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2年，受到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弗朗茨·约瑟夫召见的弗洛伊德欣然赴约——在《梦的解析》发表三年后，他终于跻身官方认可的“杰出教授（Professor Extraordinarius）”之列。当然，只有傻瓜才会声称自己知道一个世纪以前的弗洛伊德当时在想些什么，但我大概能猜到他那时没有想到的。在向皇帝致谢后，弗洛伊德可能想象不到30年后他还与另外两位英国皇室成员有所交集——菲利普亲王的母亲爱丽丝公主（Princess Alice），以及伯母玛丽·波拿巴公主（Princess Marie Bonaparte）。
玛丽公主是拿破仑的曾侄孙女（拿破仑三弟吕西安·波拿巴的曾孙女）。她的母亲在生下她后1个月就去世了；她的父亲将她交给奶奶照顾——公主的奶奶是个无可救药的势利眼，并且坚信拿破仑的后代不该与其他孩子待在一块儿。玛丽于是被孤立了，不快乐但自小聪慧过人。7岁的时候，她就已经能写字画画，而且才思敏捷，创造出的故事与插图填满了一个又一个笔记本(Bertin,1982; Bougeron & Bourguignon,2000 ; Grosskurth, 1982)。
玛丽公主的家族在蒙特卡洛（摩纳哥最大城市/赌城）拥有自己的赌场，显赫的背景让她在当时成为了一位备受各家皇室关注的联姻对象。在父亲的示意下，玛丽公主被安排嫁给希腊的乔治王子（Prince George of the Hellenes）。
当时玛丽公主早已心有所属，而乔治王子也有自己的烦恼。然而为了生下能够继承希腊王位的后代，他们不得不进行夫妻间的例行公事——新婚之夜，王子因此向公主表达了歉意。乔治王子对女人不感兴趣，因为他狂热地迷恋着自己的叔父瓦尔德马王子（Prince Waldemar）。两相对比，妻子的美丽黯然失色。
玛丽公主接连找了一连串的情人，其中还包括一位法国总理（乔治王子对此似乎并不介意）。然而，数量不代表质量：玛丽公主从来没能有过一次完全满意的性体验。我们现在能这么详细地知道她的私密生活，是因为玛丽公主本质上是一位学者。当她意识到自己在性方面存在问题后，她便决定研究女性高潮，并在1924年以“A.E Narjani”为笔名，基于与熟人之间的访谈，发表了一篇关于性冷淡的生理原因的杰出论文。
她的一位法国朋友雷内･拉福格（Rene Laforgue）是个精神病学家，他告诉玛丽说，冷淡是因为她的思维风格太男性化（masculine），并建议她去见见弗洛伊德。玛丽公主于是搭机飞去了维也纳，并来到了位于阿尔瑟格伦德区Berggasse街19号的弗洛伊德的家中。她告诉弗洛伊德自己有过很多情人，但他们无一能让自己满足。
当时已经70岁的弗洛伊德敬告她，自己已经老了，不是所有的部位都听使唤了——他指的当然不是自己的头脑——七十岁的弗洛伊德依然思维敏捷。玛丽公主握着他的手，讲述了自己的困扰。弗洛伊德为她开了不曾有过的先例——每次长达两小时的精神分析诊疗。一段柏拉图式的恋情由此展开。
弗洛伊德告诉玛丽公主，她之所以存在性方面的问题，是因为曾经目睹了〝原初场景（primal scene）〞：她回想起自己应该曾经看到过自己奶妈与人做爱。公主跳上自己的劳斯莱斯，回去找到了奶妈，并证实了弗洛伊德的想法是对的。此后他们的关系更加紧密了。
不过，在知道是原初场景造成性冷淡之后，公主的情况并没有因此得到改善。受到俄狄浦斯情结的启发，她突发奇想地试图验证一下是否真如那淫词艳曲里唱的一样：“乱伦的才是最刺激的(incest is the best)”。公主问弗洛伊德她是否应打破乱伦的禁忌，与自己的儿子试试能否获得性快感。一贯保守的弗洛伊德表示不赞同。公主采纳了他的意见。
弗洛伊德对玛丽公主十分坦诚。正是在写给她的信中，他承认道，自己从事精神分析几十年，对于女人究竟想要什么依然毫无头绪。
二十世纪30年代早期，弗洛伊德又与另一位英国皇室成员产生了交集，即菲利普亲王的母亲爱丽丝公主。公主在20岁时就已经成婚，1920年在科孚生下菲利普亲王之前已经有了4个女儿。在亲王还只有三岁的时候，他的父亲——希腊与丹麦的安德鲁王子（Prince
Andrew of Greece and Denmark）就被送上了军事法庭。希腊军方将输给土耳其的战争归罪于他，在国王乔治五世的介入下，安德鲁王子才免于死刑。
