看到连接，看到了连接，海洋跟陆地就不再是对立关系。其实西方现代科学的发展，已经早就突破了经典实证科学。研究科学、科学史、科学哲学的学者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叫做复杂性科学，其中没有明显设置各种各样的界限，各种各样的分别和对立。其实中国思想也认为世界上没有截然对立的事物，而恰恰是相反相成的，这个观念在中国古代早就提出来了。到了汉代，中国的医学思想也已经达到了基本成熟的程度，医学模式也基本定型，《黄帝内经》就是明证。另外还有《淮南子》、《文子》，以及更早的秦代的《吕氏春秋》，也可佐证。董仲舒在他的著作《春秋繁露》里边，明确提出了这样一个概念，就是“凡物必有合”，只要是一个事物一定有合，两个相反的方面合在一起，才可以成为一个物，所以有前必有后，有上必有下，有左必有右，有内必有外，有阴必有阳，一切事物都是这样，没有一个事物只有前没有后。任何一个事物都是对立统一的，这是一个辩证的思维方法。过去叫做所谓的朴素辩证法，这是与科学的辩证法对比而论的，科学的辩证法就是科学的，朴素的辩证法就是模糊的和落后的，是值不得注意的。但不要忘了，其实有时候感觉是最准确的。董仲舒的说法也有源头。有人经常讲到《周易》，其实我觉得这个源头在老子。以前总是说中国人没有科学思想，没有科学理论。比如说出现了一个所谓的李约瑟问题。李约瑟研究中国科技史，看到中国的科技在16世纪之前是绝对世界领先的，到18世纪也可以说很多技术还是领先的。他就很奇怪，这么先进的技术，怎么没有科学理论?所以他就提出了中国文化为什么缺乏科学理论这么一个问题。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伪命题，因为他所谓的科学是一种理性分析的科学，通过直觉感悟的东西不能叫科学。其实中国有科学，这种科学也符合事实，但不是用理性的分析得出来的，而是通过直观的，直觉的，通过实践体悟出来的。不用繁琐的理论去说明，而是用直觉去感受，用眼睛去看，耳朵去听，鼻子去闻，身体去感受，也同样可以。用很简单的语言，就把一个事实描述出来，而这个事实，每个人都可以看到，不一定有很高的理论修养。董仲舒曾经举个例子讲一年四季的阴阳消长。他说冬至观察到的是白天最短，黑夜最长。白天是阳，黑夜是阴，这说明冬至这一天，是阴长到了最高点，阳降到了最低点，所看到的现象就是一年中间这一天，白天最短，黑夜最长。不用其他理论来解释，直接亲眼看到的，亲自感受到的。物极必反，于是冬至之后，阳一天天往上涨，阴一天天往下降，所观察到的现象就是白天一天天的变长，黑夜一天天的缩短。到了春分，阴阳平衡，白天黑夜一样长。春分过了以后，阳还是往上长，阴还是往下降，阴降到不能再降，阳长到不能再长，就到了夏至这一天，白天最长，黑夜最短。夏至以后，又物极必反，阴又往上长，阳又往下消，消长到了平衡，到了秋分。秋分以后，阳继续往下降，阴继续往上长，回到冬至就完成一个循环。冬至是直接观察到的，不是用理论推出来的，这就叫直觉的智慧。卡普拉说，中国人的语言看似模糊，其实是最简便的语言。把事物运动变化的情况描述出来，虽然很简单，很模糊，但是方向不会错。其他很多精确的、清晰的说法，可能走着走着就出了偏差。他非常明确的讲，人类认识世界，有两条并行的道路，一条是理性的，逻辑的道路，一条是直觉、直观的道路。这两条道路并行不悖，同样有效，同样正确。现在需要改变这样一种认识，不要认为，只有理性的才是可靠的、科学的，直观的、直觉的就不科学。这样的话，就把中医彻底否定了，动摇了认识中医的思维基础。当用理性的这些成分分析中医的时候，就把中医解构了。中医不是在这样理性的基础上解读出来的，而是用一种直观、直觉的精神来解读出来的。