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越长，性本善的实践路径就有更高胜率
本章讨论至此，或许有人看了这么多有关善、恶价值观与文明的关系讨论后会有疑问：文明的价值观有这么重要么？
且不说价值观的向善性根植于华夏文明针对人团结一致应对自然挑战的最高文明目标的规范。我们就以人与人的博弈角度来看性善论的重要性：
我们从西方博弈论的研究结果或许能从一个侧面回答大家的问题并给大家有益的启示：
就是针对“囚徒困境”研究。
“囚徒困境”实验是假设两名团伙犯罪的罪犯被警方抓获，他们被分开审讯，他们各自有一次选择的机会，如果其中一人背叛同伙，揭发同伙罪行，而同伙沉默，那么自己就减刑到1年，同伙就判4年；如果两人相互都不揭发，就各自只判2年刑罚；如果两人都相互揭发对方，就每人3年刑罚。然后在现实中基于这个原则运行，看相关结果。
相关学者基于此模型，对人类的行为进行科学研究。他们将“囚徒困境”揭发行为设定为人与人博弈中选择背叛、不合作（利己）的策略，将沉默、不揭发同伙的行为设定为合作（利他）策略。来观察不同选择的博弈结果。为了更符合现实社会，其后又扩展了参加博弈者的数量，增加了连续博弈的次数（多个体多轮持续博弈）。为了消除人为的主观因素造成的研究偏差，学者们征集了众多计算机程序来代替参与博弈的人（程序按一定规律事先设定连续博弈采取行为策略。比如一直背叛，一直合作，“以牙还牙（一直合作，遇到别人背叛才背叛）”、“宽宏以牙还牙（一直合作，遇到背叛才以一定概率与对方合作）”等）
这些研究产生了一些相当有意思的现象。
一、在“囚徒困境”最简单的博弈结果中（2人1次），实验结果总体呈现背叛者占优。
二、当多人多次，众多博弈策略的模式展开下，在其初期“初始之时仅有随机策略的存在。在这种混乱状态下，“永远背叛”策略总是会在早期占据领先位置...到了100代左右的时候，“永远背叛”策略在我们竞赛中占据了支配地位”。随后“当遭遇死硬派背叛者的抵抗时，孤立地以牙还牙策略玩家的表现会比永远背叛的无赖差一些，因为以牙还牙总是要输掉第一轮之后才能尝到血的教训，转换到复仇状态....虽然以牙还牙策略占少数，但友善的态度会开始繁殖，并很快在博弈中居于支配地位。”随着博弈继续，支配方转向“更加友好的表兄弟”，“最终，全体玩家表现出了一致的友善，全部采取合作态度”。然后，当偶尔残存的背叛策略再次出现后，整个合作群体“就像枯草一般不堪一击。新的轮回便由此开始。”[14]
大致的总结：
我们看到囚徒困境的博弈结果呈现出无论是背叛者（向恶）策略还是合作者（向善）策略，任何策略都有可能在博弈中获得胜利。但在单次博弈或多次博弈的早期，背叛者（利己）策略的占优和主导。
但是如果博弈的次数拉得足够长（时间、历史），持有合作者策略的大概率胜出。且由于全面合作，呈现出生产力最高状态（直到新的背叛者出现瓦解旧合作者体系）。
“囚徒困境所考验的是，人们在背叛与合作之间，个人利益与群体利益的选择。仅进行一轮的囚徒困境博弈，理性人的选择往往都是背叛。但是，重复进行的囚徒困境博弈告诉我们只有偏于宽容的策略，最终才能胜出。[15]”
相关学者经过研究，认为作为社会性生物，群体内部团结合作的机制，是与生物学的突变，以及选择（适者生存）外，同样重要的进化机制。这种机制不仅适用高智慧的人类，也适用组成生物的细胞（人类的健康存在就是无数组成人类细胞有效合作的结果。而癌症直接意味身体某部分细胞放弃了与群体内其他细胞的“合作”，而选择“利己”“背叛”的结果。）
根据这些现象，我们看到那些聚焦人与人关系（博弈）为主的文明（环地中海诸多文明）历史上为什么性恶论文明类型占据了主导性。因为囚徒困境的博弈结果显示：在博弈的早期，向恶得背叛者策略易赢，大概率获得博弈胜利，将大量合作者淘汰出局。
但是只要价值观性善论（合作的）为主导的文明还存在，在更长的时间跨度中，合作者策略的实践主体将极大概率最终获胜。
当然，实验结果显示，每一种策略都不会永恒占据主导位置，这就如华夏历史不断的轮回更替一样。但是每一次轮回最终都必然形成合作者最终获胜的趋势。
从博弈论这个角度而言，华夏文明几乎从诞生的早期就选择了向善，并从几千年漫长的实践中，面对一系列竞争者不断对文明的核心进行考验、挑战，不仅保持了自身的存在，保持自身向善价值观的，究其根本而言，就是华夏文明为自己，甚至为人类保留下能跨越博弈兴衰周期，使人类具备恒久存在可能的文明火种。
众多文明交往博弈的最后，大概率走向全体合作者胜的局面。
实验揭示了，为何霸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16]”的历史普遍现象。
