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越自卫反击战是我听到的与战争有关的第一个名词。那时候我还太小，没有学习历史，不知道世界上有战争这么回事，套红标题的报纸是大人的专属，我还没有认识足够的字，练就足够的耐心在字里行间寻找战争的踪迹。“法卡山“是从临近的院子里，一台被十几人簇拥的黑白电视机里听到的，因为看电视的人太多，不得不在前面加了一个放大镜，被挤在后排的边缘的我，看到的是播音员变了形的脸。
《高山下的花环》火红了一阵子，去电影院看电影是奢侈的奖赏，甚至是县城里的隆重节日。机枪的哒哒声我是在电影院的过道里和小伙伴玩闹时回头瞬间看到的，当然还有战士倒伏在掩体上，血从军帽下流出来。梁三喜的名字一直记得，赵蒙生确实忘记了。
六一儿童节，学校组织看电影，《闪闪红星》，《小兵张嘎》，《铁道游击队》，战争被称为“打仗“，被形象成游击队，鬼子，刺刀，机枪，烧毁的房子，宁死不屈的共产党员。之后，院子里的男孩子人手一把木制手枪，腰间威武的皮带，八角帽上的红五星，夏天里柳树枝编成的草帽，大点孩子不容置疑的指挥，这些是那个年龄写就的关于战争的印象。
二十多岁去豪华影院看战争大片，名字早已忘记，但是我确信我是被炮轰声惊醒的，战士们冲锋陷阵的场景没有激起我太多悲壮，大概如同看待时日“来日方长“一样，觉得战事，战火毕竟离自己太远，倒是脸上涂满炮灰，扶着伤员，在残阳中撤退的场景压抑了我好久。
头上是影院逐渐明亮的灯光，脚下是摸索的台阶，及至走到阳光刺眼的大街，刚才承载冲击耳鼓的地方缩小成一个小方盒子，而我也觉得恍如隔世。
鲜血没有进入我的梦中，倒是那一双双如炭一般乌黑的眼睛不时晃动在眼前。我想，也许我总是偏离大多数人追寻的价值，不太在意残忍血腥的同时，另外一种压抑像是森林里漫开的瘴气一般，弥漫在心里，因为我在问为什么，不是为什么打战，而是为什么人应该遭此劫难。
前苏联进军阿富汗 ，911之后美国进驻了阿富汗。电视报道多起来，“战争很遥远“，除了好像不痛不痒的几声同情，我为自己不能做什么而原谅了自己。那些镜头下崎岖的土路，坍塌的土房子，总让我想起二舅家里的窑洞，二舅一家已经搬进了砖砌的窑洞，虽然要土里刨食，但是还可以悠闲扛着锄头走向田间。可是电视中的贫瘠的窑洞已经布满弹孔，它们没有一丝被放过的命运。
爸爸的性格里宽容，知足占了大多数成分。他会说：“我们真幸福，六十多年没有战争，又生逢盛世。“，他对自己很满意。我不以为然，直到有一天翻看爸爸的传记，才明白那一句话的含义。
爸爸在他的传记里依稀记录了大他六岁的姐姐出生的情景。1937年，卢沟桥事变，已经逃往上里躲避的奶奶，倔强地挺着大肚子坚持回村里生产，众人苦劝不已，而奶奶说了一句话，日本人打来了，难道不让生孩子吗？爷爷给姑姑取了一个硬气的名字“振华“。普通的乡下农妇，她以为最平凡的生活已经没有剥夺的余地，可是她哪里知道，战争连仅有的一点都不放过。
奶奶的一句话在爸爸心里播下了战争的阴影，是任何别的战争大片所无法企及的，多少影响了我看待战争的视角，我是说，流血，悲壮，英雄，这些最多被提及的主题，淡出了我的思考，在我确实不能做更多事情的时候，也许还有很多值得思考的视角。
风笛呜咽，黑色棺木，覆盖着国旗，大型运输机，后盖开启，像是一个深深的，黑暗的洞，吞没了棺木。这是电视新闻里，运送在阿富汗牺牲的战士的场景，每有战士牺牲，镜头再次聚焦在黑色的舱口，我想，那个吞没棺木的舱口，是不是战士生命的分界线。随之而来的，会有带着贝雷帽的帅气照片，几个士兵在千疮百孔的土墙之间穿梭。
