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历史的背后有故事
一、“气候”也躲在背后
“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这一句虽说只是小说家说书匠的套话，却又几乎是个全民的共同认知。
中国历史的演进历程周期率的特征非常明显，西方历史也未尝不如此。“合”的时候，“分”就是个趋势；“分”的时候，“合”又是个趋势。这和阴晴圆缺的昼夜与天象转化趋势是一致的。
东西方文明交集的那一刻开始，东西方历史演进之势就已交集在一起，亚历山大征服西亚，凯撕攻破耶路撒冷，带回了西亚文明和宗教。西方文明的基石之一是法制精神，但最早的成文法却是巴比伦的《亚谟拉比法典》，法制精神似乎也从西亚有所汲取。五次十字军东征，军事之外的成果是带来了千年中世纪大禁锢时代荒芜了的科学与艺术，文艺复兴时代由此开启。
在中国，持续三百年的汉匈战争，以汉人完胜结束，东汉永元三年，大将窦宪完成最后一击，“勒石燕然”。但故事并未就此终结，北匈奴遭到驱赶，失去领地，向西迁移到欧洲大陆，日耳曼人，哥特人等等这些罗马人眼中的蛮族，现在要面对“更蛮的族”——匈奴人，结果欧洲蛮族不敌亚洲蛮族，被欧洲人称为“上帝之鞭”的匈奴王阿提拉率十万铁骑横扫欧洲大陆，被驱赶的欧洲蛮族纷涌入侵，直接引发罗马帝国的衰亡。这一连串“多米诺骨牌效应”，从最初触发点上揭露，似乎可以推导出——东汉大将窦宪灭了罗马帝国——这个听起来显得十分荒谬的结论。仅从一国、一洲看历史，你无法看清局限于视野之外的历史演进大势，罗马帝国与中华帝国都足够大了，亚洲与欧洲更大，但仍就是个局限，会限制你纵览历史的视野。但这还不是全部。
为什么会有汉匈战争？
为什么汉匈战争会发生在汉代？
为什汉匈双方不约而同只是掠夺与消灭对方而不去占领对方的领土？
我国境内有两条等降水量线，一条沿秦岭淮河，是湿润与半湿润地区的分界线，也是南、北方的分界线；一条沿大兴安岭、张家口、兰州、拉萨分布，是半湿润与干旱地区的分界线，大体上，也是农耕与游牧民族的分界线。想想长城是怎样蜿蜒分布的，是不是大体与这条线重叠。
从这个视角观察，南、北方的形成，农耕、游牧民族的分隔，以及中华民族的标志性建筑——长城，既不是历史形成的，更不是那个秦皇汉武一样的伟人造就的，是地域特性已经注定了这一切，这是个演进大趋势，任谁也挣脱不了。
湿润与半湿润地区适宜农作物生长，更适合勤耕细作农耕民族；塞北干旱地区适合野草生长，更适合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所以，匈奴人即便打得赢，也只是掠夺更多的财物，索取更多更好的女人——和亲——其实是大汉向匈奴屈服的屈辱方式，即便刘帮“白马之围”狼狈不堪几近覆没之时，匈奴人仍然没选择歼灭，而只是索取更多财物和女人——和亲匈奴就从这个白马之围开启。哪有什么陈平出奇计贿赂冒顿单于夫人阙氏这个狗血故事，匈奴人击破平城本来就是来掠夺财物的，妇人必贪财，何况属蛮邦，这大概只是史家“想当然耳”。 攻城掠地式的地域占领是农耕汉民族的思维，匈奴民族习性迁徒，看重的是财物而非地片儿。
到汉武帝时汉人把优势扳过来了，多次攻入匈奴腹地甚至扫灭其王庭，同样也不能够实施地域占领，农耕民族的生产方式同样不适宜在游牧民族的地域生存，也只能采取掳获和肉体消灭以绝其后患。
后来倒是先后三次游牧民族占领农耕腹地乃至中华全境的，五胡乱华一次，元代蒙、清代满人各一次，没过几代人，无一例外莫名其妙就同化成一个“大汉民圈”。种族人数对比是一个因素，但不是主要的。从游牧民族占领汉民族农耕地域开始，就意味着这些占领者已经放弃游牧民族特性，转而接受农耕民族特性。这是同化吗？恐怕只能算是“地域民族性”吧（杜撰个新词）。
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的战争汉代之前就存在，战国时有两国与游牧蛮夷毗邻，就曾长年征战，秦国人吸收西夷“蛮族”血统，民风强悍，加之长年武备，强弓硬弩等兵器先进，蛮族打不过；赵国则是在与胡人的长年征战中学习胡服骑射，成了战国七雄中很能打的一个，是六国中以武力对抗强大秦国的主要力量。相邻民族之间，互相冲撞敌对乃至征战，固然是个趋势，在冲撞征战中吸纳与融合，从来也是个趋势。
