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认识和消除贫困——读齐格蒙特·鲍曼著《工作、消费主义和新穷人》

贫穷是如何产生的?对此长久以来的看法是,懒惰是贫穷的根源。作者以后现代的批判思维,打破了这种传统观念,指出工业化以来,工作伦理和消费主义导致了新穷人的产生。尽管这本书的第一版出版于1998年,而其中的分析直到今天仍有相当的借鉴意义,足见作者对社会问题的见解深刻和卓越的前瞻性。

一、工作伦理

(一)工作伦理改革运动

随着人类进入工业时代,一场引入工作伦理概念(或者说实践“绩效原则”)的道德改革运动也在进行。该运动实际上是以崇高的道德为名,使劳动者在工厂中遵守纪律和绩效的严格限制。

工作伦理的普及造成了,在追求增长和征服自然的过程中,只有对利益的孜孜以求,传统的人文关怀则被摒弃,所有阻碍或迟滞人类进步的都是不道德的。

(二)前提和假定

工作伦理本质上是一条戒律,它有两个外显的前提和两个内隐的假定。

两个前提是:

1. 付出才能得到;2. 不思进取可耻。

两个假设是:

1. 绝大多数人都有能力工作,通过工作可以维持生活;

2. 被公认有价值的工作是可以买卖的,并可从中获得薪水。

在工作伦理的观点下,工作本身就具有价值,是一种崇高且鼓舞人心的活动。哪怕看不到任何收益,也应该继续工作。工作即正义,不工作是一种罪恶。工作是人类的一种正常状态,不工作是不正常的。大多数人都在努力履行着自己的责任,而那些有能力却因种种原因不工作的人分享他们创造的成果并不公平。

(三)最小化原则

工作伦理希望一石二鸟,既解决工业化所需的劳动力,又可以简单地摆脱穷人。

并非所有人都能上工厂的流水线,总有些老弱病残不能适应工业化就业的严格要求。那么,就必须为这些人提供生活必需品。

为了大量减少穷人,工作伦理主张:任何环境下的任何工作都是唯一体面的、道德的、可行的生存方式。因此,社会向无收入者提供的援助应当符合“最小化原则”(principle of less eligibility),这意味着那些依赖救济而非工资收入的人享有的生活质量,必须低于最贫穷、最悲惨的劳动者。这样,被救济的穷人生活更加悲惨,雇主则不用担心劳工的反对与不合作,更加肆无忌惮地加大了对他们的压迫。

二、消费者社会

(一)金钱至上

在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和令人窒息的工厂纪律压力下,劳动者越来越无法保持对工作高尚特质的信仰。于是,与其宣扬通过努力工作获得道德高尚的生活,不如实际一些,告诉大家这是赚更多钱的手段。现在,衡量人们声望和社会地位的是工资的差别,而不是在道德标准衡量下的勤奋或者懒惰。

社会生存质量的权力斗争变成了获得更多金钱的斗争,这对现代工业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经济水平评判人的价值和尊严的倾向,也把现代社会从生产者社会转向了消费者社会。

(二)不稳定的产品及工作

在过去,个人的社会定位非常清晰。工作技能、就业场所以及职业规划是人们社会身份中最主要的决定因素。不管是个人的社会身份,还是个人的职业生涯都是平稳的、持续的,并且二者也非常地契合。

随着社会地位越来越得到关注,人们害怕过于牢固的身份认同,也随之产生了变化多端、无限创新、飘忽不定的消费品市场。无论是耐用品,还是易耗品,消费品就没有被设想为永久存在,自然也不可能提供什么“终身服务”了。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雇员逐渐从资产变成了负债。科技的进步已不需要更多的人,就可以增加利润。公司对劳动力的选择更加广泛,不再依赖于大量的本地劳工,也常常通过裁员实现业绩目标。这样,穷人通过劳动致富并不那么容易,生活反而更加艰难。

目前的全球趋势是“通过大幅减少产品和服务的寿命,以及提供不稳定的工作(临时的、灵活的、兼职的工作),将经济导向短周期和不确定的生产”。长期的、有保障的、确定性的工作已经很少见。工作已经成了短期的合同制,或者干脆是兼职,美其名曰“灵活就业”。而这个时髦的概念所代表的是一场几乎没有任何规则的雇佣和解雇游戏,而且就算是在游戏中,单方面也可随时更改规则。

