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绝望到重获新生--北京求医记

      我要讲述的故事,是我亲身经历的一段真实往事,它也许只是千万个绝症患者很普通的一例。之所以要把它讲出来,是想告诉那些在病痛阴霾中艰难求生的人们,当你绝望的时候,一定要鼓足勇气,永不放弃。并不是所有医生都那么市侩,相信这浮躁逐利的世界还是好人多,就像我遇到的北大人民医院神经外科教授梁冶矢大夫,让我们感受到了人世间的爱心和真诚……

      2004年,妻弟35周岁,是潍坊柴油机厂的职工。9月3日感觉左手无力,脖子僵硬,9月5日到潍坊人民医院通过核磁共振检查,发现延髓里长了个胶质瘤,即恶性肿瘤,根本无法治疗。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如晴天霹雳,沉重打在岳父的心上。9月8日岳父和妻弟到山东省立医院请专家诊断,结果是延髓海绵状血管瘤,不是癌。但它长在延髓里,延髓是神经中枢,医学上为手术禁区,根本不能做手术。唯一希望是血管瘤出血时如果能自动找到出路不治而愈,否则有生命之忧。

      面对这个诊断岳父觉得比在潍坊人民医院好多了,因为至少还有点希望,但希望也太渺茫了,于是他再三请求省立医院想办法救救他唯一的儿子。医院的答复是试试,但危险太大。 最令人难过的是此病无药可治,只能眼睁睁看着病人的病情一天天加重。9月13日妻弟的左手脚无力,偏瘫,吞咽、说话困难。到9月20就站不起来了,吃饭大小便都需要帮助。

      情况十分紧急!我在美国留学医科博士学生的帮助下,从网上查到了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神经外科能治疗此类病,还有北京A医院也能治疗。 我和岳父决定带着片子先到这两家医院咨询一下。之前我给北大人民医院梁冶矢教授打过电话,当时他正在为患者做手术,手术做完之后,他立刻给我回电话,详细了解妻弟的病情,让我带片子来医院看看。与一个素不相识的人用手机竟然长途电话通话5分多钟,梁教授的耐心和热情当时令我非常感动。

        我和岳父直接到北大人民医院住院部找到梁教授,他看了片子后说是海绵状血管瘤,能治,但有一定危险,不过要是不治则有生命危险,何时来医院治疗他让我们决定,考虑好了再跟他说。听了梁教授的话,我们的心里终于有了希望!

      在微弱的希望面前,每一位患者家属都不会轻易错过,不管代价是多么昂贵,都将努力作出最好的选择。由于听说北京A医院是全国神经外科最好的医院,于是我和岳父辞别了梁教授,来到了A医院。医院门口竖着一块铜牌,上面写着“中国XXX中心”,门诊楼上则是“一切以病人为本”几个大字。 当时接待我们的是一位医师,说话例行公事,让人很难从他的言谈中感受到热情的温度,他说这种病只有A医院能治,别处根本治不了,如果不治就会死!

      9月24日,妻弟来到北京,住在离A医院不远的一家招待所里,每天打车到医院,必须由别人背着上下车,到医院后再租轮椅去检查。眼看着病情日趋加重,住院却遥遥无期,国庆长假又即将到来,岳父打电话叫我来北京帮助联系住院一事。

      9月28日早我赶到北京,7点钟我们打车到了A医院,接待我们的是位女医师,她待人热情,态度很好,了解到我们的情况后,很快开好了住院证明,让我们去找护士长办理住院手续。我和岳父找到护士长,她收下证明后说住院至少要一个月以后,让我们回家等电话,并让我把联系电话写下来,然后让我们到小卖部花20元钱买个电话卡。我买了电话卡给她,她说:“没事了,回家等电话吧。”我说:“病人情况十分严重,需要马上住院。”护士长说:“你的住院证明不是急诊,对不起,我只能按规定办。”说完就把我们送了出来。 万般无奈,只好又回来找那位医师。她说:“你们家病人的病只有张大夫能治,你们找他看吧,让他开住院证明。”谢过医师,赶到专家会诊中心,经查询张大夫下午出诊,但挂号早已结束,只能看情况是否有临时增加的机会。 为了节省时间和钱,减少来往背负病人的麻烦,我们决定在会诊中心等候。可是还在承受重病折磨的妻弟坐久了就受不了,我们就让他在躺椅上躺着。护士小姐看了这种情况,动了恻隐之心,说只要张大夫来了,就尽可能安排先看。

