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忆秦皇，虎视傲东方。一朝灭六国，功业盖穹苍。
——唐·李白·《怀古》
公元前221年，随着最后一任齐王的献城投降，秦军将士的战靴终于踏进了位于临淄的齐国王宫，这个由姜太公所建，立国800多年的古老王国终于屈服在秦国的铁蹄之下，也标志着原战国六国的广袤国土完全纳入了秦国的统治之下。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一个真正的大一统王朝国家，“功业盖穹苍”即是诗仙李白对秦始皇统一六国这一重大事件的称赞。从此，自秦朝以后，中国历史上虽然多次出现动乱分裂，最后却始终归于统一，使得中华民族的血脉和文化延续至今，不绝其祀。
让中华民族多次在战乱分裂中多次浴火重生，把广袤国土始终保持成一个完整版图，并形成了独特历史文化的根源，就是“大一统”。
“大一统”出处典籍在于战国时期的《公羊传·隐公元年》：“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唐人徐彦为《公羊传》作疏云：“王者受命，制正月以统天下，令万物不一一皆奉之以为始，故言大一统也。”可见，《公羊传》所说的“大一统”，是指周代立国，天下以周文王即位的那一月为正月，以尊重周王朝统一天下。这里的“大”为尊重之意。而随着历史的发展，“大一统”逐渐成为了王朝统一统治全国的概念。《后汉书·王吉传》云：“《春秋》所以大一统者，六合同风，九州共贯也。”
与周代分封制下诸侯国各行其政的象征性的，松散形式的“大一统”不同，秦国统一天下后，在全国实行了相对先进，管理层次更加清晰分明的郡县制，政由上出，真正把“大一统”落实在了国家制度上。
我们从历史的发展脉络可知，任何一种思想或制度，都是对前人的实践经验不断总结、改进、发展得来，“大一统”也并非秦始皇及其属下官员凭空发明而来，而是经过了前代无数岁月逐渐成形的。
一、宗族制度：“大一统”的起源与发展的“母体”
人类历史上，很早就出现了以血缘关系为联系的宗族。基督教圣经《旧约》中第五章《亚当之后裔》系统地介绍了亚当的子孙后裔不断繁衍，形成了一个以亚当为共同祖先的宗族。而中国在上古时期，则形成了以黄帝为共同祖先的族裔，并产生了原始的宗族制度。根据《史记》中的记载来理顺，我们可以看出，尽管实行禅让的尧、舜、禹并不是直接的父子关系，但他们之间却存在着相同的血缘关系。
由此可见，上古时期的中国，形成了一个以黄帝后裔家族为统治核心，统治本族裔部落和其他部落原始宗族制度。当这个宗族强大起来并对外扩张的时候， 宗族的统治者就将其统治意志施加于所征服的区域中。
《史记·五帝本纪》记载，黄帝吞并炎帝部族，击败蚩尤后，“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并“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用左右大监来监督其他部落，显然是用以保证其他部落对黄帝部落的服从，将黄帝及其后裔的统治集团意志施加在所征服的部落中。而在尚未走出原始蒙昧的上古时期，统治者对领地的控制手段主要是依靠宗族制度，它要求本宗族和其他臣服宗族的族人对统治者服从，依照统治者宗族的意志行事，而统治者也不会允许本宗族和所统治的其他宗族出现分裂背叛的情形。如帝舜时代，在治水完成后，把不同的部族分封到九州不同地区，并要求诸侯“祗台德先，不距朕行”，即要求诸侯不要违背帝舜的统治措施，还让禹确定了不同地区的功能和赋税标准。
就这样，“大一统”就从它的“母体”——宗族制度中自然而然地孕育起来。
当然，此时的社会还处于部落状态，宗族制度也处于原始形态，嫡长子继承制和大小宗制尚未形成成熟制度，“大一统”也处于朦胧的萌芽时期，但它却为中华民族延绵千年而不绝的家国情怀奠定凿出了源头。
二、夏商周三代：“大一统”雏形初现
夏商周三代是古代中国宗族制度逐渐发展、成形、成熟的时期。伴随着宗族制度的成长，“大一统”也逐渐成形发展。
我们从前所言《后汉书·王吉传》对于“大一统”的诠释可知，“大一统”强调天下共同遵守同一种稳定而有序治理模式，方能够“九州共贯”，而宗族制度的发展成熟，则为“大一统”的成长提供了温床。
夏、商两代的天下形势，主要是一种松散的军事联盟，并没有形成完整固定的国家形态，但由于宗族制度在这段时期的进一步发展，其中两个重要特点——嫡长子继承制和大小宗制得以正式确定。嫡长子继承制确定了宗族内核心统治者的身份，大小宗制明确了统治和被统治阶层之间的关系。这两个制度的确定，使得社会治理模式成为一种稳定的秩序。在这段期间，有件值得注意的事是商汤灭夏桀而称帝后，“乃改正朔，易服色，上白，朝会以昼。”，即商汤将夏代历法中以寅月为岁首改为丑月为岁首，在服饰上崇尚白色，在白天举行朝会。这说明商代统治者在统治制度上要求天下遵从其规定，正符合“大一统”中的“九州共贯”之意，“大一统”开始展现出了它清晰的轮廓。
至周代，在宗族制度的基础上，分封制诞生了大批脱离了部落形态，具有国家意义的诸侯国，在这种看似散乱的天下治理模式中，却正是“大一统”大发展的时期。
