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平凡人生曲折路(1064)

                    第八部  (0O8)

第二百一十二章

            余小红痛诉身世欲寻死

            林新成同情红姐施亲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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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林新成说她有存款就行了，余小红苦笑了一下说:“我哪有什么存款？我和贾英俊的工资都不高，一个月就那三十多块钱，除了花销外所剩无几，存几百块钱又让贾英俊给拿走了。"

林新成这才听她第一次说甩她的丈夫叫贾英俊，就又反问了一句：“那个男人叫贾英俊呀？"

余小红又肯定了一个字：“是。"

林新成很气愤的说：“贾英俊亏叫了这个名字，叫英俊干的事不英俊。他与你离了婚，还把你们的存款都拿走了，真不是个东西。红姐，我就不理解了，你长的那样漂亮，他怎么会和你离婚呢？"

余小红反问他：“你长的也很英俊漂亮，不怎么漂亮的李桂芹怎么会与你分手呀？"

林新成说：“感情和婚姻观是会随着时间而变化的，她追我的时候，不仅仅是看到我长的好看，更重要的是看到我的学习成绩特别好，有考上清华北大的希望，前途不可估量。后来大学不招生了，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农村知识青年返乡务农，我父母是农民，她父亲是县农业局长，她看我已经没有了光明的前途了，所以就不再讲我英俊不英俊漂亮不漂亮了，给我分了手。"

余小红叹了一口气说：“虽然贾英俊不是什么干部子弟，而我家的社会地位更糟，我们初谈的时候，他对这个没有太在意，只注重了我长的好了。成立革委会后，他对这个事在意起来了，而不注重长的好不好了。"

林新成问：“你家的社会地位倒底能有多糟呢？"

余小红的面容显得非常的难看了，她很痛苦的说：“我的父母都是大右/派/分/子，五七年被弄到新彊劳改，不久都死了。"

听余小红这么一说，林新成马上就想到了王局长和孟照义两个人说的，那个五七年被打成右派分子的剧团团长余中州。难道余中州就是她爹？

林新成想开口问，还没有张口问，只见余小红端起她的酒杯，也不邀请林新成了，送到嘴边一口气喝下去，放下酒杯，泪流滿面的说:“兄弟，我是一个孤儿呀，父母死的那年我才十岁，上无哥哥姐姐，下无弟弟妹妹。我爹叫余中州，五七年前是县豫剧团的团长，母亲叫胡永红，是剧团的骨干演员。"

“啊，余中州果然是她爹。"林新成心里说。他没法把这话和怎样知道的说出来，因为余小红还在继续说下去：“我们的老家不是咱金东县的，是陕北延安的。解放前，我的父母都是进步的民间艺人，先后加入了共产党。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受党组织的派遣，以闲散艺人的身份，来到咱金东县开展党的工作。他们组织起全县的闲散艺人，成立了一个民间豫剧团。解放以后，党和政府，就以这个民间豫剧团为主，又吸收了其他一些闲散艺人，成立了金东县的国营豫剧团。我爹的身份也正式公开，不但继续担任豫剧团团长，还兼任了党支部书记，我娘也任了剧团的副团长和支部委员。五七年，党号召人民群众向党提意见。开始，豫剧团的人没有动静，还受了县委的批评。几个青年演员就鼓动我爹，我们大呜大放大字报不行，我们可以利用自己的优势来表达我们的意思呀。我爹就同意了。于是，几个年轻人员把过去县太爷的衣服帽子穿戴了我爹身上，胸前胸后掛上写有县委书记和县长的纸牌子。把过去贵妇人的衣服帽子穿戴在我娘身上，胸前胸后掛上县委书记夫人和县长夫人的纸牌子。然后，又把找来的两乘轿去掉四周的围布，让我爹娘分别坐进去，那些年轻演员穿上过去那些轿夫的衣服，上面分别写上工农兵商的字，每四个人抬着一乘轿，其他一部分演员拿着铜锣在前面敲锣鸣道，一部分演员在后边跟着吆喝，浩浩荡荡的上了大街游行起来。他们根本没有想到，他们的做法激怒了县城的居民。被激怒的群众自发的向他们叫喊怒骂，接着就是投掷砖头瓦块。他们一看势头不对，放下轿就跑，我爹我娘也从轿里下来外逃，愤怒的群众就叫喊着撵。包括我爹我娘的所有人都最终被群众捉住了，都拉到了西关枪毙人的地方进行批斗，还是被后来赶到的解放军人员和公安人员解救了出来，否则他们将会被群众打死。可是更没有想到，从这天起，运动形势发生了大转向，由群众向党提意见，变为了党和人民向右/派/分/子反击。我爹娘他们很自然的成了我们金东县第一批被揪出来的右/派/分/子，其中就有黄阿姨的丈夫，而我爹我娘因是剧团的领导，就成了大右/派/分/子。"

