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化的定义
文化，是一种包含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的生态共同体。它通过积累和引导，创建集体人格。
文化是一种时间的“积累”，但也有责任通过“引导”而移风易俗。在这个动态过程中，渐渐积淀成一种“集体人格”。中华文化的重要成果，就是中国人的集体人格。
当文化一一沉淀为集体人格，它也就凝聚了民族的灵魂。必须注意的是，民族的灵魂未必都是正面的，从歌德到鲁迅都曾经深刻地揭示过其间的负面成分。
二、文化的最终目标
文化的最终目标，是在人世间普及爱和善良。
正如歌德所言：人类凭借着聪明，划出一条条界限，最后用爱，把它们全部推到。
中国儒家说：仁者爱人，爱人者人恒爱之，与人为善，止于至善。他们都把爱和善良看成最高德行，最后原则。
佛教的逻辑出发点，倒不是善，而是苦。人为什么那么多苦呢？因为有很多欲求。而细究之下，所有的欲求都是虚妄的。世间种种追求，包括人的感觉、概念、区分，都是空相。在快速变化的时间过程中，连自己这个人也是空相。由此，得出“无我”、“无常”的启悟，可以让人解脱一切羁绊。但问题是，处于早已蒙恶的世间，“独善”的自己已不真实。那就应该解救和引渡众人，在“精神彼岸”建立一处净土。这样一来，对于整个人间，都要用善良和慈悲的情怀拥抱和融化，所谓“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就是这个意思。
包括佛学在内的很多哲学家都认为，人之为人，在本性上潜藏着善的种子。灌溉它们，使他们发育长大，然后集合成一种看似天然的森林，这就是文化使命。
三、中国文化的特性
按照独特性和实践性的标准，把中国文化的特性概括为三个“道”——
其一，在社会模式上，建立了“礼仪之道”。
所谓礼仪，就是一种便于固定，便于实行，便于审视，便于继承的生活化了的文化仪式。把礼仪当做社会模式，使中国文化在几千年间保持着一种可贵的端庄。
其二，在人格模式上，建立了“君子之道”。
儒者企图改造社会而做不到，最后把改造社会的目标变成了改造人格。起先，他们设定的程序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是出发点，谁知道辛苦到后来，治国、平团下的计划基本落空，因此出发点又变成目的地。他们修身的模型，就是君子。
与君子相对的，便是小人。古人把君子和小人进行近距离的直接对照。这种理论方式，形象鲜明，反差强烈，容易感受，又朗朗上口，非常便于流传。诸如：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等等。结果，两千多年，君子和小人的界限成了中国文化的第一界限。 如此深入人心，证明古代儒者确实已经把一切政治之梦、礼仪之梦凝缩为君子之梦、人格之梦。
其三，在行为模式上，建立了“中庸之道”。
简而言之，中国文化在本性上不信任一切极端化的诱惑。中庸之道认为，极端化的言行虽然听起来痛快、爽利，却一定害人害己。因此，必须警惕挺快和爽利，而去寻求合适与恰当；必须放弃僵硬和狭窄，而去寻求弹性和宽容。
中庸之道是一种整体思维方式。它反对切割，而提倡整合；它希望清晰，却又容忍混沌；它要求结果，却也承认过程；它知道是非，却又肯定转化……它认为，互动、互补、互动、互易的整体，是世界的真相，而极端化思维则是虚假思维。
四、中国文化的弊病
1.疏于公共空间
中国文化的集中表现形式为“忠孝文化”，“忠”，其实忠的是朝廷；“孝”，其实孝的是家庭，然而在朝廷和家庭之间，有辽阔的“公共空间”，这是一个遗憾与盲区。受生产关系和统治需要等因素制约，中国人遵守一个座右铭：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这里所说的“窗外”，就是公共空间，他们不予以关注。他们有时候也讲“天下兴亡”，但主要指朝廷的兴亡。
其实，公共空间是最大的文化作品，同时又是最大的文化课堂，更是一个社会文明的集中诠释与展现。
2.疏于实证意识
已故美籍华人史学家黄仁宇教授说，中国历史最大的弊病是“缺少数字化管理”。他特别举证明代《明实录》的例子，对历史的记载如：“三个月戡乱成功、亩产二十万斤、百分之九十五当权派烂掉了“等等，这些数字风行全国，哪一个得到实证？实证的缺乏，也就是科学意识的缺乏。这种文化底色，使中国文化长期处于“只问忠奸、不问真假”的泥潭之中。
3.疏于法治观念
中国至今流行的文学，仍然是武侠小说。武侠小说在艺术手法上颇多佳笔，但在文化观念上却一定颂扬“法外英雄”。这种文化在国外也有过，如鲁宾汉、佐罗，但文化地位远没有在中国文化中那么高。在中国文化里，“好汉”总是在挑战法律，“江湖”总是远离法律，“良知”总是在拦轿告状，“清官”总是在法外演仁。综上所述，说明中国历来的民间灵魂大多栖息在法治之外，或者飘零在边缘地带。
中国文化对法治观念的疏淡，严重影响了光大民众快速进入现代文明。