我又有点游离了，武器精良，迷彩服威武，耳畔有耳麦，肩膀上少不了对讲设备，头顶有夜视仪，这些包裹下的士兵并没有因为更加先进的装备而改变了战争本性：毁灭，战胜，剥夺，创伤。
那些将会站在命名的“英雄“桥的人们，手里挥舞着小的国旗，他们迎回士兵灵柩，在最后送别之际表示他们的敬意。
这也许是我最近一次听闻有关战争的消息，可能在“英雄”和“血腥”之外，还应该有更多的被人们忽略了的外延。
在我选读的几本书中，作者赋予了战争不同的理解。我很清楚，我不是在猎奇，作者有权利选取一个侧面来展现战争，可是我却是看到了和媒体不大相同的东西：那就是战争对人的摧毁不仅仅在肉体的消灭，更多漫延的剥夺造就了在不可保证成其为人的前提下，制造出一系列的扭曲。
毛姆笔下的《凛凛不可犯》中，即便远离战场的地方，人们的生活被战争波及。倔强的法国女孩不满路过的德国士兵而遭遇强暴。大兵汉斯后悔至极，在之后的日子里，凭借一己之力，接济女孩一家，度过战时窘迫的物质匮乏时期，并且答应迎娶女孩，照顾即将出生的孩子。就在一家人迎接新生儿到来之时，女孩独自来到房子后边的河中，把孩子沉入河中。
在汉斯惨叫一声的时候，我分明感到唯有战争才会滋生如此大的仇恨，仇恨在战争中被无限放大，蓄谋已久的报复在巨大的隐忍下一步步付诸实施。我写下书评，命名为“仇恨永远不缺报复”。
《西线无战事》的作者是埃里希·玛利亚·雷马克，他本人于1916年从高中直接应征入伍。战争给与十八岁年轻人的不仅仅是血腥的场面，而是在肉体之外，无尽的精神折磨，不，是剥夺。他笔下的保罗，目睹惨烈场面，更多的冲击来自他对信念的动摇，对价值观坍塌，对希望渺茫的无助，无根，这些是远远多于周边生死目睹的恐惧。剥夺，毁灭是作者用的最多的词，人不再成其为人，这是战争最大的罪恶。”公开而不留情面地将战争描写为对生命巨大的敌意和残忍，痛苦的野蛮之海。”这本小说可以说引领先河。
法国作家让-克利斯托夫•吕芬因《红项圈》而荣获龚古尔奖。一位战争英雄不惜冒着被判死刑的危险，疏远自己的女友，不愿意见自己和女友共同的儿子，唯有戴有红项圈的狗忠实守候在关押的监狱前面，对着可能对主人造成伤害的人狂吠不止。负责审问的法官不得其解，多次访谈，才知道战争摧毁了他的信任，滋生了傲慢，把他推向了玩世不恭，自己制造僵局，试图逃避的境地。
《战争哀歌》的作者是越南作家保宁，他与埃里希·玛利亚·雷马克一样，都有战场经历，可以说，他们借助小说，说出了那种不可名状的痛苦。有趣的是作者的父亲朗读《凉州词》“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来庆贺《战争哀歌》在越南出版。小说如同《西线无战事》一样，超越了仅仅反映”马革裹尸“的凄惨，它的内核是关于逝去的青春，关于美和伤痛。相比于保罗，尽管作为战争的幸存者，主人公阿坚在幸运中体会的是更大的不幸：阿坚越觉得自己不是活着，而是被困在这人世间。希望的丧失是战争的最大伤害。
小说总有或多或少的虚构，但我有理由相信，现实的残酷会远远高于笔下的场景。
战争不再是胜利，失败这么简单，它的剥夺，毁灭，对人性的轰塌般的扫荡是需要被重新认识的，在没有守护住最基本的底线：“成其为人”的假设之下，过多地讨论战争起因，正义不知道还有多大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