        就这样我们从上午10点半一直等到下午3点多,张大夫终于来了,可来了后说马上有个国际会议要参加,看完已挂号的就马上走。 我一听就急了,一再恳请护士帮助,她说要是时间紧她也没办法。当时我决定,如果张大夫出来就在门口拦住他,求他。后来,护士拿了片子进去,一会儿她出来叫我赶快交上90元钱挂专家号,我一听认为有希望,谢过她急急忙忙跑去挂号。十几分钟后张大夫叫我们进去,见面后我说:“我们从网上看到了关于您的报道,把希望都寄托在您身上了。” 大夫看了看岳父,就对妻弟的病做了终极判决:“这病根本不能治,做手术危险太大,一做一个死。不如回家,或许还能活个三年五年,也可能随时出血而死。”

      他的每一句话都深深地刺在我的心里,我对他的恳求已经是一种潜意识的反应:“我岳父就这一个儿子,我看了你们成功治愈这种病的报道后满怀希望来找你的,请你救救他吧。”边说边声泪俱下,站在旁边的弟妻也啜泣不已。 张大夫听了马上说:“谁也不行,不能做就是不能做。”我岳父说:“难道连百分之一的希望也没有?”张大夫说:“百分之一的希望对你们有什么意义?做了手术,病人要靠机器呼吸,停下机器病人马上就死亡。医院不是所有的病都能治,他这个病灶是天生的,现在长大了,由于长的部位特殊根本治不了。就这样吧,我还有事。”说完就把我们送出来他自己也走了。当时我们三人一下子都陷入了痛苦的深渊,妻弟还在外面躺着等候结果呢。

        我擦干眼泪对岳父说:“联系北大人民医院梁教授。”岳父同意。在会诊室里我拨通了梁教授的手机,告诉他病人现在病情加重,需要尽快来北京治疗。我没有告诉他我们在A医院遭到拒绝一事。  手机里传来梁教授亲切的话语:“你明天来吧,到了北京再给我打这个电话。”听了梁教授的话,我感到轻松了许多,连忙告诉岳父梁教授答应了,让我们明天过去。

      联系好梁教授住院一事后我们三人才走出会诊室,我们没敢告诉妻弟被拒的实情,只是说这里不如北大人民医院好。在离开令我们伤心欲绝的A医院时,我回头再次看了看门诊楼上醒目的“以病人为本”几个大字,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难过。当时是农历八月十五,在这万家团圆的日子里,我们经历了一场噩梦,却没有权利去细细品味仲秋月色下的那一抹人间真情。

      岳父受到了太多的打击,已经产生了后怕:“就是到了梁教授那里再遭到拒绝,作为父亲,我带他到中国最好的医院来过,治不好,我也尽了做父亲的责任了。”言未毕,却已是泪水满巾。老年丧子乃人生之大不幸,岳父面对可能会出现的灾难怎不痛苦!我听了他的话,心如刀绞,却不知如何安慰他。

      第二天早上我联系了梁教授,他让我们直接到住院部找他。到了医院,护士告诉我们,病房里的轮椅不要钱。到了六楼神经外科病房找到梁教授,他问了妻弟的情况后就安排住院,紧接着护士布置好了床铺,住进了干净的病房,并马上换上了干净的病号服。安排病人完毕,护士才让我们补办住院手续。一切都那么顺利,回想在A医院的遭遇,恍若经历了两个世界!