中医的诊断方式，就是建立在这样一种直观、直觉的哲理基础之上，注重的不是数据，而是直觉的感受。望闻问切，这四者构成了两个直觉诊病的路数。前两个望闻是医者的直觉，后两个问切，是病者的直觉。望，医生一看气色等等，就判断出现了哪些问题。古代的神医就是靠他的直觉。当然这种直觉不是凭空而来的，是通过经验自己体悟出来的，而不是根据一个理论。然后通过闻来验证望，闻体气，闻声音，闻二便之气，闻口气，等等，从耳、目两个方面去闻病者，大致就可以对通过望所得到的结论有一个佐证，这是医者。问和切，是病者。问病人自己的感觉如何，也就是问病者的直觉。现在西方又兴起了一个新的医学理念，就是直觉疗法，认为病者的自我直觉，有相当大的参考价值。然后再通过切脉，探究病者自我描述的直觉，通过脉象的变化来判断自我描述的直觉，误差如何，正确程度如何。我认为，望闻问切是一个建立在直观、直觉基础之上的非常婉转的诊病的方法。可是现在越是大的中医医院，就越没有四诊了，都是靠仪器，靠数据，把直觉都丢了。现在还有多少神医?甚至于能够切脉的都不多。用所谓科技的发展和理念，解构了优秀的、基于传统的诊病方式。这里还有很多问题值得思考。一百年来，已经逐步形成了一套固定化的思维方法，总认为只有理性判断的东西才是正确的，直觉的判断就有差错。谁知道呢?直觉的判断里面是会有错，根据病人自己的感觉也不一定完全对。可是所谓理性的推论，机器的检查就绝对正确吗?对此很少产生怀疑，而对直觉则怀疑很多。还有科学是日新月异的，理论不断的翻新，要提倡理论创新，可是有没有思考过，为什么科学和理论要不断创新?很多人说中国文化缺乏创新，缺乏创新就是没有理论创新吗?“创新”这个词也要琢磨琢磨。理论创新，是不是就好?实际上科学的理论创新，是一点一点不断推翻以前的理论。所谓推翻，也并不是绝对不行，而是说它只适用这一部分。牛顿的经典力学被推翻，不是说牛顿的经典力学是绝对错误的，在所适用的范围里也是对的。对宇宙万物的认识进了一步，发现理论不足，要用新的理论来补充，所以理论才不断创新。原来看问题，总是在局部看，当超越了局部，原先的理论就不适用，就必须要创新。这是把局部和整体隔开来看的理论创新。有人说，中国缺乏理论创新，总是一个老调调。不要小看老调调，它是万古不变，亘古常新。现在都说西药是短命药，中药是长命药，这说明看问题的方式不同，结果也不同。中国看问题是整体性的，要提高到道的层面，道的层面就是整体。中国文化不是没有创新，不是理论上的不断创新，而是在实践上创新，用一个道理，运用到不同的方面去创新。随着时代、环境、对象的不同，不断的去更新，而道理是同一个，道是万古不变的。不断的理论创新，恰恰说明理论上有缺陷，所以才有创新。如果理论是完整的，就在应用上面去创新，中国的文化就是这个策略。苏轼在跟一个朋友讨论书法的时候，居然讲了这么一段话。他说:“物一理也，通其意，则无适而不可。”明白了道理，用到哪儿都可以，中国人追求的就是这个。为什么可以把用阴阳五行这样一个最简单的理论体系，或者理论架构，运用到方方面面?用阴阳五行，可以去认识宇宙万物，去治理宇宙万物，也可以去管理一个社会，去管理自己的身心。这样一个道理，通其意，则无适而不可。紧接着苏轼又讲，“分科而医，医之衰也。占色而画，画之陋也”。画画一定要选特定的人物、场景、颜色去画，则失之陋。医缓看病，不分老少，谁来都看。物一理，人也是一理，人体的生理状况也是一理，所以不分，只不过是面对的对象不同，有老人和小孩的不同。但是他不会分科分得那么细，只看老人，不看小孩。现在到了医院，尤其是到了西医院，都不知道挂什么号。我是几十年都没有上过医院，现在医院里面有什么科我都不知道，也不知道去挂什么科。分科而医是医之衰，话题很尖锐。但我想说明的道理是，中国不是去追求不断的理论创新，理论之所以要不断的创新，恰恰说明理论的不完备。