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2-08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父之道，可谓孝矣。

杨伯峻《论语译注》： 孔子说；“当他父亲在世的时候，（因为他无权独立行动），要观察他的志向；在他父亲死后，要考察他的行为；若是他对他父亲的合理部分长期不加改变，这样的人可以说是尽到孝了。” 好，这里面那个“合理部分”几个字是杨先生补进去的，符不符合孔子原义我们下面慢慢看。 孔子的“三年” 首先我们毋庸讳言，孔子这要求如果机械式地继承，肯定不适用于现在了。然而这话对于孔子的社会来说是适用的，或者退一步说对于孔子理想的社会来说是适用的。孔子说这话的时候，应当是搭配了他的另一个重要主张，即“三年之丧”。既然当时父亲去世儿子要守丧三年，大体上脱离了劳动和政治生活，那么无改于为父之道，当然是可行的。战国初年三年之丧已经不流行了（见孟子书中滕文公守丧事迹），而春秋时代宰予还要质疑，可见这也是个孔子时已经无法推广的事。至于后世因为墨守成规而造成的种种政治问题（比如洋务运动及戊戌变法时，守旧派关于祖制不可废的立场），实在是拿三代的锄头去耕当代的地，生锈断裂在所难免。 虽则如此，我们如果了解了孔子说这话的本意，则其精神仍旧是可以继承的。 2. 为什么要无改于为父之道：朱熹的观点 《四书章句集注》解释此句时引用了尹焞和游酢的两句话： 尹氏曰：“如其道，虽终身无改可也。如其非道，何待三年。然则三年无改者，孝子之心有所不忍故也。” 游氏曰：“三年无改，亦谓在所当改而可以未改者耳。” 我想这也是各位读者心里的疑惑所在，即父亲若有恶行，难道也不加更改？尹焞说明了其中蕴含的意义，即“不忍之心”，也就是爱父亲的心。游酢则做了一个性质的界定，即对于“可以未改”的部分不改，也就是说明知必须更改的部分，改也就改了，并不算不孝。 这在我们看来当然是曲意回护了，不符合孔子的字面意思。而朱熹在《四书或问》中发挥得更清晰： 为人子者，本以守父之道，不忍有改为之心。......其不可改，则终身不改，固不待言。其不可以待三年者，则又非常之变，亦不可以预言矣。善读者推类而求之，或终身不改，或三年而改，或甚不得已，则不待三年而改，顾其所欲如何？但不忍之心，则不可无耳。 这段话，我以为可以做本问题之正式问答。即不改父亲之道，是因不忍之心。类比今日父亲去世后，我们仍保留其家居样式，遗留无用之物而不忍丢弃，大略同此心境。为政者对父亲遗留下来的政策，无可无不可的仍做保留，而不立即大肆更张，正因此缅怀父亲之心尚在。至于父亲的恶政，则是朱熹所谓不待三年而改之事了，而父亲的善行，一生也不该改的，有何三年之界限？朱熹强调的是这个爱父亲的孝心，至于具体的措施因时制宜，反不那么重要。 3.朱熹说的话，符合孔子的精神吗？ 最后我要做一点澄清，即此答案是朱熹之答案，究竟与孔子原义有无出入？我们知道朱熹经常借解释四书来发挥自己的意见，不见得都是四书原义。但是在无改于为父之道这件事上，我认为他是绝好的继承。证据仍在《论语》内，宰予质疑“三年之丧”的一条。 宰予以“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来反对守丧三年，孔子未做分析其论证之回答，而是问宰予不守丧是否心安。这是孔子罕见的不能客观论证的一次讨论，可见三年之丧在孔子看来根本不是一个逻辑问题，而是一个心理问题。我们已讲过三年不改为父之道与三年之丧的适配，可见不改为父之道在孔子看来也不应当是以“为父之道是否当改”作为判断依据，而是以“改父之道是否心安”做标准。可见在孔子而言，亦将孝道作为内心爱父亲的外在体现。 这样来讲，朱熹所论的“不忍之心”实在是切中要害。而我们今日能够继承此语之精神，也在于爱父亲之心，不至于父没即忘，抛诸脑后，而不加丝毫缅怀。体察自己对双亲之爱，或足以唤醒日常人情之淡薄，与精神之空虚无所依傍，我认为这就足够了。 论如上。 附录： 我站在儒家的立场上，终究不愿意看着各位朋友们因未有深入阅读文献，即来批判儒家，因此下列历代儒家学者对此句的意见，各位从中或可见古人不都是老顽固： 欧阳修：以不正之心事其亲者，孝乎？非孝也。故事亲有三年无改者，有终身而不可改者，有不俟三年而改者，不敢私其所私也。 颜师古：言父有不善之事，当速改之，若唯思慕而已，无所变易，是重显先人之非也。一曰，三年之内，但思慕而已，不暇见父之非，故不改也。 汪中：三年者，言其久也。何以不改也？为其为道也。若其非道，虽朝没而夕改可也。 刘宝楠：汪说是也。...二史（案：指汉书和南史中，两次三年无改的史事）所言，皆以无改为孝，不复计及非道，则自汉以来，多不知此义矣。 以上俱从程树德《论语集释》中采出。 编辑于 2018-07-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