大汉作为一个整体与匈奴发生战争，因为秦之前中华腹地并非一个统一建制的国家形态，从强大秦帝国在北边修长城陈重兵，才与匈奴形成对峙均势。秦国灭亡导致这个均势被打破，匈奴人开始越过长城大举侵挠掳掠。只是时间选在了汉高祖刘邦击败项羽之后，公元前206年，而不是秦王朝覆亡的公元前202年，时间上晚了四年，时机上也选得最差。在楚汉相争如火如茶的四年中，有大把机会可以来个卞庄刺虎，不这样选择是因为不需要，印证了征服与占领从来就不是匈奴人的目标，掳夺才是。
为什么要选在刘邦击败项羽一统汉家江山之后，冒顿单于选择这个时间节点击破边塞重镇平城（大同），除了匈奴内部权力争斗已经完成，形成统一的力量集团这些史书上写明的原因，贫道大胆做个猜测，这里边恐怕还会有个气候因素。干旱地区的匈奴漠北草原，再碰上降雨特别稀少的年份，连逐水草而居的机会都会少之又少，物资匮乏之下，填饱肚子都成了问题，越过长城冒险向物资丰富的汉民族区域掠夺就是个再自然不过的选择。譬如老虎的凶猛，豺狼的凶残，那只是人类的观感。在老虎豺狼的眼里只有食物。
刘邦是愚蠢的，他推算匈奴打不过秦王朝，而秦王朝则是大汉给灭的，那他刘邦当然也能击溃入寇的匈奴，这个推测逻辑上成立，验证结果却是错的。刚经过惨烈内战财力丁口严重消耗的农耕民族，已然失去对统一漠北实力积蓄多年冒顿单于的均势，输得很惨是必然的。
刘邦无疑又是聪明的，打不过就服输，献上财物珍宝，献上好女人（和亲），说起来不够爷们不够绅士，甚至有点流氓无赖的味道，但却是惟一正确的应对方法。顺势而为并不一定会顺风满帆，有时也需要忍受屈辱的。刘邦忍了！
二、没错，重要的是经济
国人讲历史习惯在大人物和大事件上着眼，大人物只是潮头上聚光灯下的一些个角儿，大事件背后则自有其发展逻辑——人和物之外的逻缉。
翻开中国史书，很少有谈到经济问题的，一则很少有人能说得清，再则很少有人能听得懂。但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从来就不曾闲着，就算没有亚当.斯密。
史上关于国家经济治理的记载很少，中国古代“经济”与现代含义也完全不同，是“经世济民”的意思。有一幅对联：“文章西汉两司马，经济南阳一卧龙”，下联就是颂扬经世济民的蜀相诸葛亮的，称赞他治国理政的本领，而不是搞经济有一套。
搞经济有一套的另有其人，齐桓公的相国管仲先生就是推行在当时已是很先进的经济政策搞好了经济，齐国因富而强，这才成就霸权。既不是儒家以德化民，怀迩来远的王道，也不是法家商君一流劝农强兵注重耕战，打出来的霸道。
“通货积财，富国强兵”和“贵轻重”“慎权衡”，这是《史记》中关于管仲治理齐国经济的有限记载，只有14个字，传递的信息却又十分丰富。
“通货积财”的意思是通过货物贸易来积累财富，这和商鞅一流重农抑商的变法完全是反着来的。通过贸易活跃市场积累财富，在古人以农为本的固有认知和时代大趋势下，显然是十分超前的。然则管仲是逆大势而治乎？
管仲恰恰是顺势而为。齐国濒临东海，可以煮海为盐，列国中只有齐国可以独享这一战略资源，对海盐实行国家专营，可实现“民不加赋而国用饶”的目的，比商鞅做大农业，以赋税解决国用的方式要聪明不知多少倍。汉武帝时商弘羊的“盐铁（专营）论”，是从管仲那里偷来的着。搞不懂后世改革、变革者那么喜欢学商鞅却不提更会抓经济的管仲。
管仲的做法没几个人懂。
“通货积财”是市场的逻辑，市场不是市场经济时代才可以有，有交换就会有贸易，有贸易就会有市场，有市场的吸纳，财富才会向这里聚集。有了财富的聚集，税源才会丰富，有庞大的税基，国家税收有保证，就会“国富”；国家有钱了，才能养得起兵，就会“强兵”。管仲先生抓经济富国强兵的治理逻辑清晰而严密。
和商鞅先生对照一下，效果似乎管仲也未见得就强到哪，但从结果上看，却是天差地别。商鞅先生作法自毙，惨遭车裂；管仲先生则功成名就，荣宠到死。为什么会这样？
商鞅强秦，管仲霸齐，效果上差不多，方式上却是完全不同。管仲用的是搞活经济的法子，开放市场让民众自发趋利，在趋利的过程中，靠民众的主动自发行为完成国家税赋和财富的积累。齐国甚至发展起了红灯区这样的“无烟工业”——官办妓院，管仲也因此成了后世妓女膜拜的祖师爷。
商鞅用的是约束和管制的强制手段，依赖专制君主的硬权力，以严刑峻法强行轨制民众专注农业和兵战。
管仲的方式是顺着人性来的，商鞅的手段是逆着人心去的，所以齐国霸了，管仲也赢了，而秦国虽也强了，商鞅却输得很惨。
人心在哪里，这个大势不搞清楚行吗？
管仲为什么能想到经济手段，运用娴熟，而商鞅就不行？
管仲本来就是商人，商鞅不是。就这个原因。
