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失意的王爷们：汉城阳景王刘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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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刘姓不王”是汉高祖晚年坚持的一项政策。史传其遗言：“安刘氏者，必周勃也。”显系后世附会之词，是用伟人的先见之明证实周勃等人诛灭吕氏的正义。实际上，依刘邦的想法，刘姓王遍天下，缓急拱卫中央。刘氏自安，何劳他姓？

盘算差点落空。当吕氏坐大，刘氏倾危之际，真正挺身敢斗的刘姓，只有高祖的两个孙子——齐哀王刘襄和城阳景王刘章。其余藩王，包括高祖弟楚王刘交、侄子吴王刘濞，以及两个儿子——代王刘恒、淮南王刘长，无不按兵不动，坐观成败。真正可靠的还是齐国一系。尤其刘章，居功至伟，起到的作用还在周勃之上，实为兴复汉室的第一功臣。

刘章乃齐悼惠王刘肥之子、齐哀王刘襄之弟，年少宿卫长安，实系齐国交给吕后的人质。史言其“有气力”，曾于一次宫廷宴饮中担任酒吏，以军令行酒，斩一逃酒的吕姓，诸吕惮之。然而，吕后对这个豪气冲天的少年却十分器重，以儿子蓄之，妻以赵王吕禄女，封为朱虚侯。这桩政治婚姻，充分体现了吕后晚年“刘吕合体”的政治设计。但是，真英雄又怎会受红粉牢笼所困！领受吕氏厚遇的同时，刘章并未放弃中兴刘氏之志。做了吕禄女婿，反而更有利他刺探吕氏内情。他曾在吕后面前咏《耕田歌》：“深耕穊种，立苗欲疏，非其种者，鉏而去之。”歌词一语双关。所谓“非其种者，鉏而去之”，既可视作对吕后迫害刘氏行为的讽刺，也可理解为替刘氏复仇的决心。听罢，吕后默然而对，却终未罪之，宝爱之情可见一斑。

薨前，吕后深诫诸吕“大臣恐为变”，而虑不及刘氏。楚王刘交、吴王刘濞、代王刘恒、淮南王刘长等刘姓强藩后来的“守成”表现，也的确不脱她的预料。多年来对刘章的加意笼络，也让她对齐国一系比较放心。吕后薨，吕氏同长安城里的反吕势力虽俱怀吞灭对方之心，但一时都按捺不发，政局因之仍能维持微妙平衡。此时，正是刘章将朝中虚实尽告僻处东方的刘襄，约为内应，终于坚定了刘襄起兵的决心，由此一举打破僵局。

吕后二侄——吕产、吕禄本来分典南北军，尽掌京师兵权。后来周勃虽用计从吕禄处赚得北军，但仍顾虑吕产握有南军，恐不胜，不敢公言诛吕，仍旧按兵不动。等到“吕产欲入宫控制皇帝”的消息传来，刘章深感事不可测，情急之下再三请缨，终于从周勃那里争得“领兵卫宫”之令。然而，当时敌情不明，周勃拨与刘章的，仅区区千余人。试想，以如许兵力，若临南军数万之众，岂非螳臂当车？幸好，吕产急于入宫，不及征发南军主力。刘章喋血未央宫门，追杀吕产于郎中府吏厕中。事犹未了，刘章马上又劫持了皇帝所遣宣谕“罢斗”之命的谒者，凭其节信驰斩长乐宫卫尉吕更始。吕氏的军事力量至此被彻底剪除。

这已远非周勃原先军令所及了。见刘章立此大功，勃当时也只得拜贺辕门、叹赏不已。

只是，等到败者尽灭，胜者考虑善后问题的时候，周勃、陈平等人却又换了一副面孔。他们先借晓谕齐国罢兵的差使支走了刘章，然后出于持权固位的私计，定策迎立根基浅薄、似易掌控的代王刘恒。所谓琅琊王刘泽进言“刘襄母舅驷钧凶暴、刘恒外家薄氏良善”云云，只是托词。事后证明，刘恒并不仁弱，反而善于“以柔克刚”，其舅薄昭也根本不是什么善与之辈。等到齐国收兵，刘章返朝，面对既成事实，也只能无可奈何。

不但未能扶持刘襄登基，后来论功行赏，落到刘章与其弟东牟侯兴居头上的好处，也不是原先讲妥的封赵王与梁王，只不过各益封二千户罢了。对比周勃所得“赐金五千斤、食邑万户”的封赏，实在差距太大。

待齐哀王刘襄死后，刘章终得封王，封地却是城阳郡。这本来就是齐国的领土，先前齐悼惠王刘肥摄于吕后威压而奉上该郡，为鲁元公主（吕后女）汤沐邑。吕氏灭，鲁王张偃（鲁元公主子）被废，城阳郡一度被归还齐国。如今，孝文以齐国之城阳郡封刘章、济北郡封刘兴居，此其“弱齐”之策也。章与兴居以功高赏薄，居国常怏怏，蓄意谋反。孝文帝四年，同一年里，刘章不及反而死，兴居则谋反失败自杀。

刘章生平每自号“将种”。观其乘时起，挺身斗，破袭吕氏，宛如旋风，确有大将才。可惜所生非尚武时代，又始终因志气为人所惮，不得尽展长才。但他后来被齐地百姓奉为偶像，自琅琊、青州六郡，至渤海都邑，乡亭聚落，皆为立祠，后虽在汉末遭济南相曹操禁毁，民间祭祀仍不绝如缕，直到元代尚存古祠残迹。此种礼遇，却是那些打压他的人都远远及不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