余小红说到这里停了下来，又把自己的酒杯倒满端起，听入神的林新成还没有反映过来，她已经喝了下去。

余小红放下酒杯又继续说：“黄阿姨的丈夫因受不了天天严厉的批斗，于一天夜里悬樑自尽了。我爹我娘虽然掛念着我沒有自杀，三个月后，又同其他几个被划成大右派分子的人，法判到新疆劳动改造了。那时我才十岁，正在城关小学上三年级，父母被划成了右/派，我在学校也跟着受岐视，老师们看不起，同学们还打骂我。父母被判到新彊后，我又无家可归了，学习没法学，生活也没有着落。就是这个黄阿姨，看我实在可怜，就向新任的领导要求收养我，说大人有罪，孩子又没有罪，不能让孩子没人管挨冻受饿呀。新任的领导考虑着黄阿姨没有参加反党活动沒有划成右/派/分/子又没有儿女，就批准了让黄阿姨收养了我，从此，我和黄阿姨就相依为命了。"

余小红说到这里又不说了去抓酒杯，发现杯中无酒又去抓酒瓶，这一次林新成反应快，先把酒瓶抓到了手，说道:“红姐，你不要喝了。你还往下说，我想知道你以后怎么过的。"

余小红说:“兄弟，再给我倒半杯。这酒沒劲，我喝不多。"

林新成想想也是，又给她倒了半杯。

余小红喝下去又接着说:“与黄阿姨相依为命后，我的学是不想上了，我不想再受老师的岐视同学的打骂了。再说，我也不能全靠黄阿姨养活我呀，我得挣钱，就向黄阿姨说我不上学了想跟着剧团学戏唱戏。黄阿姨问我为什么不想上学而要跟着学戏，我只说在学校受的歧视和打骂，而沒有说第二个理由。黄阿姨觉得我在学校也学不好了，就又去找团的领导，领导又同意了，从此我就跟着剧团边学边唱了，剧团每月给我十块钱的生活费。那个时候，剧团的条件还很不好，没有盖这楼，都是平房。因为很多人家在县城，在这个院里住的也就是我和黄阿姨两个。后来我也发现了，虽然我成了剧团的成员，但因为是双料大右/派/分/子的女儿，很多人还是不愿意与我接触。虽然我才十岁，也知道了自知之明，为了不连累黄阿姨，主动提出来与她分开，黄阿姨看我分意坚决，也只好由我了。由于住房紧缺，就把我安排在后院一间低矮的小房间里。冬天冷的要命，夏天热的要命。而且热天蚊虫又多。我那时是人前不敢哭，从来没有想笑过。但是在排戏和演戏的时候，该哭的时候是哭的痛，该笑的时侯却笑的不自然。一年以后，从新疆给我寄来了一封信，不是父母写的，而是当地劳改场的公涵，说是我爹受不了劳累和批判悬樑自尽了，接着我娘也割腕自杀了。这一下，我就成了真正的孤儿了………"

余小红说到这里，控制不住情绪，哭出了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