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甲说禅——楞伽宗和禅宗的关系

近人胡适著有《楞伽宗考》,翔实精以地考证了自达摩、慧可、僧璨、道信、弘忍到神秀,一支法脉皆以四卷《楞伽》印心,故命之为楞伽宗。

但是看禅宗法系,除神秀是旁支系外,六祖慧能以上,也是这几个人。那么,到底是楞伽宗冒了禅宗的名?抑是禅宪法规定从楞伽宗中脱胎而出——假如直介这样,那么禅宗的祖师该是慧能而不是达摩喽?

早期禅宗确是以“楞伽”印心。达摩传慧可:“以四卷楞伽受可曰:我观汉地,惟有此经,仁者依行,自得度世。”慧可门下:“那满等师,满赍四卷楞伽以为心要,随说随行”。四祖道信制《入道安心要方便》:“我此法要,依楞伽经诸佛心第一”。五祖弘忍,在居住处“画楞伽变相”。北宗神秀:“持奉楞伽,递为心要”。甚至胡适屏弃于楞伽宗门之外的南宗慧能,也继承了这一传统,其再传弟子马祖道一曾说:

达摩大师从南天竺国来,躬至中华,传上乘一心之法,令汝等开悟。又引楞伽经文,以印众生心地。恐汝颠倒,不自信此心之法各各有之。故楞伽经云:佛语心为宗,无门为法门。

东山门下玄颐、净觉师徒两人,分别撰《楞伽人法志》和《楞伽师资记》,叙述达摩以来的师承法要,清清楚楚,有目共睹。

但问题在于,并不是以《楞伽》印心的传统一下子中断,楞伽宗被打倒、取代,变成了“《坛经》传宗”的曹溪禅或是无经无书的禅宗。这是一个复杂演变的过程。

从经典来看,达摩、慧可都是唯一的《楞伽》印心,到四祖道信,则引入了《文殊般若》;再传到弘忍东山法门,又进一步掺入《金刚般若》和《大乘起信论》;数传到曹溪门下,方才是“《坛经》传宗”和无经无书。

从禅法上说,成熟的禅宗那“定慧等”、“教外别传”与《楞伽经》中“宗说俱通”、“藉教悟宗”之间也有着前后相继的渊源关系——前者不同于后者,却是从后者中发展而来。

这本来十分清楚的,禅宗自早期至成熟的自身演化状况,为什么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被掩盖、被湮灭呢?以至需要后人拨开重重迷雾、拂去岁月的风尘去寻觅事情的真相?以至胡适先生重又发掘出一个“楞伽宗”呢?

秘密在于禅宗自己。

经沧海桑田的风云巨变,那“教外别传”、无经无书的禅宗,终于取代了曾经以种种经籍“印心”的早期禅宗,压倒了佛教的其他宗派,成为中国佛学舞台上第一大宗,几乎取得了垄断地位。它的狂妄和自大也达到了顶峰。在他们看来,那“藉教悟宗”的如来禅,是“未了之名相”,是不彻底的佛法,与他们这伟大教派的伟大祖师的光荣身分绝不相称的。他们终于按自己的面貌重写历史、重塑祖师的金身——《楞伽经》被抹掉了,《文殊般若》被抹掉了,《金刚般若》也被抹掉了……从达摩到慧可,直至弘忍,禅宗祖师个个成了玩弄话头、公案接机的专家,一部禅宗史就成了祖师禅的天下。

胡适先生拨云开雾,重现了历史的真相,还禅宗祖师以本来面貌,确是有功于佛门,裨益于学术。但胡适先生进而腰斩禅宗,命名一个楞伽宗出来,却是过犹不及,大可不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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