      接下来两天的常规检查也进行得非常顺利,一切检查医院都有专人领着你,服务的人员态度非常热情,让我们有点受宠若惊。检查全部结束后,护士通知我们10月8日手术医生与患者家属面谈并签字,9号做手术。

      这一切看似平常,但对于刚刚经历了一个曲折轮回的我们来说却显得那么珍贵。妻弟的心情也好了,能吃饭了,病情一天天减轻,到做手术前竟然能站起来了。但岳父的心情却一直轻松不起来,他受的打击毕竟太多了,让他怎敢轻易有好的希望,他就在这希望、担忧、疑虑、紧张不安之中等待10月8日的到来。

    10月7日晚上直到1点多,岳父才睡下,8日凌晨4时就睡不着了。岳父显得特别紧张,仿佛做手术的不是他儿子而是他自己。他看到病房外面有关动脉瘤、脑瘤手术的介绍:在显微镜下做手术,能最大限度地降低对神经的损伤。他的理解是手术一定会伤害神经,这样妻弟很有可能残疾,于是开始不安地自言自语:“手术失败怎么办?家破人亡,倾家荡产,断子绝孙。唉!这辈子没受什么罪,也没享什么福。”    我听了后就安慰他:“不要担心。首先排除手术失败,因为如果没有把握,梁教授他们不会冒这险。”“要是那样,伤害神经是不可避免的,不过也比人没了强。有点残疾,办个病退,我再帮帮,这个家也能维持,”岳父说。  我说:‘’你放心,绝对不会出现你说的情况,请相信梁教授他们。”岳父仍是忧心重重,他认为手术的结果可能是去掉两头:既不会死亡也不会完全好好的。他有时实在难以控制自己的心情,就对我念叨:“我真紧张。要是他恢复得好,不行的话,手术暂时不做了,等等看。”我只好一再安慰他:“不要担心,手术一定会成功。有什么问题,等和医生会谈时再提出。”    就这样在极度的紧张中等到10点半,刘波教授让护士叫我们过去会谈。他说了手术的必要性,不做手术患者就有生命危险。他告诉我们这个手术要在10年前根本不能做,现在各方面条件、技术具备了,能做了。当然,做了手术并不是马上能站起来,要慢慢恢复。他要我们看了协议,要是没有问题就签上字。  岳父让我又念了一遍,看到上面可能出现的情况哪一条都非常可怕,他紧张得不能签,只好让弟妻签了字。

      一切准备好了,唯一担心的是现在送红包这么流行,不送怕不行吧。何况一切如此顺利,让岳父和我感激不尽。现在要做手术了,不送更待何时?可是我们也不知到该怎么感谢他们。刚住上院时,我们从老家带了两箱青岛啤酒、一箱扒鸡、一箱驴肉想送给梁教授。不过医院禁止带这些物品,还给了一份住院须知,上面明文规定医生不准收礼品和红包,并请住院者监督。但我是真心感激他们,只要能救我妻弟,怎么都不过分。

      如同刑侦片中的经典情节,我们三人轮流躲过了检查,把礼品带到了医院,向梁教授说了再三致谢的话,并恳求他把礼物收下,没想到遭到他的断然拒绝。岳父认为可能是礼物太轻,就让我包好三千元钱送给梁教授,结果还是被坚决拒绝。梁教授说:“不要客气,不要送任何东西。你放心,我一定会尽力而为。”

      幸亏医院有个点名做手术的规定,给了我们一个感谢梁教授的机会。我们不懂如何交钱点名,就直接送到了医生工作室,当时梁教授他们正准备做手术了,我当着众人的面说我们点三位大夫的名,这些点名费请收下。由于当时时间紧,看来梁教授没时间跟我说,他暂时收下了。我把给梁教授个人的钱包好早在上班之前就偷偷地放在了他的工作服里,并写上感激的话。谁知后来这些钱都被梁教授退了回来,点名费也按规定只收了一个人的。手术从上午9点开始到下午1点半结束,非常顺利,比原计划少了2到3个小时。

      手术后,妻弟被送到监护病房,当时预计1到2天恢复知觉,可是第二天上午11点前他就苏醒过来了。看见我的第一句话就是:“手术怎么样?”我没想到他竟能如此快地会说话了,高兴地告诉他:“非常成功。太好了,你终于闯过了这一关。”

      妻弟10月9日做的手术,17日抽线,23日办理了出院手续,回到了仿佛久违的家!

      梁教授把我们从绝望中解救出来,不仅救了妻弟的命,也救了岳父一家!而感激却无法送出,只能永远祝福梁教授!这亦悲亦喜的轮回让我相信,人世间,只要有责任,有真爱,就会有生的希望!

你可能感兴趣的:(从绝望到重获新生--北京求医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