这个测试结果的奇妙之处，不仅在于解释了人类世界历史，更昭示了人类未来的可能性。什么样式的文明能引领人类走向大一统。
中华民族的祖先能很早就选择向善的文明，并依靠强有力的实践坚定维护了文明价值观的朝向性。跨越了众多兴衰轮回而初心不改，不得不说，这需要具备极大的智慧，极大的勇气和极大的能力。
三、“自强向善”的华夏文明
本章大篇幅地讨论了‘向善’的问题。这是因为，特定文明与其他文明的差异性更多是依靠自身的价值观来表现的。对物理层面先进事物的学习是很容易的，但是，改变观念，甚至改变几千年形成的族群价值观，以及基于这个价值观而进行的群体的实践方式及习惯的改变，却是一件千难万难的事情。
华夏文明与其他现存主要文明的根本差异就是华夏文明价值观的朝向性。
但是文明的特质需要依靠文明的存在才有意义。
经历过多次轮回的华夏文明，如果在很久以前就消亡不存，今天也没有资格和脸面来讨论她具备什么样的独特性。
而一个文明，经历长期现实的考验，生存下来并蓬勃发展，仅仅依靠价值观是不够的。必须要能够足够持久地存在着，才有资格被归于文明序列。现有人类主要文明，维持自身长期存在，都各有自己的特色绝活。
印度文明（雅利安‘婆罗门－种姓制’文明类型：‘婆罗门－种姓制’使用‘－’表示其本文所指印度文明通过‘－’连接两端的精神信仰和社会基本结构两个主要部分，以此形 成的超稳态文明结构，这是印度文明得以存在的主因。详细的论述在后面章节）在历史长期不断地被各色人等成功入侵，在族群、政治等结构长期碎片化的情况下，保持了其文明核心结构的稳定持续。
西方文明（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希腊/古罗马/基督教文明：使用‘/’意味文明内容及形式随着时间维度呈现断裂形态）根据其当下溯源所指，呈现为环地中海地区四个主要的已灭绝文化（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希腊、古罗马）与基督教文化的组合。在时间维度上文明整体呈现为不连续性，有着明确的断点（宗教、政权、族群）。呈现精神领域与物质领域全面的碎片化（宗教从多神教转向一神教，一神教成立后又连续进行多次重大的分裂（东正教、新教），政权方面古希腊、古罗马早已灭亡，古代现代欧洲历史也分分合合呈现碎片化状态；族群也是，欧洲不少民族，才分化成立几百年。）但是这个文明的特点，就是总能‘借尸还魂’（今天引领西方基督教文明的盎格鲁撒克逊人，与古埃及，古希腊，古罗马无直接关系，但是却将他们作为自己的文明渊源。就连基督教文明的诞生也跟今天西方文明的代表性主体日耳曼人无关，但是他们今天却成为基督教文明的主导者。甚至今天美洲、澳洲等广袤地区的原住民都不是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但是他们中有人今天却能理直气壮喊着让别的族群离开这些地方）。
就华夏文明而言，特点就是全方位的一以贯之（历史、族群、价值观、文明），而实现文明从建立到现在一以贯之能的手段核心就是两条：精神领域保持持久的独特向善价值观，物质层面在实践领域选择了自强的道路。
如果我们查看历史，维持文明持续的向善是极其困难的。文明强大时还好说。但是当文明进入衰弱期，面对惨烈的竞争和悲怆的命运，犹豫者有之，动摇者有之，转向者有之。当年春秋战国，虽然仅是内部的斗争，但经过几百年战乱，无善无恶论内生出来了，性恶论也出来了，以致最终性恶论为基调的法家一度占据主动，并助秦实现了第一次大一统。
当历史进入19世纪后，在近代东西方文明核心力量进行的对抗结果出来后，实践的连续失败，使得很多中国人对华夏文明的信心不断动摇，从器不如人到制不如人，发展到对自身文明的信念的全面动摇，最终发展到一小撮人全面否定华夏文明、全盘西化、精神投降缴械为主基调的文明不如人的地步。
即便到今天中国重新发展到世界第二的位置上，在文明层面，依旧有一些人在盲目地自我批判，更多人在奋斗实践中犹豫，甚至还有一那么一小群早早对华夏文明失去信心的人，自我主动完成了精神被殖民。自我否定有之，对殖民主义种族主义等鼓吹崇拜有之，一切利益标准对错标准以精神宗主国利益及意志为准。这都是向善文明面对实践危机所遭遇到的生死存亡的考验。
我们看到无论古今，每次面对重大危机，华夏文明几乎都出现了类似状况，我们可以发现，华夏民族每次面临重大危机，都几乎出现严重的对文明价值观朝向的深度动摇现象。因此，何以能面对危机考验也能不忘初心呢？如何能改出危机并保持文明向善的本色呢？