那之后不久，爱丽丝公主开始举止怪异，她声称自己接收到了耶稣和佛陀的感召。公主的母亲为此感到十分担忧，但同时也行动迅速——她咨询了一位专攻弹震症（shell shock）的精神病学家托马斯･罗斯（Thomas Ross），以及治疗过当时还是储君的乔治六世口吃问题的莫里斯･克莱格爵士（Sir Maurice Craig）。两位专家给出的诊断结果都是精神分裂症，并建议以精神分析治疗。
20年代末的弗洛伊德已经声名在外(Cohen,2012b; Eade,2011)。爱丽丝公主被强制送到了弗洛伊德的一位紧密合作伙伴，心理学家恩斯特·西梅尔（ErnstSimmel）位于柏林的特格尔诊所（Tegel Clinic）。但面对这样一位公开怀有敌意的病人，西梅尔的治疗进展缓慢。于是爱丽丝公主又被转移到了弗洛伊德的另一位弟子路德维希･宾斯万格（Ludwig Binswanger）开在瑞士克罗伊茨林根（Kreuzlingen）的疗养院。宾斯万格同样也认为她是偏执性的精神分裂症。
西梅尔与宾斯万格都就公主的情况咨询过弗洛伊德。后者认为爱丽丝公主的宗教通灵是性挫败的副产品，建议对她的卵巢进行X光照射，以杀死她的性冲动。爱丽丝公主抗议说自己没病，并多次试图逃离疗养院。公主隐姓埋名在欧洲各处游历，连续好几年都没有见过自己的儿子菲利普。
尽管与皇室有所来往，在华尔街崩盘后受到大萧条的影响，弗洛伊德还是陷入了经济危机。据他的女佣宝拉･菲希尔回忆说，那时候他已经不像往常一样定期购买新的西服了。研究弗洛伊德的人很少会关注到她的回忆录，里面揭示了他其实是一个衣着考究的体面人。弗洛伊德之所以陷入财务困境，是因为他投资建立的用于发行精神分析领域的图书、期刊的出版机构业绩不佳。玛丽公主曾赠予他2000美元用于帮补开销。
30年代中期，爱丽丝公主终于离开精神病院回到雅典，并屈居在一间两居室的公寓里。她最终成立了一个护理修女会，并在战争期间帮助了很多犹太人——要么是精神分析起了作用，要么她的精神状态从来就不像人们以为的那样糟糕。
母亲的经历看上去对菲利普亲王造成了一些影响。他克服了被双亲遗弃的创伤，并得出结论：如果自己不需要心理治疗就能扛过来，那么其他人也用不着心理治疗。在一次BBC的访谈中，他告诉主持人菲奥娜･布鲁斯说，人们应该坚强起来，就像他一样。
就在爱丽丝公主离开精神病院之后，弗洛伊德与玛丽公主的关系变得更加亲近了。两人都是忠实的爱狗人士。1936年末，玛丽公主把自己刚写完的一本书寄给了弗洛伊德。他告诉她说这是一部“动人而诚挚（moving and genuine）”的作品，反映了一位“精神分析学者对真相与知识的渴求（analyst’s thirst for truth and knowledge）”。
书的内容是关于公主那生了病的松狮犬。《托普西（Topsy）》确实感人，偶尔穿插有一些无厘头的片段，总体来说是一本关于公主的松狮犬是怎样备受癌症折磨的回忆录。一些章节的标题看上去有点东施效颦的感觉——“托普西与莎士比亚（Topsy and Shakespeare）”“在你族类的前线（On the Frontiers of Your Species）”“向太阳神的祈祷（Implorations to the God of the Rays）”。
因为主人家里是真的有矿，托普西也成为了世界上第一只接受过放射治疗的狗。弗洛伊德把公主的书翻译成了德文，并安排了自己旗下的出版社出版发行(Bonaparte, 1994)。
另一件关于他们友谊的测试始于一些有损弗洛伊德名誉的私人信件被要价赎买。弗洛伊德在1884到1904的20年间一直在使用可卡因。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听从了一位古怪的耳鼻喉外科医生威廉·弗里斯（Wilhelm Fliess）的建议。弗里斯认为，鼻子控制着行为的所有方面(Fichtl,1981)。
1928年，弗里斯去世后，他的遗孀写信给弗洛伊德，希望弗洛伊德把自己丈夫写给他的信还回来，以及想让他从自己这里花大价钱买回他写给丈夫的信。弗洛伊德没有那么多钱，所以玛丽公主买下了那些信。弗洛伊德想把信件毁掉，但公主拒绝了。她表示这些信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弗洛伊德非常气恼，但最终两人还是达成了一致。她保证不会拆阅那些信件，并且遵守了自己诺言。这些信直到1984年才被公开出版，那时她去世已经22年。
