妹妹比我小一岁半左右，在我的印象中，似乎要比我懂事早。在幼儿园时，她就很乖，一点也不担心爸爸妈妈会不会来接她，反倒是我，有事没事总要站到门口去，阿姨问起来，我就说等爸爸来接我。阿姨说，你看你妹妹，和小朋友在一起玩多开心，你怎么总想着爸爸妈妈来接你？
其实，当时我的想法很简单，就是想家，想爸爸妈妈带我出去玩。还有就是幼儿园有些受约束，我特不喜欢阿姨管我管的太严。转回机关自己办的幼儿园后，我也不安心。加上“红五类”子女对我们的“歧视”，我总感觉幼儿园不好玩，有时还闹着要回家。
上学后的前两年，妹妹本来晚我一个年级，加上不知什么原因竟到一所民办小学读了半年。所以，我常常是一个人上学放学，很少跟妹妹做伴。妹妹转到和我同一所学校后，也就是长沙市麻园岭完小，她因为晚我一个年级，也常常是各走各的。只是我们相继都得了肺门淋巴结核后，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才多起来。我们一起上学，一起去医院种卡介苗，再一起回家。
我和妹妹的兴趣爱好完全不一样。我喜欢敲敲打打，玩弹弓、打弹子、做手枪、玩鞭炮、打陀螺、滚铁环，甚至还早早学会了玩骨牌。而妹妹，则喜欢玩娃娃、学跳舞，或跟在我的屁股后面见什么学什么。但总的来讲，我们俩各玩各的时候多。多数情况下，还是以我为主。
妹妹特喜欢石榴，也喜欢吃石榴。机关里好几处花园里都种有石榴树，一到结石榴的季节，我就要带着她去摘石榴吃。其实，那石榴纯粹是作为一种花来观赏的，结的石榴不大，印象中和兵乓球大小差不多，味道还比较涩，但妹妹吃起来很有味的样子。但偶尔也能看到一两个比较大的石榴，不管在树上多高的地方，我都要想办法打下来给妹妹吃。
我们的天雨堂叔，我们喊他为抗叔叔，他在省建六公司工作，一到周末，就骑上自行车来到我们家。而我们最喜欢抗叔叔带我们骑车了。每次抗叔叔都是把我和妹妹放在自行车的前面，从来不让我们坐后面，说是怕把我们给丢了。这时候，妹妹是“老大”，她要扶着龙头，而我就靠在抗叔叔的胸前。
有一次，抗叔叔把我们带到了他工作的地方，向他的同事夸我们：这是我平哥的一对儿女，真是一对油盐坛子，长得几好啰。
那里的叔叔们一见我们，都特别高兴，不停地逗我们。我不大喜欢，可妹妹却很活泼，应对自如，唱歌呀，跳舞呀。我就显得有些呆头呆脑地站在一旁，还时不时催抗叔叔带我们回去。
“六一”儿童节是我们最高兴的节日，因为这天，可以免费乘坐公共汽车。我带着妹妹，从北站路起点站上车，然后一直坐到中山路或五一路下来。在街上玩一玩后，我会带着妹妹又坐车回来。后来，公共汽车不再免费，改为半价。我会算好用最少的钱，坐最远的站。
“六一”节这天，学校都会组织我们看电影。可以说，那年代，节假日看电影是绝大多数人日常生活中最大的娱乐活动，小孩子的我们当然更是非常高兴。《宝葫芦的秘密》、《小铃铛》就都是由学校组织看的。
我和妹妹不在一个年级，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一起去电影院。这两部片子，我其实看过多次，就喜欢那里面变幻无穷、富于想象的童话情节。以至于我还用积攒下来的零花钱，买了这两部电影的小人书。
也不晓得从什么时候起，我上学放学的路上总喜欢哼着什么，有的是学校里教的歌，有些基本上属于“自创”的小曲，反正是能够一直不停地哼着。尽管对于唱歌，我基本上属于那种“跑调”的主。但这并不影响我的这种“爱好”。
路上，常有人问我，睦亚，你这是在唱的什么呀？我马上就不哼了，脸上有那么点不好意思。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今天。走在路上，只要心情好，我就会哼歌，或者哼些现编的小曲。我奇怪自己为什么没有去学作曲。
父母亲高兴的时候，是很喜欢看妹妹跳舞的。我最记得就是那首《小燕子》，歌词应该是这样的，“小燕子，穿花衣，年年春天来这里，燕子说，这里的春天真美丽。”妹妹在那里跳舞，我就在一边做夸张的动作，逗大家哈哈大笑。
但更多的却是外婆陪着我们在里屋写作业。妹妹的成绩不是太好，也许与她在民办学校和转学有关，也就是基础没打好。我毕业后，妹妹还在学校，但这时学校也开始躁动起来，因为“文G”已拉开序幕，学校教学开始受到影响。
我们家的窗子正好对着妹妹上课的教室，我就看见妹妹他们真正上课的时间不多，反而是跳舞唱歌的多。而这时的唱歌跳舞大多与“忠字舞”、“语录歌”有关。
有时，调皮的我就故意把一个吹气的不倒娃娃放到窗台上逗他们，结果影响到了课堂纪律。不过，我已经离开学校，妹妹他们的老师对我好像也没什么特别的办法了。
妈妈特别爱照相，基本上每年都要照一到两次，自然，我们兄妹也“沾光”不少。一看到这些照片，就能回忆起那段幸福的时光。
特别是运动开始后，父母带着我们兄妹到照相馆照了一张全家福，不过，这张全家福有些特别，那就是我们的左胸前都有一枚主席不同时期的像章。这种像章比较大，软软的，好像是一套。
总的来讲，我们这对小兄妹有些“生不逢时”，成长过程也有些“跌跌撞撞”。照片虽然记录了我们的幸福时光，但很多时候，留在记忆里的却是苦涩的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