管仲走上政界之前身份是商人，与好友鲍叔牙合伙作生意，这大约是中国历史上有文字记载的最早的“合伙制企业”，挣来的钱不是平分的，管仲分的多，鲍叔牙分得少，管仲多拿得心安理得，鲍叔牙少拿得心平气和。
对这件事，史上多从道义上去解释了，管仲家贫，鲍叔牙家富，所以多分些与管仲。在道德鲍叔牙更完美，“管鲍之交”成为后世朋友交谊称讼效仿的典范，鲍叔牙的无私与谦让是成就管鲍之交的基础。我却始终疑心这是个“孔融让梨”式的千古误读。
有商业存在的地方，就会另有其看不见的规则，利益的计算与衡量与道德不能说全无关系，但是显然也不是全有关系。
通常而言，双方出资多少以及在商业操作中的作用（贡献）大小是两个主要的考量因素，能计算得清楚并分配合理，是需要天赋的。管仲是分配的主导方，显然更有商业天赋。当然也要有鲍叔牙这个理想的合伙人才行。贫道就因为总也调整不好经济往来与朋友友谊交集的心态，所以总下意识回避朋友间经济往来，包括借贷。
管仲用商人思维治理齐国，这与先秦诸贤、百家诸子的主张都大不相同。管仲却并不显得另类。商人讲的是“和气生财”，讲的是“公平交易”“童叟无欺”，既不强调道德感化也不注重武力征服，这似乎是管仲治理之下齐国的特征。更能打的是秦国和赵国，更有道德的则是鲁国。
鲁国是周公的封地，传承的是正宗的周王室道统；齐国则是姜太公姜子牙的封地，太公“通工商之业，便渔盐之利”，也是一位搞经济的行家里手。管仲相齐之后，“连五家之兵，设轻重渔盐之利”，和姜太公的经济政策基本上是一致的。这应该是齐国的地域经济特征，有鱼与盐这两样可供贸易交换的资源，而非姜太公与管仲个人的共同点。两人只是因地域之利做了顺应的安排。孟德斯鸠说：“贸易可以医治破坏性的偏见……”他还说：“凡有贸易的地方，必定习俗温良”。
为什么贸易可以医治破坏性的偏见？偏见是怎么来的？
人类社会的破坏性偏见多存在于不同种族与地域之间，利益争夺和地片占领，这类族群间的战争动员是需要煽动起仇恨以彰显发动战争的正义与正当性的，没有哪个族群是抱着自认为邪恶的信念去征战讨伐的，即便纳粹德国、日本军国主义这类举世公认的战争恶魔，发动战争的动员也需要一个正当的理由和足以动员族群的信念，我方是正义的，对方就必须描绘成邪恶的，这是破坏性偏见产生的根源。
获取乃至积聚物资、财物的方式从来只有两个途经——战争或者贸易，当战争成本过大，付出的代价超过获得，贸易就会是必须的选项。贸易双方如果持有仇恨与偏见，那么交易行为就很难展开。贸易就是这么消除破坏性的偏见的，与其说是理性的选择，毋宁说是现实的需要。
管仲以及上溯至姜太公治国政策，大概也都是现实的需要，伟大人物的作用在于，他们能够顺应大势。管仲治理齐国能够“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尽管也还扛着个“尊五攘夷”的大旗，“攘”的时候其实极其有限，“九合诸候”其实就是会盟，类似于现代的国家领导人峰会。会盟而不是征战，协商而不是对抗与征服，这是典型的商业贸易的思维与精神。齐国君主齐恒公小白个人道德品质其实是极差的，贪酒好色连姐妹都不放过，烂崽渣男一个。齐国的成功，也就是经济社会治理发展的成功。
第二章、技术进步在人类发展史上的“蛙跳效应”
一、认知革命与工具的诞生
“给我个个支点，我可以撬动地球！”
阿基米德不是喝多了说胡话，确实出现了有一个支点就能撬动地球的事实，譬如货币，譬如金融……
货币的出现为商品贸易发展找到一个支点，撬动商品贸易合球化，也撬动经济全球化融合；金融的出现撬动全球经济升级换代，开启了人类工业文明经济社会的大幕。
今天我们看到的如火如荼的金融“加杠杆”，这力量太过强大，地球都要飞上天了，再不控制收手，金融体系崩溃是必然的，“金融杠杆”的力量确实是巨大的，但它带来的并不一定就是巨大的利益，也可能是巨大的灾难。
人类发展史上的每一次技术进步，都是一个这样的支点，人类历史的发展就是在这样一次一次撬动中一个层次一个层次向上跳跃，推动人类文明“蛙跳”中进步的。
一本著名的有那么点另类的书——《黑天鹅》中有句话：“历史不会爬行，只会跳跃。”
我同意他说的一半，文明的巨大进步的确来自“跳跃”，但每一次跳跃之后又会是长期的爬行。
以色列有个年轻人拉瓦尔.赫拉利写了一本《人类简史》，十万年前，世界上至少有六种以上的猿人，人类的先祖在这六个人种中智力和体力都不是最出众的，最终只有人类的先祖——智人繁衍至今并发展进化成现代人类，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六个人种无论哪一支，拿出单个来单挑，在动物世界都数不上号，不用说狮子老虎大象河马什么的，但凡四条腿的，只生着两条腿的猿人不是打不过，就是跑不过，远古猿人以个体为单位单独活动的时候，采摘野果不足以果腹的时候，就只能捡食老虎狮子之类猛兽吃剩的腐烂碎肉，猿人本身还处于食物链中端，还在虎狼之辈的食谱中。