(三)贫穷成为罪恶

穷人的长期存在往往被解释为缺乏工作岗位或缺乏工作意愿。实际上,充分就业的情况下也存在贫困,因此贫困现象不能用工作伦理的传播不充分来解释。而工作伦理却把穷人的悲惨遭遇归咎于他们不愿意工作,指控他们道德沦丧,把贫穷说成是对罪恶的惩罚。

贫穷不仅带来物质匮乏和身体上的痛苦,也会影响心理健康。如果无法达到体面生活的标准,人们就会产生羞愧感和负罪感,并以暴力行为、自惭形秽或兼而有之的形式表现出来。在消费者社会中,穷人没有机会过上正常生活,更不用说过上幸福生活,成为有缺陷的消费者。

(四)劳动价值论失灵

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中,需要更多的劳动力以增加产量,自然可以把工作神话为人类的最高职责、高尚道德的体现、法律和秩序的保障,以及治愈贫困的良方。对于如今流行的精简型、小型化、资本和知识密集型产业,劳动力过剩则被视为灾难。劳动力制约了生产力的提升,这直接挑战了曾被奉为经典的斯密-李嘉图-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现在的技术进步是以劳动力的替代和淘汰为标准,所以经济增长和就业率的提升,实际上是相互矛盾的。

无论国民生产总值(GNP)和国内生产总值(GDP)的统计数字多么振奋人心,工作岗位仍在持续流失,徒劳寻找工作或因绝望放弃寻找工作的人持续增加。连带着“失业”这个概念的内涵也发生了变化,“过剩”这个新词已替代了“失业”。

当然二者还是有一些区别的:“失业者”虽然暂时没有工作,但一旦环境好转,他们就有望回到生产者的行列。“过剩”的人则不同,他们无法重新就业,是多余的,不被需要。无论是现在还是可预见的未来,他们都不能增加社会的财富,只是会增加社会的负担,消耗公共支出。以现实来说,如果他们不存在,经济会更好。

三、新穷人

穷人曾经是后备的劳动力,促进了以工业为基础的经济的发展。然而,在“后现代”的消费者社会,经济不再需要大量的劳动力,穷人本身也被视为有缺陷的消费者。因此,有史以来第一次,穷人成了彻底的麻烦。于是,针对穷人的歧视也不可避免。

(一)对穷人的歧视

1. 污名化

穷人本来指的是那些辍学者、无业游民和未婚生子靠社会福利生存的年轻女人。

在申请福利时,长期实施的经济审查是对福利领取者的污名化。它传达了一种信息:需要援助是一种失败的标志,意味着达不到大多数正常人能达到的生活标准。因此,申请福利等于承认失败。

不仅于此,穷人还被描绘为懒散、罪恶、缺乏道德标准的人。污名化使穷人失去了道德上的同情。

2. 把福利看作是穷人的特权

福利国家是把劳动力再商品化的手段,使劳动力达到能够售卖的水平,以便闲散的人能够重新开始工作。它本来是一项明智的、有利可图的投资。然而,时过境迁,现在它越来越像是一个错误的理念,在无端浪费纳税人的钱。

美国引领着世界去福利化的浪潮,其贫富的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劫贫济富的收入再分配势不可挡。不仅议员们热衷于削减福利,连受益于“平权法案”的非裔中产阶级也不愿承认自己的成功是因为得到了帮助,也强烈要求取消帮助穷人的“特权”。

(二)如何消除贫困

1.  消除贫穷的歧途

基于眼不见为净的原则,美国对于消除贫穷采取的策略是,在穷人的判定标准上做文章,即缩小穷人(官方认定的有资格接受援助的人)的数量。只要被判定的穷人不存在,那么就不会有负担。更过激的办法是,直接把穷人赶出正常的世界,不管是驱逐出境,还是流放到遥远的监狱或集中营。

当然,这些都是治标不治本的过激做法。

2. 重新认识工作

作者从工作本身的认识出发,提出了消除贫困的新建议。

作者认为,工作并不等同于有偿工作。比如,许多女性从事的家务劳动,维系社区关系的一些活动都应该被视为工作。

3. 工艺伦理

为了把工作从以市场为中心中解放出来,就必须以工艺伦理(ethics of workmanship)取代劳动力市场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工作伦理。将收入权利与收入能力脱钩,工作与劳动力市场脱钩,不再只追求效率、产量和经济增长,而无视其增长过程中对人类生存环境和自然环境造成的损害。

这种恢复人类天性的乌托邦式的想法也许很难实现,也未尝不是对目前人类社会发展模式的一种未雨绸缪的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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