如果理论完备，物皆一理，那么剩下的只是应用的问题，要在应用中去创造，去创新。要根本纠正影响到对自己传统文化信心的不当观念。当然，改正观念也不是很容易。当年连梁启超这样的人物，都认为阴阳五行是中医里最落后，最迷信的。这里恰恰存在对一个人的整体理解问题。有人讲，人不会有病，有的就是不平衡，不是阴阳的不平衡，就是五行生克的不平衡，这不是病，而是不平衡造成的。怎么样平衡?通过把握“中”，来达到“和”。对于“和”的理解，也存在很多误解。一讲到和，和谐，就叫平衡。你50%，我50%，这是天平上的平衡。实际上，“平衡”这个概念不是说一定要相等才平衡，差异中间也有平衡。“以他平他谓之和”，没有说以他的50%，来平你的50%就和了，而是说，只要加入不同的东西，然后就感到平衡，而这个不同的东西，有时候也不仅仅是一个，也可能要加入两个、三个才平衡。因此，人身上各种因素所要占的比例不是关键，关键是“和”。现在一讲到平衡，讲到和谐，就是你多少，我多少才平衡，这个观念也需要纠正。为什么中药要君臣佐使?也是要“和”。现在还有一个错误的认识，总认为中药治病是某味药里面的某个成份在起作为，于是慢慢变成了提炼单味药里面的有效成份来治病。这不是中医，不是中国的医学!中医治病不是以药来治病，更不是以药的有效成份来治病，而是以方来治病，方里边就有君臣佐使。不同的成份结合在一起，这要讲“和”讲“中”。其实中国哲学里面，讲到“和”的问题就是这样的，要恰如其分。《中庸》里面讲“致中和”，其中“中节”就是恰到好处。无分场合，也以用和为贵，用的也是恰如其分。俗话说:礼多人不怪。其实，礼多人是要怪的，送那么多礼，一定有什么企图。要恰到好处，恰如其分，才叫“和”。现在很多观念的思维方式简单化，把中医反而引向了歧途。对中医的很多误解，来自于用西方的思维方式去理解，把中医扭曲、解构了。原来的思维方法被改变，陷入了一种非此即彼，定量定性的思维方式，而不是根据实际情况，分别不同的对象加以具体分析。这些问题，我们今天要深深反思，否则的话，中医的核心理论很难有所突破。总认为中医模糊，不清晰，这也是对中医的误解。只看到理论上的模糊性，而没有看到中医在实践上面的精确性，必须要看到这个方面。理论模糊，也不是坏事，通过直觉、直观来看，本身就不是一个理论的分析。可能没有数据，没有逻辑，好像显得很模糊，但是在运用上面，应当说中医是非常精确的。中医一定要因人、因时、因地而异，这就是讲求精确。不是把一个治感冒的方法，运用到所有的人身上。不是通过部分的量化概括以后，就变成了一个全体适用的普遍性的东西，而是更注意到个性的差异，身体基础的差异，地区的差异，老少的差异，男女的差异，多精确。药材方面更精确。同样一味药，产在哪个地方，贝母是川贝还是浙贝，长到什么时候采最好，有的要刚冒出来芽时采，有的要等有了花骨朵时采，有的要等到长开了采，地点时间不同，药性就不同。早晨采，中午采，晚上采，都不同。中国的文化，或者中医就是模糊中间的清楚。如果模糊就否定，就看不到清楚的特色。如同看不到本有的理论去创新，就忘掉了实践上面的这种创新。实践上的创新，中国非常丰富。拿中医来讲，同样的病，这个医生可以这样去治，那位医生可以那样去治，甚至于在一般人看来，这两个人冲突了，他们同样都能创造性的把病治好。所以，中医不要自卑，不要让人吓唬住。不科学，没有理性的思维，理论模糊。这不是关键，关键是在实践中创新，在实践中求精确，最后解决问题。想想也很简单，理论很清晰，到了实践上面，反而是模糊的。刚才就讲，不管男的，女的，老的，少的，一样的药，不就是模糊?理论上很精确，计算起来再精确也不够，也不能够概括所有的人。拿一亿个人来做统计，一亿个人统计出来，都有效，难道就对70亿的全人类都合适吗?不可能的。所有的归纳，都是局部的归纳，都是有限的归纳，而不能推广到无限的运用。