人能在竞争中最终胜出，跃升到食物链顶端，用的是合起伙来以多打少的办法，这是生存压力所逼迫出来的不得已的法子，人选择群居，不是人这东西重感情天生具有集体主义精神，群居是严酷的生存环境逼出来的，但群居的并不只有人，羊也群居，群居的羊仍然是羊，狼在羊群里吃羊，只有被吃的羊会挣扎反抗，其他羊会逃，会在旁边静静地看，却不会上来帮忙。
人聚在一起是为了协作办大事，办个体的人办不成的大事，协作配合对现代人来说司空见惯，对古代猿人却是个了不起的能力，通过群居协作配合，弱小笨拙的古猿人居然能合起伙来干掉食物链条中远高于自己的大型动物，人成了胜利者，猛兽倒成了食物，人的胜利得益于脖子以上的部分——胜在智慧，胜在认知，协作——这个看起来不起眼的认知赫拉利称其为“认知革命”，这个关于“协作”的认知在古猿人类与严酷生存环境中拼搏求生的过程中一步一步形成强化着……
成群结伙对付更猛的兽，这不是狼吗？
没错，狼也是这么干的。
狼在食物链中远高于按单个狼个体实力应排的位置，单个的狼甚至打不过狗，“恶虎难敌群狼”，狼一结成群就连虎都怕，因此上有了“狼走千里吃肉，狗走千里吃屎”的说法，狼和远古猿人一样具有群居协作的意识，是不是也可以说狼这东西也已完成了赫拉利所谓的“认知革命”？
个体的弱势反倒会倒逼出群居共生协作配合的认知革命，这也是一切革命与变革的逻缉，在弱势的困境中才会迫于形势谋求改变，人如此，狼亦然。中国古代圣贤对此有着深刻的认识，孔子说：“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周易.系辞下》
狼和远古猿人同样具有“认知革命”后的协作意识和集体主义精神，狼不能因此跃升到食物链的顶端，人却做到了。我们当然有理由相信人更具有聪明才智，但这只是进化的结果而非原因，和狼相比人没有爪牙之利，生存劣势更加突出，必须要借助外物来弥补这身体构造的弱点，哪怕只是随手捡来的一根木棒一块石头，看上去跑不快跳不高笨拙的人类瞬间战斗力倍增——使用工具的能力是直立行走手脚分工的人独有的能力，手脚分工对于逃跑追逐跳跃是缺限，倒成了使用工具的独有专长，狼就算能意识到工具的重要性，也没有使用工具的身体条件。
远古猿人凭着“认知革命”形成协作的族群，凭着发明棍棒石块这类工具使用方法——大概这是人类形成过程中第一次“技术革命”吧，人类由此进入一个漫长而稳定的“狩猎采集”社会，有了这两样能力——协作精神和使用工具——人类一跃上升至食物链顶端。
工具的使用在人类演化进步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动物界有个“二态性”，如果某一物种两性之间体型相差较大，就是“二态性”较高。有的物种二态性极低，雌雄形体基本同样大小，这样的物种配偶关系是一雄一雌一一对应的，就像人类如今通行的“一夫一妻制”婚姻制度，璧如鸳鸯；有的物种“二态性”较高，雄性形体要大过雌性一倍，这样的物种领头的雄性垄断着群体中的雌性资源，所以块头必须足够大，身体要足够强壮，一是要保证击败群体中所有雄性竞争对手，二是要保证强壮到足以“临幸”群体中的雌性，维系族群繁衍。譬如羊。
动物界不具有“二态性”的物种虽然很少，也还有那么十几种，但却不包括人。
人具有“二态性”，却又不那么突出，男人形体通常都比女人高大粗壮一些，却又不象有些物种要大过一倍，说明人曾经有过垄断雌性资源这个“二态性”特征，有一种因素的出现打被了这种垄断，有学者认为正是工具的使用打破了性资源的垄断。在一对一肉搏对掐的时候，块头大力量足的那个就是胜利者；当弱小那一方手里有个工具，哪怕只是一根木棍，胜负可能瞬间就逆转了。工具的出现使原始人类丧失垄断性资源的基础，一夫一妻制成为一种基本社会制度渐渐固定下来，家庭成为种族、部落中的基本社会单元，这对稳定的部落社会结构的形成至关重要，或许这也正是人类文明的一个起源。
不错，直到近代还有一些国家地区保留着“一夫多妻制”，中国实行“一夫一妻制”也就一百多年的历史，东南有国家至今仍保留“一夫多妻”的传统，但这并不能推翻人类发展到“一夫一妻制”的历史事实，从人类开始使用工具，“一夫一妻制”就逐渐成为主流的婚姻制度，一夫多妻是王族与权贵的特权，这种婚姻制度要引入比工具更强大的力量——权力和财富——做保证才能得以维系。
