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六值班时，一位患者兼患者家属进门了。
他跟我吵起来了，一句话，他语无伦次地重复了很多遍。
他退休前是部队的军官，他夫人是部队医院的护士长。
他夫人患者乳腺结节需手术治疗，排队等待床位有65天了，他本人甲状腺肿瘤、肝肿瘤、前列腺肿瘤，他说他们两个人一共四个癌症，算不算优先病种了。
为了照顾老伴，他让她先手术，等她手术结束，他再住院做自己的手术。他说他们的命快没了，也不在乎别人了。
他还说了很多过激的话，包括威胁、甚至站起来要动手，那时已经快十二点了，而我还着急孩子马上放学了。
私人层面，他跟我并没有什么关系。
社会层面，他跟我是一个社会制度下的两个群体。
我很明白，此时此刻这间办公室内，正发生着齐格蒙特·鲍曼所说的一种无缝转换：私人故事和公共故事之间同时进行的，把个体面对的、私人处理的难题转换成公共的、集体面对的问题，把公共兴趣转换成个体追求的生活策略。
在社会心理学中，有这样一个实验。
一只饥饿的老鼠被关到迷宫内寻找食物，实验人员详细记下了它们通过反复实验获得的速度，即实现目标的最短距离。它们越是花费较少的时间找到作为奖赏的食物，它们的学习过程越是成功，它们越容易生存下来。
迷宫中的老鼠，像极了人类某些生活的逻辑。
我们的世界也是一个大迷宫，美食只有一条路可到达，在寻找美食的路上充满了歧途、诱惑和欺骗，在每一个分叉路口，都可能会有人选择背离目标的那一条。
而如何到达目的地的手段，是我们需要学习并掌握的唯一艺术。
在迷宫中穿梭走入歧路时，也就是人们对达到目的无能为力时。
也许是如何努力都无法达到别人的起点；也许是对身边潜在犯罪分子的恐惧；也许是一次生病排队时间太久了。
很多次“也许”中的事实，构成了一次又一次的无助。
像那位和我父亲同样年纪的患者，指着我的鼻子大骂时。
我回击他“你有没有孩子，你的孩子有没有孩子，你希望你的孩子在工作中被人怎样对待，如果你觉得这样做有用的话”。
其实，他又与我无冤无愁，何必如此为难于我。
不过是无助状态下产生的“社会非理性”行为。
住院排队久，放在这种闲暇时间来看，谁都明白的道理，资源有限，通俗点讲僧多粥少。
按病种的优先顺序入院。
但如果真的把某个人放到那种情境中，你看他或者我们，像不像实验中的小白鼠标。
住院排队久，孩子入学难，医疗保障低。。。
问题的庞大与解决问题的手段的有限性之间日益增大的鸿沟，使我们每个人都有机会做那只小白鼠。
跳出实验，我们可以理解那种未来的美好，但在寻找的路上，谁也不愿意去关心这个社会给我们画的蓝图。
在《被围困的社会》中写了这样一段话：
当前的游戏规则并不是很清楚。有时，演员也会怀疑，规则是否存在，所有的演员是否会遵循同样的规则。阿兰·佩雷菲特考察了现时代创造力极其壮观的迸发，他一直追溯到广泛存在的自信和他信（二者都依赖于对社会制度的长期性及其绝对权威的信任）。“我们应该有信仰，可是，信仰是什么呢？”如果信任没有坚定的基础，那么，冒险、承担责任和作出长期承诺所需要的勇气就会随之消失。
所以，当身处迷局时，人们就像无法对孩子解释承诺一样，无法去谨慎地、毫无怨言地理解这个社会愿景。
人们只期待更短的医院排队、更少的乞讨、更多的犯罪、更高的收入等等，因为同一个美好的未来相比，人们更喜欢一个不同的现在。
鲍曼还认为，持续的不确定性和无助会产生大量具有攻击性的能量，但是，这些能量很少被全部利用。大量的攻击性能量都渗透到了社会纽带网的私人领域，如伙伴关系、家庭生活、邻里关系和同事关系。
不可否认的是，那个情绪激动的患者，他是得不到一个确定的答复，但他解决这种无助和不确定性的手段，无疑加深了他的焦虑，而非缓解了焦虑，同时也损坏了他和我之间，患者和医院之间相互承诺的纽带，而这种纽带是协同行动的必要条件。
我们期待美好，却又不相信。
我们理解他们的无助，虽然有时真的难以原谅他们无能为力之后的冲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