而掌握了一个根本的道理以后，可以针对不同的对象去应用，就要考虑个人的生活习惯，饮食习惯，整个体质，这就有针对性，很具体，很实际。今天要真正认识到中国文化的这样一个特征。中国文化不要自卑，要想办法去掉中国哲学里用“朴素”两个字贬低、否定中国文化的做法。辩证法就是辩证法，没有朴素的辩证法，朴素辩证法的说法有贬低、淘汰、过去的意义，这是科学的辩证法带来的。20世纪80年代，一位瑞士的到中国学中医药的学生去找我，说他满怀希望到中国，想听听中国人对中医是怎么讲解的，结果一听，都是用西方的一套理论来讲，很失望，所以他就想听听中国哲学史，说中国哲学跟中医密切相关。我当然欢迎他，但是我说你也别抱希望。为什么?因为现在讲中国哲学史，也是用西方的哲学理念来讲的。当时我也讲中国哲学史，脑袋里面装的哲学发展史，就是一个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斗争的历史，就是唯物主义不断战胜唯心主义的历史。讲某个哲学家，首先要给他定性，唯物的还是唯心的。老子讲了一个莫名其妙的道，道究竟是什么东西?有人说道是气，那老子说的就是唯物主义。有人说道不是气，是精神，那老子又是唯心主义。首先就分这个，然后再来讲哲学，就解构了中国哲学的核心理念。中国哲学其实不是讨论谁是第一性，谁是第二性，由谁来决定谁。中国哲学讨论的是心物问题。碰面了，碰在了一起，心发生了什么变化，物又发生了什么变化，中国哲学讨论的是这个问题。怎么样才能够合乎事物的本来面貌?顺其自然而已。中国人最尊重自然。现在尊重的什么?尊重的是标准化、规范化。这是对自己完全失去信心的表现。现在在中国，特别是中医，一定要让每个人都树立起对自己的信心，每个生命体，都有自我修复，自我痊愈的能力，必须要树立起这个理念，这就是自然。人能够生下来，就是因为天地之和，有天地之和才能生下来。怎么能够生存下来?保持“和”才能生存下去。关键问题是，这个“和”被破坏了，就要调整“和”，一直延到该和的时候。养生治病没有别的道理，就是“去其所本无，复其所固有”，回到最纯真的原来的状态，保持一个和的状态，没有别的了。每个人都要对自己有信心，靠外边的东西，弄不好，不是过了就是不及。是药三分毒，所谓毒不是毒害的毒，是偏性的，一偏了就不和了，不和了就更加病上加病。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对自我缺乏信心，而中国文化的一个核心就是“反求诸己”，反躬自问。碰到困难，不要怨天尤人，要反躬自问。身体出现了问题也一样，不要一天到晚去抱怨。环境不好也不要抱怨，引以为教训就好。既然已经来了，也不要那么担忧，担忧本身只会减弱抵抗力。已经这样了，就不能再去造孽，不要再去破坏，要让自己慢慢恢复起来。既然生活在这里面，就想办法让自己去适应，把自己练成金刚不坏之身。人就是在这样一个适应过程中度过来的，抱怨是没用的。抱怨只能增加你心里的负担，反而是更能够受其影响。要对自己有坚定的信心。人的身体靠自己，即使用很多的药，这些药也是来激发你自己内在的动力，不是药治好了你的病，而是你自己治好自己的，药只不过是一个推动力，或者是辅助力。更要注意心理，对自己已经失去了信心，就活不长;对于自己有信心，把生死置之度外，那就可以长命百岁。我一直讲，我最欣赏的就是《汉书·艺文志》里面神仙的说法。神仙自由自在，长命百岁。什么叫神仙呢?《汉书·艺文志》下的定义非常好:“神仙者，保性命之真，而游求于其外者也。”人生下来，天生的真性已经慢慢丢失了，所以要重新求回来。怎么求呢?“聊以荡意平心”，让你的心安静，不要胡思乱想。欲望太多，追求太多，心意不宁静了，那不可能健康快乐，不可能长命百岁，所以要“荡意平心”。“同死生之域”，是说看破生死，不要一天到晚担心。