前边讲过古人类至少同时存在过六个种属，人类的先祖“智人”并不是其中最出乎其类拔尔其萃的，反倒，有可能是最羸弱的生存最狼狈的一个种群，有考古证据显系，当时生活在欧洲大陆的尼安德特人智力体格两方面就均胜过非洲智人，非洲智人对欧洲大陆的第一次殖民行动就被尼安德人打得铩羽而归。为什么弱小者反倒会向强大者者的领地殖民而不是反过来，只有一个解释，非洲智人遇到了天法克服的来自严酷自然环境的生存压力，远古环境中，生存是第一要义，若非已经活下去，谁肯轻易远离家乡去闯荡，非洲智人第一次向欧洲大陆的迁徒行动，与其说殖民，无庸说逃亡。
非洲智人对欧洲大陆的第二次远征就一举成功了，在此期间智人智力体格并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与尼安德特人相比仍是劣势，这一次却一举击败对手取得决定性胜利，自此走出非洲移民欧洲，并终于主宰了这个星球，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赫拉利的说法是“想象”的能力。
“只有智人能够谈论并不真正存存的事物。”
“讨论虚构的事物，是智人语言中最独特的功能。”
赫拉利认为智人的想象力来自闲瑕时的“八卦”，不才倒有个大胆的猜想：智人过去的狩猎采集生活，都是眼前的具体的实实在在的场景，这样的场景是生长不出想象能力的，想象从何而来？只有一个可能，严酷生存环境逼迫之下向远方未知地域的迁徒，这样的迁徒是被迫的，盲目的，无计划路线的，不可能具体而真实，只能去想象去虚构，生存困境中的求生欲望把这个绝望的种群压迫在一起，前路茫茫生死存亡之间，只能靠虚构和想象保留维系种群那一点点生存的希望，这样的困境中打磨，无意中成就了非洲智人的又一次认知革命——想象力的形成——至此非洲智人一举跃居六个人种顶端。
想象力很重要吗？
马克斯.韦伯说：“人是悬挂在自己编织的想象之网之上的动物。”
可见，从非洲智人升级了认知，想象力从此就再没离开过人类，成了人类认知架构中一块重重的基石。
想象的能力到底有多重要，考古发掘的证据显示，古猿人因狩猎采集而协作成的族群总是保持在150人之内的规模，这也许正是这种协作方式的“帕累托最优”，族群规模过大，采集捕获的食物猎物就会不够吃，就会挨饿；族群人数过少，又不足以围捕猛兽。据考证现代人社交圈的上限也就是150人，这是不是远古智人漫长的狩猎采集历程中留下的“基因印迹”呢？
想象力的形成打破了这一上限。
想象力的使用使非洲智人突破现实的局限，有能力借助想象力架构起远超150人组织上限的族群，想象力为“认知革命”之后的非洲智人又来了一次“认知升级”，或者说成是“二次认知革命”也不为过，第二次殖民欧洲时，他们已经可以有效组织起远多于150上限的人群，用“以多打少”的方式，一个一个解决掉尼安德特人的150人之内的族群，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也成了后来人类战争史上不断应用的手段，这就是赫拉利破解的非洲智人殖民全球的历史之谜。
达尔文讲“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后人大都理解错了，认为适者一定是强者，这是个天大的误会。就拿我们人类的先祖非洲智人来说，哪里又是什么强者，只是迫于严酷生存压力不得不做出改变适应求存的弱者。
这或许也正是这个宇宙中不为人熟知的规则：未来的赢家，总不是当前的强者。人类发展史上此类印证还少吗？
二、农业革命与畜牧业革命
从“狩猎采集者社会”发展到“农业社会”，是人类社会又一次巨大的跳跃。单以个人分配的物资丰富程度与幸福体验而论，很难讲是进步还是倒退了，赫拉利就认为农业社会中获得物资远比采集狩猎来得艰难，却又不容易保证供应，从农业社会开始，天道无常，天灾就是道必须要迈过去的坎，时至今日，人类已经又跨越工业革命时代进入到后工业化信息文明时代，一只脚已经踏入到智能时代了，旱涝灾害仍就是威胁农业生产的两大魔咒，天灾无情，遇上了就要减产受损失，就可能赤地千里颗粒无收，在完全依赖农业的社会，就可能要饿肚子甚至饿殍千里了……
然则从狩猎采集者社会到农业社会，是人类发展史上一大倒退乎？
当然不是。狩猎采集的生活是自由的，食物也是丰厚的，分配食物大概也是公平的，这样的社会客易令人产生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的联想，中国古代圣贤们口中念念不忘的“三王之治”，大约就是公平分配的采集狩猎者社会向农业社会过渡的时代吧。