1938年3月，希特勒入侵了奥地利。作为犹太人，弗洛伊德的生命受到了威胁。玛丽公主成为了解救他的关键人物。她空降维也纳，把车停在弗洛伊德的家门口，这样盖世太保如果要去抄弗洛伊德的家就得先绕过自己这一关。当时她披着一条蓝色貂皮披肩，全身笼罩在时下最流行的香水“clouds of Stephanotis”之中，戴着白色的皮手套，拿着棕色的鳄鱼皮手袋——她的战袍堪称无懈可击(Cohen,2011; Markel,2011.)。
逃离纳粹的爪牙需要钱，而弗洛伊德没有足够的钱。公主出面帮忙打点好了一切，并安排了属于弗洛伊德的一些积蓄被偷偷装进属于希腊大使馆的外交邮袋里。如果没有这笔积蓄，他就不可能买到位于汉普斯特德的Maresfield花园的房子——那里后来成了他在伦敦的家。
1938年6月，玛丽公主还说服了一个名叫安东·绍尔瓦尔德（Anton Sauerwald）的纳粹分子签署了弗洛伊德和他的家人离开纳粹控制的维也纳所需要的文件。索尔瓦尔德感到受宠若惊，因为玛丽公主待他很好。他们两人还一起努力将弗洛伊德的部分藏书从家中搬走，并将这些书深埋在国家图书馆的深处。就这样，他们躲过了战祸(Cohen, 2012a)。
最后，在1938年6月，弗洛伊德全须全尾地登上了去巴黎的火车。玛丽公主见过他后，把他带回了自己家，在把他送上去往伦敦的火车之前，对他礼待有加。她还安排把他留下的书、他收集的古物和那张著名的做精神分析的沙发运到伦敦。它们现在都在弗洛伊德博物馆里。
在他生命的最后18个月里，玛丽公主拜访了他两次。他们最后一次见面是在1939年8月，那是一次悲伤的告别，因为弗洛伊德知道他将不久于人世。鉴于这段历史，毫无意外地，当弗洛伊德博物馆在伦敦开放时，主持开馆仪式的是亚历山德拉公主（玛丽公主的女儿）。
玛丽公主被认为是一位超越时代的精神分析学家。爱丽丝公主被犹太人尊为正义的异教徒（Gentiles），因为当她回到雅典时，她从纳粹手中帮助过很多犹太人。这两位公主最后一次见面是在伊丽莎白二世的加冕典礼上——爱丽丝公主穿着一套非常优雅的修女服装；玛丽公主大部分时间在和未来的法国总统弗朗索瓦·米特朗调情。我忍不住想，弗洛伊德如果在天有灵，作为一个精神分析学家，看到她俩，他一定会笑而不语。
参考文献
Bertin, C. (1982) Marie Bonaparte.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Bonaparte, M. (1994). Topsy.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1938 in Belgium).
Bougeron, J.P. & Bourguignon, A.(2000). Marie Bonaparte et la psychoanalyse. Paris: Honoré Champion.
Cohen, D. (2011). Freud on coke. London: Cutting Edge Press.
Cohen, D. (2012a). Bringing them up royal. London: Robson Press.
Cohen, D. (2012b). The escape of Sigmund Freud. New York: Overlook Press.
Eade, W. (2011). Young Prince Philip.London: HarperCollins.
Fichtl, P. (1981). La famille Freud au jourle jour. Paris: PUF.
Grosskurth, P. (1982). The shrink princess.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December.
Markel, H. (2011). An anatomy of addiction.New York: Pantheon.
Narjani, A.E. (1924). Considérations surles causes anatomiques de la frigidité chez la femme. In M. Bonaparte (1985).Female sexuality. New York: Grove 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