不要贪生怕死，要同生死之域，不要把生死看成两个截然不同的地方，要同生死。第三条，“而无怵惕于胸中”。怵，发怵，紧张;惕，警惕，害怕。心里面没有紧张害怕，无怵惕于胸中。怎么样才能够做到?“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坦荡荡就半夜不怕鬼敲门。荡意平心，同生死之域，无怵惕于胸中，就是神仙，我们每个人能够做到吗?过去讲，医生“治病不治命”。只能治病，不能救命。人生命的长短，其实也是有一种客观规律决定的。按照古人的说法，至少是“度百岁而去”。人活到120岁，125岁都是正常的，可见绝大多数都是“夭折”而死。《黄帝内经》提到了养生方法:“法于阴阳，和于术数”。“法于阴阳”是要顺应自然环境，“和于术数”是要选择一个好的方法，下文的“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是要自己来管好自己。如果自己管不了自己，生病就是“活该”。现在很多人花大量的钱财去制造病，又花大量的钱财去寻找病(各种各样的仪器检查)，然后又花大量的钱财去治病，最后是痛苦的死去，只能是这样。把握住原则，不要花钱去造病。现在全国各个地方都有养生堂的节目，我觉得很多是误导。真的很可怕!一天到晚，不是缺了这个，就是多了那个，没有病找病。吃五谷杂粮哪有没有病的?有点不舒服很正常。要趁机反思反思，是不是这一段时间，饮食方面有问题，起居有问题，心情不好，太劳累了，等等，要先做自我检查，然后自我调整。我相信如果那样做，用不了多久，就会恢复平衡。如果不是这样，劳累过度了就赶紧吃药，就更透支了。本来已经超疲劳了，再去吃亢奋的药，就会对疲劳麻木。好还是坏，真是很难说。中医首先要给大家一个理念:病是自己生的，也是自己能治好的。中国文化的核心是向内“反求诸己”。“克己复礼为仁”，做人就要克己。中医是中国文化生命之学的一个基石，中医的医学理念就是在实践中国文化，实践中国哲学，实践中国的道，离开了这些内容，就不能叫做中国的医学，不能叫做国医。现在要有这个志气，要在中国这样一个“原典”文化的基础上，创造出适合于今天社会环境的新医学。中国确实有很多很精深的思想。是以中国为体，以传统为主体，吸取外来文化的精华，还是跟在别的文化走，找出中国文化中间的东西，这两个完全不同。我觉得中国完全有在自己的根基上面，吸收外来的文化，去发展出当代尖端医学理论的可能。中国如果要在文化上走在世界前面的话，我想中医是最有希望的。因为我们已经有非常深厚的，跟我们的整体文化融为一体的，那样一种医学理论和实践的基础。在这样的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之上，能够解决当前所面临的许多现实的生命问题。现在有大量的抑郁症，抑郁症不是用肉体的东西能够解决的，是完全属于一个人的精神生命领域的问题。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间，都把精神放在第一位。佛教称佛祖释迦牟尼为大医王，还有一个单独的药师佛。药师佛在全国很多地方，都在大力提倡。现在健康遇到了大量问题，怎么样用好传统文化的理念，来对治今天人群中间各种各样的心理问题?药师佛希望人人都能过上快乐的生活，快乐生活最重要是心态。药师佛不是让你服草药，是让你服心药，心病还需心来医。所以我觉得中医哲学可以开展一些专门化的研究，而更重要的是从整体上面，怎么样跟中国的传统文化，传统的哲学理念能够结合在一起。这样的话，我想中国的医学会有非常灿烂的未来。

编辑：摘自《中国哲学史》201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