从狩猎采集到农业社会到底发生过什么？回过头来重新理一理头绪，才能看得清楚。
远古三王之治还属于氏族部落社会，大概还是狩猎采集社会向农业社会的过渡期，这个过渡期很长很长，人类社会一直处于加速发展的过程中，前面的过程很慢，采集狩猎社会可能有十数万年，农业革命最早被认为发生在一万年前，8000年前的石器时时代，4000年前青铜器出现，是耕种技术的两次技术飞跃，石器与金属耕种工具的出现和大型驯化动物马、牛等畜力参与到农业生产，生产力水平两次重大飞跃发展，这才是完全进入到农业社会的关键性因素。其间，狩猎农业并存发展就经历了漫长的数千年，单纯的农业社会就要短暂得多了，短到以千年计量，之后是更加短暂的以百年计量的工业社会。
农业社会与狩猎采集者社会相比，人口规模发生了几何级数的膨胀，过去的人类只是掠食、捡食者，农业的出现，人类成了“耕种求食者”，这个能力（耕种求食）与驯化饲养动物的能力成为人类扩张繁衍的两个支柱性能为，在狩猎采集社会，食物只能短暂的贮存，人类不可能远离食物采集环境，这样的人类族群必然是散居于一个个适宜采集狩猎环境的分散族群，并且受限于食物资源，族群只能限制于一定的规模。原始部落社会不是因为原始人喜欢这样的社会与生活，是采集狩猎的采食掠食方式只能架构这样的族群式社会。
农业社会把人类部落族群联结成片，结成部落联盟，凭的是农业生产积累存贮粮食能力，凭的是驯化动物家禽活物以存贮肉食，以及以畜力代替人力耕种提升农业生产力的能力，是因为生产技术水平的飞跃达到了足以支撑大规模农业部落联盟的生产力水平，远古传说中的黄帝、炎帝与蚩尤大概就是这样的部落联盟的首领，在部落联盟的竞争中，生产力发展水平高的击败吞并融合掉差的，也是势所当然，黄帝炎帝都是农业部落联盟首领，所以融合得好，中华人民由于这一融合自此成了炎黄子孙。
蚩尤应该是畜牧业为主的部落联盟的首领，游牧的流动性与农耕民固守一地生活的生活方式融合起来就困难得多，而蚩尤又是竞争中的失败者，所以失去了道义上的正当性，但是败了的炎帝仍还可以是我们的始祖，同样败了的蚩尤却被描绘成残暴有“神”，其实又哪里有什么正当与道德。狩猎采集社会向前发展，人类逐渐掌握了驯化动物的能力，向前一步走出丛林，走向大片的草原牧场，就成了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走向大河流域，就耕种求食的农耕民族。是环境选择了人类成为什么样的种族，这才是达尔文“物竞天择”的正确解读。
农耕民族比游牧民族驯化动物之外多了一项“驯化植物”的能力，这导致农耕族群的规模远大于游牧族群。农耕生产催生出文字，技术，思想人文等等诸多方面的巨大进步，必然越发展越会远超游牧族群，这是发展的趋势。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以华夏为正统以四夷游牧族群为蛮夷也是历史演化的必然，一个衣冠整洁“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群体，视另一个衣不蔽体茹毛饮血的族群，当然会以野蛮人视之。
游牧族群虽然规模小人数少，却在不断的游牧迁徒中打造出农耕民不具备的驯养驾驭马——冷兵器时代重要的战略资源——的能力，以及勇猛强悍的搏击能力，十个农耕民打不过一个游牧民是当然的。游牧民族的生存方式就是向恶劣生存环境拼博获得，在天年不雨无水草可逐的年份，向农耕民的领地攻击进犯，掠夺一些生活物资，在他们而言是理所当然的，在农耕民族眼里则是野蛮罪恶不能接受的。
农耕文明中为什么会长出“道德文化”？
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出现，影响是全方位的，长久而深远的，不然怎么会是革命呢？
社会组织形式变化了，以家庭为单位，以血脉为纽带，长期定居聚居，家族宗族社会形成了，扩展而成乡村，再扩展聚集而成“城郭”，再往大了就是邑、邦、家、国，社会规模扩大随之而来的必然是社会组织的分层分级，与之相随而来的是物资财富丰富而形成积累，并逐渐向少数人聚集的趋势，随着聚集财富不同数量等级的出现，社会等级分层也就出现了。
高一层级组织如何领导下一层级组织，组织领导人靠什么去领导一个群体？我们现在知道这个东西叫做“权力”。
什么是权力？
权，quán，从木从雚，衡器。
本义:黄花木，因其坚硬、难以变形，被用于秤之杆、锤之柄、拄之杖。引申:衡器。