《左传·昭公二十八年》载:“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国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国者四十人，皆举亲也。”。至周公执政期间，又进行了一次分封，《荀子·儒效》曰：“（周公）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
从以上记载可以看出，周初统治者的大量分封诸侯，将姬姓统治阶层宗族族人广泛散播到广大的地区中，由于占诸侯多数的姬姓王族与周王室有着天然的血缘关系，使得这些被统治地区与周王室之间产生了明确的族群认同，即便是非姬姓封国，也要施行周王室制定的国家制度。这样，就形成了一种有着广泛的族群认同和统一制度的国家制度的天下形势。另外，由于所分封的大量诸侯为姬姓王族，“天下”的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周王室宗族的“家务事”。周天子为“天下”共主，各诸侯国服从周天子的统治，实行统一的国家制度，正所谓“六合同风，九州共贯”。可以说，“大一统”雏形初现。
三、春秋战国：“大一统”的成长与成人礼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诗经·小雅·谷风之什·北山》
春秋战国时期，天下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随着诸侯国之间的攻伐兼并加剧，“大一统”在这段时期成为列国贵族士大夫们的政治共识，不但付诸于行动，而且见诸于文字。
在春秋和战国这两个不同历史阶段，天下形势不同，“大一统”的表现形式也有所不同，概况来说就是春秋时期的尊王攘夷和战国时期的灭国兼并。
尊王攘夷：春秋以王之名的“大一统”
“大一统”在春秋时期的具体表现就是“尊王攘夷”的霸王之道。“尊王攘夷”分为“尊王”和“攘夷”两个部分，“尊王”即承认周天子的领导地位，并维护其领导地位。“攘夷”则是在“尊王”的前提下，取得周天子承认的对诸侯的领导地位后，以“诸夏”之首的身份对“非我族类”的夷人进行战争。这种做法，传递出了一种极其明显的在统一的领导者领导下的同一族裔对抗其他族裔的特点，维护了名义上的周天子统治下的天下一统局面。自春秋首霸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实行了这一以王之名的“大一统”后，有实力的大国纷纷效仿，成为春秋时期的“大一统”模式。
“大一统”以“尊王攘夷”的形式表现，主要原因是春秋时期虽然周天子权势衰微，但作为天下共主的政治惯性仍在，“尊王”是一种政治正确行为，大国需要以周天子的名义来占据政治道德高地，方能够领导其他诸侯，这与三国东汉末年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在本质上是一样的。
灭国兼并：战国一统天下的“大一统”
战国时期，攻伐兼并加剧，无数小国被大国吞并，由此造成了原有的大国之间的缓冲地带不复存在，大国之间直接接壤。各国不得不求存图强，以期壮大自身，避免被强者吞并，并谋求吞并弱小。在这段时期内，“大一统”进一步演变，不再假周天子之名——周王室也成为了吞并对象，成为了大国直接吞并，施行自己统治意志的真正“大一统”。这种情形下，就出现了秦始皇横扫六合，吞并八荒的征服。
秦国对六国的征服，从表面上看，似乎与古罗马帝国的对外扩张相似，但我们从族裔的角度上来看，罗马帝国的扩张是罗马人对于其他民族的征服，而在重视“非我族类”的“华夷大防”的古代中国，祖先早在殷商时代就成为贵族的秦国嬴姓及秦人并不被其他六国视为外来蛮夷，这是发生在华夏族之间的战争，是同一民族内的统一之战，这为“大一统”提供了族群和文化上的认同。
值得一提的是，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虽然思想不同，主张各异，但他们的思想和政策，无一不是为实现“大一统”而服务，如儒家以制“礼制”、施“仁政”、行“王道”，以实现“天下大同”，为“大一统”下提供思想基础；法家以“势”、“术”、“法”之道建立法治理论，为“大一统”提供律法基础 ；至于兵家，更是直接为实现“大一统”提供军事思想和手段。可以说，百家争鸣为“大一统”提供了思想精神和实行手段上的养分，而秦国的一统天下，更是为“大一统”举行了“成人礼”。
中国历史上的“大一统”，是以华夏民族宗族制度为根基，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不断注入了先贤哲人的沉思和帝王将相乃至人民的血泪，逐渐演变为中华民族高度的民族认同和家国情怀，延绵至今，永镌于血脉之中，这也是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结晶和屹立千年的魂灵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