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烛影斧声看宋太祖的体制变革

      说起宋太祖赵匡胤，可以用黄袍加身、杯酒释兵权、烛影斧声三个典故大略概括他的生平，他通过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开创了大宋王朝，通过“杯酒释兵权”解除大将的兵权，然后对国家制度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进一步强化了中央集权和皇权专制，最后在烛影斧声中传位给兄弟赵光义，给后世留下了千古之谜。

      在后世的评价中，他是一个矛盾的综合体。读书人感怀他，他曾立下永不杀士大夫的誓言，给予了读书人相当优渥的待遇，宋朝可谓是文人的天堂；但他并不是文质彬彬的书生，他出生行伍世家，武艺高强，年轻时候曾行走江湖，为人豪爽宽厚、重情重义，干了不少行侠仗义、扶危济困的好事，是贩夫走卒们景仰的好汉，七侠五义和水泊梁山的故事出现在宋朝并非偶然，与太祖青年事迹所留下的文化传承是分不开的。但理学家批判他，说“黄袍加身”是不忠，“杯酒释兵权”是不义，“烛影斧声”是骨肉相残，近代史学家也批判他，说他的军事改革极大削弱了军队战斗力，他给予功臣和文人过多的优待，造成了国家财政长期积贫积弱，为后来的“靖康之耻”埋下了祸根，他守内虚外的国策更是使中国失去了对外发展的动力，贻害千年。

      根据马克思主义历史观，评价一个历史人物要把他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看他是否带来了进步的东西。宋太祖生活在五代十国乱世，五代十国是唐代藩镇割据的延续，因为黄巢起义的冲击，唐王朝失去了统治能力，于是朱温篡唐建后梁政权，但是他对其他藩镇失去了威慑力，各藩镇纷纷自立，形成了五代十国乱世。只是掌控藩镇的节度使们可以不忠于中央政权，他们手下掌握兵权的将领自也可以不忠于他们，于是在五代乱世政权更迭往往是手握兵权的将领发动叛乱，以武力篡夺皇位，以至于形成了恶性循环，在那个乱世里基本上有枪就是草头王，封建社会纲常秩序完全被破坏，围绕皇位的争夺使中华大地掀起了一场场血雨腥风。

      结合这个背景来看，宋太祖“黄袍加身”就是时代使然了，后周世宗柴荣死后，幼子才6岁，在那个乱世中不可能保全得了皇位，即便宋太祖不篡夺，其他将领也会起觊觎之心，他们没有宋太祖的实力，很难像他兵不血刃的得逞，反而会让国家遭受更多的祸患。宋太祖登基后感念柴荣的知遇之恩，并没有将柴氏一族斩草除根，以绝后患，相反有宋一代柴氏后人都受到优待，这在五代乱世中是绝无仅有的。

      再看“杯酒释兵权”，宋太祖登基当年就先后发生了李筠、李重进两起叛乱，让手下将领长期掌握兵权也确实很难保证不发生叛乱，只有让军队绝对的掌控在朝廷手中，才能彻底解决中唐以来百余年的藩镇割据的问题，这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宋太祖收取兵权并没采取阴谋和杀戮手段，只是开诚布公和将领们谈，待他们交出兵权后，也给予了相应的安置待遇，还和几位主要将领结为儿女亲家，显得十分人性化。这种结果在历代皇帝处理功臣问题时也是难得一见的。