于时冰泮发蛰，百草权舆。--《大戴礼记·诰志》
“权”的本意是“平衡”，权力也就是以平衡为目标的一种力量。
农耕社会的分配方式已经不是公平分配的方式了，以家庭乃自家族为单位拥有财产的私有制方式出现了，封邑，家、邦、国这样的势力范围出现了，平衡这些群体与势力，是需要有各方都信服的力量的，这个力量需要各方面信服才能形成，也才有力量，所以，道德上必须要有个正当性。这就是道德文化滋生的土壤。
讲道德的农耕民族与野蛮好掠夺的游牧民族保持了长达数千年的均势，形式上总是农耕民族不断遭到袭扰掠夺，趋势上则是农耕民族不断发展扩大，力量积蓄到一定程度，对比均势被打破，就到了农耕民族向游牧民族清算的时候了，这就是为什么对匈奴的战争发生在汉武帝朝，直至东汉窦宪完成对匈奴的彻底驱逐。
因为有“文景之治”两朝数十年的“和平发展”，社会财富积累到相当程度，粮仓里的陈年存粮都腐烂变质了，到汉武帝时，物资储备充足，足以支撑打一场针对匈奴的全面战争了。就这个原因。在仍何时代，打仗打的都是钱。
这个均势被游牧民族反过来打破也发生过一次，这个均势反向打破造就了成吉思汗和蒙元帝国。
为什么游牧民族会实现对农耕文明领先发展大趋势的反动？答案并不是我们所熟知的成吉思汗这样的草原英雄的出现，是技术的进步，这个技术进步看起来太小太不起眼了，以至于完全湮没于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的巨大光芒中。
导致蒙古游牧民族强盛的这个发明是一只小小的马镫。
不错马镫在北魏时就已出现了，而且也未必就是游牧民族发明的，因为最初马镫的作用是用于上马蹬踏用的，这更像是更加文明先进的农耕汉民族的作派。
当双马镫出现，游牧民族马背上强悍战斗力才得以淋漓尽致的发挥，均势自此被打破，成吉思汗的蒙古骑兵疾风飓风般席卷欧亚大陆，能够抗得住这强劲席卷之势的，反倒是近在中国腹地的长期胡汉对抗中汉人的城池防卫体系。
年轻时曾看过一个介绍成吉思汗蒙古骑兵的纪录片，成吉思汗的远征骑兵大军每个士兵都有两到三匹马，军马必须充足，达到将士总数的数倍，行军途中可以不断换乘以休养马力，以保证持续高速的强行军。甚致，他们已经发明了肉松奶粉这样的方便又高热量的行军食品，行军途中只要在马背上备个水囊，里面随时可以加奶粉肉松，靠马奔跑的颠簸就能拌成糊状补给食品，这样的补给能力省去巨量粮草补给和埋锅造饭消耗的时间精力，这使得蒙古骑兵形成令人恐怖的行军速度。古罗马重装骑兵的标准行军速度是每天三十里，成吉思汗骑兵快起来可以一天就刮出四五百里，天下武功，惟快不破，在希特勒纳粹德军几乎征服世界的“闪电战”之前，成吉思汗蒙古骑兵的“闪电战”事实上已经征服了世界，但蒙古游牧民族征服世界之时，也就成了他被另一种看不见的力量征服的开始，这个力量叫趋势。
三、工业革命来了
西方世界对人类发展的巨大贡献，可以用两个标志性革命来概括，其一是“文艺复兴”，其二是“工业革命”。
说 “文艺复兴”是因为过去就有过“文艺”，中世纪西方世界近千年的教会大禁锢时代，扼杀掉了原有的“文艺”，文艺复兴是要把原有的文艺恢复回来。
古希腊是西方文明的源头，也是西方文艺的源头。古希腊作为国家存续不到一千年，作为文明，又延续发挥影响一千多年，成就了罗马帝国。希腊文化的影响所及，流惠全球数千年，东西方文明均深受其影响——五千年中华文明除外。
希腊国小地贫，希腊文明的水准却又极高，科技、文艺、数学、哲学……以及作为西方民主政治源头的“城邦民主”，希腊文明似乎就是一颗天外飞来的文明种子，就是来为地球人播撒散布文明的。 但希腊文明确实是这个地球上长出来的，尼古拉.杜马尼斯的《希腊史》，我认为是写希腊历史最好的一本书，“从生态意义上讲，希腊从未具备成为主要人口聚集中心的先天条件”，这和我们中华上国动辙沃野千里，繁华都市人口一聚百万完全是两个极端，两类极端的自然生存环境生长出两样完全不同的人类文明，时至今日仍还在并行并立。先不要以高下论之，要从其形成处着眼，是这册薄薄的《希腊史》的独到处。
古希腊因为土地狭小贫瘠，所以不能象东方社会一样出现一个独享权力和巨额财富的独裁君主和权贵阶层，财富的高度集中造就着权力的高度集中，这是古代富庶的东方世界更容易出现集权专制型政治的原因。古希腊的贵族相比较而言要贫穷得多，贵族阶层不得不选择共同分享权力，进而与平民阶层分享权力，这是民主政治孳生的社会土壤；希腊社群中像雅典一样的城邦人口也就那么几万，有资格参与“城帮民主政治”的公民人数更少，组织一次公民大会非常便利，这是古希腊“城邦民主政治”产生的现实条件。倘若换成我中华上国，光把一个长安或洛阳之类大型城市人民召集在一起，就是一件耗时费力极端困难的事，更大的困难还在于，如何为这数十上百万人开“公民大会”？事实上这个局面根本就不会出现，中华地广人众，权力从来就只在少数几个人手里，根本就不存在分享。
