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甲说禅——楞伽宗和禅宗的关系

近人胡适著有《楞伽宗考》，翔实精以地考证了自达摩、慧可、僧璨、道信、弘忍到神秀，一支法脉皆以四卷《楞伽》印心，故命之为楞伽宗。

但是看禅宗法系，除神秀是旁支系外，六祖慧能以上，也是这几个人。那么，到底是楞伽宗冒了禅宗的名？抑是禅宪法规定从楞伽宗中脱胎而出——假如直介这样，那么禅宗的祖师该是慧能而不是达摩喽？

早期禅宗确是以“楞伽”印心。达摩传慧可：“以四卷楞伽受可曰：我观汉地，惟有此经，仁者依行，自得度世。”慧可门下：“那满等师，满赍四卷楞伽以为心要，随说随行”。四祖道信制《入道安心要方便》：“我此法要，依楞伽经诸佛心第一”。五祖弘忍，在居住处“画楞伽变相”。北宗神秀：“持奉楞伽，递为心要”。甚至胡适屏弃于楞伽宗门之外的南宗慧能，也继承了这一传统，其再传弟子马祖道一曾说：

达摩大师从南天竺国来，躬至中华，传上乘一心之法，令汝等开悟。又引楞伽经文，以印众生心地。恐汝颠倒，不自信此心之法各各有之。故楞伽经云：佛语心为宗，无门为法门。

东山门下玄颐、净觉师徒两人，分别撰《楞伽人法志》和《楞伽师资记》，叙述达摩以来的师承法要，清清楚楚，有目共睹。

但问题在于，并不是以《楞伽》印心的传统一下子中断，楞伽宗被打倒、取代，变成了“《坛经》传宗”的曹溪禅或是无经无书的禅宗。这是一个复杂演变的过程。

从经典来看，达摩、慧可都是唯一的《楞伽》印心，到四祖道信，则引入了《文殊般若》；再传到弘忍东山法门，又进一步掺入《金刚般若》和《大乘起信论》；数传到曹溪门下，方才是“《坛经》传宗”和无经无书。

从禅法上说，成熟的禅宗那“定慧等”、“教外别传”与《楞伽经》中“宗说俱通”、“藉教悟宗”之间也有着前后相继的渊源关系——前者不同于后者，却是从后者中发展而来。

这本来十分清楚的，禅宗自早期至成熟的自身演化状况，为什么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被掩盖、被湮灭呢？以至需要后人拨开重重迷雾、拂去岁月的风尘去寻觅事情的真相？以至胡适先生重又发掘出一个“楞伽宗”呢？

秘密在于禅宗自己。

经沧海桑田的风云巨变，那“教外别传”、无经无书的禅宗，终于取代了曾经以种种经籍“印心”的早期禅宗，压倒了佛教的其他宗派，成为中国佛学舞台上第一大宗，几乎取得了垄断地位。它的狂妄和自大也达到了顶峰。在他们看来，那“藉教悟宗”的如来禅，是“未了之名相”，是不彻底的佛法，与他们这伟大教派的伟大祖师的光荣身分绝不相称的。他们终于按自己的面貌重写历史、重塑祖师的金身——《楞伽经》被抹掉了，《文殊般若》被抹掉了，《金刚般若》也被抹掉了……从达摩到慧可，直至弘忍，禅宗祖师个个成了玩弄话头、公案接机的专家，一部禅宗史就成了祖师禅的天下。

胡适先生拨云开雾，重现了历史的真相，还禅宗祖师以本来面貌，确是有功于佛门，裨益于学术。但胡适先生进而腰斩禅宗，命名一个楞伽宗出来，却是过犹不及，大可不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