五、中国文化近三十年的进步
伴随着改革开放，为了适应国际贸易规则和国内经济发展，各种政策的出台和措施的不断完善，作为上层建筑的文化领域，也随之取得了重大进步——
第一，由于三十年来“注重经济建设”、“改善人民生活”的成功实践，比较充分地普及了“民生文化”。
这种民生文化，已成为当代社会的思维主轴，改变了整个社会的精神重点，与以往没完没了的斗争哲学划清了时代界限。以这种民生文化为坐标，过去流行的“宫廷兴亡观”也在渐渐被“全民生态观”所替代。目前，这种民生文化正在向更公平的分配制度、更健全的服务体系、更良好的生态环境推进。
这一切，看似经济事件、社会事件，其实背后都是文化大事件。
第二，由于改革开放，文化视野开拓，比较有效普及了“多元文化”。
作为多元文化，其实也是包容文化、差异文化、对峙文化。绝大数中国人比以前更能容忍和欣赏许多异己的艺术形态，新生一代更愿意把创造的前沿放在熟悉和陌生之间。这对于长期处于“大一统”传统之下的中国文化而言，实在是一大进步。
第三，由于一次全民5·12救灾的行动，在中国史无前例地普及了“生命文化”。
2008年5·12四川汶川大地震后，举国上下，民众从心底呼出“生命第一”的声音，这是一次非常重大的文化呼吁与转型。此类的情景在中国历史上没有出现过。有了“生命第一”的观念，人性、人道的命题都可以一一确立，大爱、大善的行为也可以进一步发扬，直逼前面所说的文化的最终目标—— 爱、善良。显然，这是中国文化从精神上站立起来的重要标志。
六、当前的文化隐忧
当前中国文化遇到的问题，比它的历史弊病还要复杂。
第一个隐忧，复古文化正在冲击着创新文化。
近几年，国内突然风行起复古主义文化，使事情失去了另一番平衡。其实，任何文化的生命力都在创新，而不是一味地怀古。要怀古，比中国更有资格的是伊拉克和埃及。但是，如果它们不创新，成天向着世界讲述巴比伦和法老遗言，怎么能奢望在现代找到自己的文化地位？
本来，做一点这种事情也未尝不可。但是，在文化判断力不高的现代中国，社会关注是一种集体运动，传播热点是一种心里召唤，倚重于此必然麻木于此。复古文化在极度自信的背后隐藏着极度的不自信。因为这股风潮降低了中国文化与世界其他文化平等对话的可能，只是自言自语、自娱自乐、自产自销、自迷自醉。这是中国文化自改革开放以来的一个倒退。
更让人警惕的是，这几年的复古文化有一个误区，那就是违背了文化的最高原则“爱与善良”，它们竭力宣扬中国文化的阴谋、权术、诡计，并把它们宣传为“中国智慧”、“制胜良策”。相反，复古文化从来不揭示中华大地民众间守望相助、和衷共济的悠久生态，这是在是对中华文化的亵渎与曲解。
第二个隐忧，民粹文化正在冲击理性文化。
康德认为知识分子的责任是“敢于在一切公共空间运用理性”，这些年，理性文化还没来得及被广泛运用，却受到民粹文化的严重冲击。民粹和复古一样，都是在设定虚假信仰，任何虚假信仰，都是文化欺骗。
所谓民粹主义，又称平民主义、大众主义、人民主义，意指平民论者所拥护的政治与经济理念。该理念拥护平民掌控政治，反对精英或贵族掌控政治。民粹主义表面上以人民为核心，但实际上是最缺乏公民个人尊严与个人基本权利的观念。民粹主义者崇拜“人民”，但他们崇拜的是作为一个抽象整体的“人民”，而对组成“人民”的一个个具体的“人”却持一种极为蔑视的态度。
每一个正常的现代社会都应该重视民众的呼声，但是，这种重视必须通过真正的民主理性和必要程序来实现。应该承认，世上许多重大课题，一般民众是感知不到的，也思考不落的。例如，若拿中国的改革开放重大问题进行民意测验，大概率是通过不了的。
民粹很像民主，却绝对不是民主。民粹的泛滥，是对不住民主的惩罚，但这种惩罚唤不来民主。民粹对民主的损害，超过了专制。
民粹主义在文化艺术上的表现，就是放弃应有的等级和标准，把底层观众的现场快感当做第一坐标。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美学告诉我们，快感不是美感，美是对人的提升。一切优秀的文化艺术本是历代大师辛勤架设的提升人们生命品质的阶梯，民粹主义拆掉了所有的阶梯，只剩下地面上的一片嬉闹。
第三个隐忧，文化的损耗机制仍然强于建设机制。
现在人经常发问：中国的经济发展举世瞩目，却为何迟迟不能出现真正的被海内外公认的文化大师？
答案，必定与文化的损耗机制有关。
今天的文化损耗，主要在官场化、行政化的体制之中。直到今日，最重要的文化资源仍在体制之内，而最重要的文化成果却在体制之外。文化的官场化、行政化，比较集中地体现在中国大陆的“文联”、“作协”这样的官方机构。其实目前处于文化建设前沿的，是年青一代。他们天天遇到的障碍、挑战、挣扎、乐趣，是官方机构无法想象的。这中间的差异，就像“野战军”和“军人俱乐部”之间的天壤之别。现在的体制似乎把“军人俱乐部”当成战场，错把错把大量的国家文化资源和荣誉都给了他们。而真实的战场，却风沙扑面，蛇蝎处处，缺少支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