民主虽好，也不是到哪儿都能用；古希腊的民主政治，也不是文化自觉，是不得已的选择。
人类文明与技术进步一样，都是恶劣生存环境逼出来的，能有个安逸富足的生活环境，谁还会劳心费力去开拓创新，这就是人性，历史也是这么一个浪头一个浪头，落后贫穷的文明创造出新的技术与文化，超越保守安逸的领先文明，后浪推前浪这样向前发展的。 一句话，古希腊的超越并滋养全球的文明，何尝不是恶劣生存环境逼出来的。
到了中世纪，西方世界步入到宗教集权的大禁锢时代。专制集权从来就是文明的天敌，中世纪西方世界从此失去希腊文明的滋养，漫漫千载，任由宗教极权与世俗皇权相颉颃。
宗教以信仰的名义竟然会衍化为极权，想起来似乎匪夷所思，不受约束的权力就会成为极权，与道德信仰高尚与否无关，中世纪欧洲罗马教庭权力与影响力之大甚至凌架与皇权之上，哪怕是君主，被革除教籍也是件非常恐怖的事，会在西方都会思想统治下的世界无法立足。
教会的专制在于思想，西方人历经千年思想大禁锢，才深刻认识到自由的可贵，所以西方人骨子里崇尚自由。
如果说文艺复兴的起因是一系列的“十字军东征”，西方世界对亚洲入侵无意中带回了西方世界丢失了的，传播流传到亚洲的希腊文化——文艺复兴源于战争，这是个意外。
“文艺复兴”复兴的是文艺，启蒙的是思想，后者才是动摇宗教大禁锢的强劲力量，但又必须以文艺的名义。
以文艺的和顺柔美吹开思想的禁锢，从这个意义上讲，文艺复兴复兴的又不是文艺，是自由的思想。
公认的西方世界的启蒙时代是以伏尔泰、卢棱、孟德思鸠等西方群贤倍出的十八世纪，事实上这样的思想启蒙在十字军东征开启文艺复兴之时就已开启了，同时也开启了宗教改革的大门。
为什么会有宗教改革？
不是加尔文与马丁路德创造发扬了新的教义，是这个时代的思想信仰已悄然启蒙，具备了路德与加尔文们可以并存的多样性，罗马教庭再也不能至高无上地代表宗教，维系宗教力量的信仰崩解，宗教至高无上的权力自然就瓦解了。
有了对教义的多样性解释，罗马教庭就再也不能以宗教的名义行专制之实了，这便是宗教改革的实质。
思想的包容与多样性是文艺复兴的本质，也是启蒙运动的本质，这个包容多样性的社会环境正是工业革命产生的土壤。
公认的“工业革命”是18世纪六十年代伊始的“蒸气时代”，中学历史里就学到过瓦特发明蒸气机，似乎，工业革命就是蒸气机这个小玩艺创造的，而蒸气机又是瓦特这样的科学巨匠发明的，那么，是瓦特们发明创造了工业革命？这个逻辑链条听起来很荒谬，但这就是公众的认知。
瓦特并没有发明蒸气机，他只是造出了当时最高水平的蒸气机，正如莱特兄弟只是造出了当时能上天飞得最好最稳定的飞机，而不是发明了飞机。
然则到底是谁发明了蒸气机？
这是个没有标准答案的问题，如果硬要找，也不是具体哪个人，是趋势。
“需求是创新之母”，蒸气机的出现是社会经济技术发展积累到一定水平，应运而生的产物。也就是说，是工业革命创造了蒸气机，而非蒸气机创造了工业革命，人类的认知往往容易倒因为果，搞不懂人类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习惯性的认知错误。
工业革命时代的来临另有其因由。
英国是工业革命的源头。为什么英伦三岛会首先开启工业革命？英国有位非大师级的不著名思想家迈克.法兰，是地球上把这件事情讲得最清楚的人。
工业革命时代的来临另有其因由。
英国是工业革命的源头，为什么英伦三岛会首先开启工业革命？英国有位非大师级的不著名思想家迈克.法兰是地球上把这件事情讲得最清楚的人。
《英国个人主义的起源》是艾伦.迈克法兰一本被世人忽视的著作，这本书正又说清了英国工业革命的起源。
私有制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政权对个人私有财产的尊重才会保证私有制，这个尊重也不会凭空而来，要有个“个人主义”的社会认知基础，有了“个人主义”才会有对个人财产的尊重与保护的制度，个人财产才不会被任意剥夺和侵犯，人也才会有意愿投资，才会形成投资环境，形成资本积累，就这样周而复始。
这就是资本主义的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