就是华夏文明特殊的‘自强’的实践路径。
强为富强，而‘自’则有三层意思：
自我，始终在寻求（并持久不断实现）自身富强（区别印度文明，历史上长期富而不强，持续被入侵殖民；也区别于某些消弱对手，使自己相对‘变强’）
自主，是自主的掌握和寻求自身富强之路，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不依赖外部。
自生，物质层面的富强是来源自身，是内生性的。是以提高自我生产力水平，以此转化为高附加值劳动产品获取财富为主要路径的文明富强方式。（以建设、生产得利，劳动致富，区别与西方殖民主义传统，对外奴役掠夺实现大量物质财富的获得。以强权获得财富，强权是获得巨额财富的重要、甚至是主要方式。）
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历史，率先找到了新生产关系下形成更高生产力水平的方式。但是其文明特质显然不太‘喜欢’去习惯这种方式。西方近现代历史，强大的生产力伴随的是更广泛的殖民掠夺（中国古代，在生产力高度领先情况下，打通丝路仅仅依靠生产贸易就赚得盆满钵满，明清两朝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就将西班牙等西方殖民者在美洲获得的大量白银黄金纳入自己的口袋里）。2次大战以后，西方对这种强大（提高生产力以便更便利地公开掠夺）有所反思，转入了以高生产力在不公正的国际体制中，实现非暴力的掠夺方式。但是西方当下的霸主美国，连这种方式也不喜欢了，没几天就玩起金融掠夺的把戏，自我主动实现工业空心化。大规模放弃‘劳动致富’的实践路径。但是这种专注提高生产力致富的方式显然更适合华夏文明的自强特质。新中国仅用70年就追上绝大部分西方国家几百年的生产力发展。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二十年就成为全世界大部分国家排在前三的贸易对象，这显示了华夏文明的相关特质。
我们可以从现实结果可以推论：在实现相同等级生产关系水平下，华夏文明因为自身特质，所拥有生产力在各文明中呈现最高的状态。【西方文明因为习惯性倾向殖民掠夺，形成不当路径依赖，在文明内部会分化对提高生产力的关注度，除非掠夺遭受现实重大的挫折，否则其内部阶段性提高生产力，形成与竞争目标的相对实力优势滞后，就会不自觉转向对外掠夺的实践路线。而印度文明特殊的婆罗门－种姓制稳态结构对整体提高生产力‘没兴趣’（关注的是来世）。而华夏文明几乎从一开始就呈现劳动致富，文化、贸易的和平交流为主要实践方式的文明路径选择。长期的执着关注，形成了和平的劳动（贸易）致富的绝强能力。】
华夏文明的世俗性决定了生产力发展，技术发展，核心目的都是为了物质生活的吉祥。
而不是宗教主导的文明，更倾向精神世界的需求（某种情况下反映出生产力无力满足广大人民更多的物质需求的相对性现实）
自生的文明特色跟华夏文明价值观朝向有紧密的关系。是形成华夏文明朝向的关键实践因素，同时也是华夏文明价值观影响的重要结果。
如果说自我强大是每个文明都心有所望。
自主是每个文明自我存在的主动性使然。
自生是华夏文明形成的极有特色的富强之法。
华夏历朝复兴基本都靠自身强大、内部生产力自强实现，内生创造大量财富，即便对外贸易，也因超长期占据世界生产力高端和利润的核心之地，而从不考对外掠夺殖民，仅仅靠和平贸易就能实现海量利益。
自强之道契合了乾道，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
向善之道又契合坤道，地势坤君子厚德载物。
华夏文明的活的灵魂就是乾坤之道的自洽状态——“自强向善”
自强是华夏文明得活的躯体，向善是华夏文明活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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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超级合作者》美 马丁 诺瓦克、罗杰 海菲尔德著，龙志勇、魏薇 译，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3年9月第一版p18，p50，p320
[15]《超级合作者》P11
[16]《左传 庄公十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