      再来看“烛影斧声”的传说，大概的意思就是说宋太祖是被他的弟弟的，也就是后来的宋太宗谋害的。在封建王朝皇位一般是子承父业，宋太祖去世时大儿子赵德昭已近弱冠之年，按照常理是不会传位给兄弟的，所以后人有理由怀疑宋太宗的行为。但结合当时的历史环境，宋太祖这么做并非不可理解。前面说过五代十国政权更迭，莫不是因为手下将领发动叛乱，当时宋太祖虽然已收回了兵权，但是天下尚未统一，南唐、北汉等割据政权构成南北威胁，辽国更是虎视眈眈，这个时候国家依然要以军事工作为主，还得赋予将领一定的领兵权，而那些被解除兵权的将领如石守信、高怀德等还活着，他们在军队的影响力还在，危险并没有完全消除，这种局面年轻的赵德昭是无力驾驭的，而宋太宗自幼随兄征战，在军队中有着极高的人望，太祖登基后，也一直参与国家政务，政治经验丰富，他继位可以熟练地应对时局，因此传位于弟弟是宋太祖作为一位成熟的政治家作出的正确选择，体现了他的政治智慧和博大胸怀，并不存在后人猜想的手足相残。

      最后，再来分析宋太祖被人诟病的制度调整。在军事上，解除禁军将领兵权，并调往外地充节度使，继而削弱节度使实权，使其徒有虚名。接着，将禁军的统领权一分为三，都直接对皇帝负责。设立枢密院管理军事，但枢密院有调兵权但不直接统领军队。而统领军队的将帅却没有调兵权，使其互相牵制。实行更戍法，让部队定期调防，使将领和士兵不能长期接触。实行“守内虚外 ”“内外相制”政策，驻军一半在京师，一半在各地，使中央禁军对地方保持绝对优势。在行政上，中央设立参知政事、枢密使、三司使，实行军政、民政和财政的三权分立，削弱和分割宰相的权力，使皇帝权力更加集中。在地方，派文臣担任知州，并设通判与之相互牵制，节度使成为名誉性职务，再无实权。在财政和司法上，设转运使把地方收入大部分运送中央，强化了中央对地方的管控；在地方司法人员由中央派文官担任，死刑须报请中央复审和核准。在意识形态上，重视知识分子，弘扬儒学，抑制武将。

      他的这些改革加强中央集权，对解决藩镇割据，维护国家统一，起了重要作用，也有利于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但是从长远来看，军事改革造成了“将不知兵，兵不知将”，军队指挥不灵，战斗力下降，且军队过多集中于京师，造成边境空虚，难以有效抵御外敌；行政调整造成政府机构重叠，官员冗滥，行政效率低下，财政开支庞大；财税调整造成地方财政困难，物质基础薄弱，以上种种都为宋朝埋下了积贫积弱的祸根。而守内虚外、偃武修文的国策，造成了国人思想日趋保守，逐渐形成了“闭关锁国”的理念，中华文明再难以向外拓展（元、清对外扩张都是少数民族政权所为），中华封建文明的没落已经开始。

      但这些弊端的形成不是宋太祖个人意志左右的，是封建社会君臣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自秦朝确定天下一统、皇帝为尊，建立封建君主专制的国家体制以来，因为皇帝地位太过于尊崇，封建地主阶级内部围绕皇位争夺而产生君臣矛盾就一直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之一，这种矛盾有其特殊性，作为君主的一方想捍卫自己的皇权，一旦胜利，必定会想方设法削弱臣子的权力，作为臣子的一方想夺取皇位，一旦获得胜利，臣子又成为新的强势君主，必然地会为巩固皇权而去削弱大臣的权力，否则他的千难万险得来的皇位又会被新的臣子夺走，因此这个矛盾长期发展的结果就是不管哪一方获得胜利，都是君权越来越大、越来越集中。宋太祖也无法避免这一历史必然规律，他采取的改革措施正是巩固君权、削弱相权的手段，至于给历史造成了负面影响，只能说明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经过秦汉、隋唐的发展已经逐渐不能适应中国社会发展要求，逐渐成为社会进步的桎梏，但是即便换个人来当皇帝也不会改变，明太祖朱元璋就是明证。反是宋太祖无论对政敌、对部下，还是对百姓都怀有一颗宽仁之心，说明他即便当上皇帝身上仍怀有江湖好汉的仁侠精神，在封建社会是难得的仁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