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着两场大雪，气温急剧下降。
中午下班，我步行回家。路两边已冻得梆梆硬的厚厚的积雪反射着晴好的阳光，明亮而刺眼。风不算大，却尖利如小刀，割得脸生疼。
上了桥，我习惯性地向左前方的街心花园望去。
呀——那个老人又回来了！
从第一场雪到现在，他整整消失了十几天，现在居然再次出现了！他像以往那样，身穿深色的棉衣棉裤，头戴深色的雷锋帽，手带看不出颜色的棉线手套，坐在他曾经每天坐着的长木椅上，低着头，正专心地拧着什么东西。
两个多月前，这个老人开始出现在桥头街心花园的长木椅上。每次看到他，总见他低着头，用钳子或是扳手之类的工具很认真地在拧着一些东西。他几乎从不抬头。看他认真仔细的样子，像是在做着一件极其精巧的工艺品。他的旁边，形影不离地停放着一辆很小的平板车。平板车上捆扎着一摞花花绿绿的破衣服烂布头儿之类的东西。东西虽然破旧不堪，却捆扎得整整齐齐，一丝不苟。
因为离得远，我始终没有看明白，他到底在做什么。只是，每次看到他坐在那儿，低头干活，我总忍不住猜想：这么冷的天，他为什么每天都要坐在路口风地里？很显然，他坐在这儿，不是为了晒太阳取暖。因为，路口风大，这儿实在不是个晒太阳的好地方。
远远望去，看不清他的五官，但看他瘦削的身形和头脸的轮廓，往少了说，也得有七十多岁了。年过古稀，该是安享晚年的时候了，他怎么每天坐在桥头受冻，而且好像一天到晚总有干不完的活？
我心中的疑问与日俱增，决心去问个明白。
不料，连着两场大雪，他十几天都没有露面。这十几天来，每次从桥头经过，看到那个空空的长条木椅，看到木椅旁边厚厚的雪地里露出的花花绿绿的破布片，不知怎么，我心里总有些不详的预感。
现在，他居然又出现了，而且，依然是头也不抬地忙着手里的活。
我快步从来来往往的车流中穿过，来到了他的面前。
“你在做什么呢？”看到他正在拧着几股铜丝，我弯下腰问道。
“剥铜线。”他说，没有抬头，也没有停手。
“你家在哪啊？”我想，他身上的衣服虽然破旧，却并不邋遢——他不应该是个无家可归的流浪者。
“别问我家！”他很干脆地说。依然没有抬头。
“那你家离这儿远吗？”我想，如果不远的话，他晚上总是可以回家的。
“别打听这个！”他竟有些不耐烦了。也许，曾经有人也这样问过？但他对这个问题这么反感，还是让我觉得有些反常。
想了想，我又试探着问道：“那你晚上住在哪？”
“走到哪就住到哪。”他说。语气平和了些。
走到哪就住到哪——那岂不是无家可归？我看看他身后迎着阳光也不肯融化的积雪，心中满是担忧。便忍不住又问道：“那……你怎么吃饭呢？”
他抬起头，看了我一眼，指了指旁边放着的一个编织袋，说：“我捡废品，收拾收拾，卖了，也就够我吃了！”说完，他低下头去，继续拧着手里的铜丝。
见他手里的几股铜丝被他用钳子拧成麻花状，平平整整，这手活还真是够精巧的呢。好奇心又起，我真想问问他以前是干什么的。
没想到，不等我问，他倒先开口了：“我有病，不能和孩子们在一起生活……”
我更加疑惑了。有病了正需要照顾，怎么就一个人出来了？他应该是有孩子的，而且还不止一个。难道他的孩子们就那么狠心，任由他在外边流浪，不管他吗？
“我双肺肺结核……心脏病……糖尿病……大小便失禁……”他一边拧着铜丝，一边说。语调很轻松似的。说话间，他偶尔抬起头来看看我。我清楚地看到，他红红的眼眶里盈着一丝泪花，不知道是因为冷风吹的，还是说到了病患，心中难过。
“要不是这病，我早就出去干活了！”他抬头笑了一下，继续说，“有人要我去干活，我没答应。你想啊，正干着活呢，急着要上厕所，不是耽误人家的事吗！”
我看看他身后不远处的公厕，终于明白，他为何要选择这个地方了。
“你以前是做什么工作的？”听他提到了“干活”，我想，问问工作，总是不犯他的忌讳的吧？
果然，他竟高兴起来了。他抬起头来，颇有些自豪地说：“我是水电工！我的活干得好，请我的人可多了呢！”
听他如此说，我看看椅子上放着的扳手、螺丝刀之类的工具，心想，果然不错，他可不是个普通的流浪者，他是有手艺的人呢。
他停下了手头的活，骄傲地继续说：“村子里的人谁不羡慕我？我有四个儿子，我给他们娶了媳妇，还给他们一人盖了一座房……”他突然顿住，不说了。
我站着，静等他的下文。
他低下了头，继续把手中捏着的几根铜丝往一起拧。好一会儿，才又喃喃地说：“现在老了……又一身的病……没用了……”
我心中疑惑，不明白他在劳碌了大半辈子之后，是儿孙们嫌弃他把他撵了出来，还是他自己为了活得有尊严，不愿拖累孩子们，自己偷偷离开的。
我看他难过，再也不敢多问什么，唯恐引起他更多的伤感，只得满怀关切地说：“天儿太冷了！你要注意身体！”
“没事！”他又抬起了头，眼中泪光闪动。两颊深陷的脸上，却又分明带着微笑，“我不怕冷，冷点儿没事的！”
想到他一个年过古稀的老人，正应该儿孙绕膝，安享晚年，却落得风餐露宿，流落街头。我找不出什么话可以安慰他，只得再次干巴巴地说：“天太冷了！你要多保重身体啊！”
他裂开没牙的嘴，笑了：“好的好的，谢谢你啊！”
告辞离开的时候，一个站在旁边默默地听我们谈话的胖胖的老太太，也一声不响地离开了。
不久之后，又下了一场雪。
雪后，那个老人再也没有出现过，一直到现在。
每天，从桥上走过，我总忍不住向街心花园张望，希望看到一个身穿深色棉衣棉裤，头戴深色雷锋帽的黑瘦的老人，正低着头，专心致志地整理着电线，拧着螺丝，或是擦拭着生了锈的合页。
“也许，”我满怀希望地想，“他的儿子们终于不忍心自己的老父亲独自一人在外流浪，把他接回家里去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