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技巧四十三讲：风格

    诚然，风格的多样性，反映着现实生活的丰富性、复杂性。大千世界,万事万物，变幻奠测，没有任何两个相同的分子。就大自然来说;论天，则有刮风下雨，月明星朗;论地，则有悬崖峭壁，曠野平川;论海，则有惊涛骇浪，一薯万顷。准及社会生活，就更复杂了:既有英雄的叱咤风云, 又有情人的窃窃私语；既有明火执仗的战争，又有隐晦诡秘的暗斗。

      作为反映现实生话的文学作品就象万花筒一样，尽现五光十色的生活。比如:郭老的《女神》反映了时代和社会的命运，具有火山冬发的“男性的粗暴”般豪宕的风格;而柳永的抒写恋人惜别柔情的《雨铃霖》，则表现哀婉、缠绵、凄切的格调。看来，风格的多样性，反映了事物的差异性和矛盾的特殊性。

      风格的多样性和风格的独创性是分不开的、作者由于个性、气质,才气的差异，呈现的风格也是千差万别的。

      讲宋代散文大家苏轼、苏辙，均以豪放见长，但苏老行文，往往一泻千里;小苏运笔，每每一波三折。

      又如，人们对唐代著名的几位诗人的评价是:韩如水，柳如泉，欧如澜，苏如潮。这充分说明了风格的多样性，又反映了作家创造个性的差别性。

      当然，作家的创造个性表现在多方面的。

      首先，表现在对主题思想的开掘和表达上。主题思想是作家在作品中通过对題材内容进行艺术处理和审美评价而贯穿全篇的思想联贯体。主题思想的高度对作品的风格起得决定的制约作用，因此，福楼拜说，风格就是“思想的血液。”别林斯基也说，风格是“思想的浮雕性。”

创作实践证明，即使题材完全相同的作品，由于被赋予的主旨不同，风格也会大异其趣。比如，同写昭君出塞一题材，《汉官秋》(马致远)，旨在表彰民族气节，抨击统治阶级代表人物。在剧中，昭君是民族矛盾的牺牲品，全剧充满凄怨、感伤的情调。郭沫若的《王昭君》，表现的是反专制的主题，全剧笼罩的是悲壮气氛和色调。而曹禺的《王昭君》，旨在歌颂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剧中的昭君出塞不是被迫的而是主动请求，是去促进民族团结。全剧响彻明朗、和睦、欢快的主旋律。这三个不同主题的昭君戏，反映了三种不同的创作个性和时代要求.

      创作个性还表现在作家对人物形象的塑造上:不同作家有自己独特的人物画廊。比如:契诃夫笔下多是小官吏，小学徒，鲁迅作品中多是下层人物;蒋子龙的小说里，则大多是反骨人物。

      创作个性还表现在作家对作品的布局艺术和情节处理上:比如:杨朔惯于卒章显志，巧妙转弯的艺术;欧.亨利善于一波三折，反常合道。

      在体裁的运用上，作家的个性也有不同:安徒生长于童话;鲁迅擅于杂文;郭老喜欢写戏剧、诗歌;马雅可夫斯基善于抒写阶梯诗。

      作家对语言的驾驭也有个性差异:如老舍的京味,赵树理的山西味,孙犁的荷花淀味,就是不同的语言风格的表现.

      又如:刘白羽的散文，犹如嘹亮军号，催人上阵:杨朔的散文，如精美图画令人流连忘返，秦牧的散文，似智者畅談，妙趣横生。

      此外，就同一种风格来说,不同作家也各具有个性特色。例如:幽默，是一种风格，但不同作家又各有特殊的审美情趣，呈现出不同的幽默风格:赵树理有一种通俗、 质朴的带有泥士气息的“山药蛋式”的幽默;钱钟书有一种贯古通今的具有渊博雄厚学识的“学者式”的幽默;王蒙却把幽默与深情、哲理相结合;欧.亨利是含着眼泪的微笑的幽默;鲁迅是思想性与战斗性相结合的幽默.

      另外，就同一作家来说，风格也具有多样性。比如:鲁迅的杂文，总的来说，以尖锐犀利为一贯，但风格又是多姿多态的:或指时弊，迅猛凌厉的檄文;或恳谈娓娓，明白晓畅的漫话;或热情澎湃、爱憎分明的暂言;或含蓄深沉的感叹.鲁迅的诗歌，仅似旧体诗而论，有的柔婉，象空谷幽兰;有的隽永，犹刀剑的锋刃; 有的明丽，似山间流水;有的沉郁，如地下的熔岩.

      风格也不是固定不变的。鲁迅前后期的诗歌风格就不同。前期的特点是率直、柔婉、细腻、绾绵;后期的特点是沉郁、顿挫、含蓄、迥荡。但它们有一个基本点，就是情真意切，常常以冷隽的睿智包藏着炽烈如火的感情.

      常言道，腊梅独傲霜雪,犹终归于土;牡丹，姣艳妖姿娆，妩媚动人，毕竟有衰老之时;唯艺苑中的风格之花，可百态，姹紫嫣红，永葆其美妙之青春。“高、 大、深俱不及”的杜诗， 忧愤深广的鲁迅小说，莫不对现实生活有着千深刻反映，享有令人仰之弥高、思之弥深的风格。

——摘自《写作技巧八十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