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期，去看看汪曾祺的烟火世界，一场家常小宴席，走起……
家常语言
汪曾祺的语言是很简练的，他描述一件事一个人或是一件物，都是多一个字太多，少一个字就讲不清楚，刚刚好。
有些作者以文字的精巧繁复见长，但在汪曾祺的作品里，你却很少能看到语意深奥的长句，大多都是简单的短句。就算是在抒情的节骨眼上，他也好像生怕别人嫌他啰嗦，不肯多写一个字。
尤其在他的散文中，个人感情的抒发来得十分简洁。回忆小菜慈姑，他说“我十九岁离乡，辗转漂流，三四十年没有吃到慈姑，并不想”，简短三字“并不想”，不禁让人感叹，这人真够利落。
回忆到情深处，他也只说两句“我很想喝一碗咸菜慈姑汤。我想念家乡的雪”，简短却叫人感动。
汪曾祺抒情，往往是几个字就明确了态度，毫不拖泥带水，反倒显得格外有力，那是一种通透的力量。
他还常使用一些方言将民间趣事表达出来，比如“婆媳吵嘴，儿媳妇跳了井。儿子说：‘不咋！’拿了一根葱在井口逛了一下，媳妇就上来了”一段，令人捧腹。
又如，写玉渊潭放蜂人的妻子：“四川女孩子做事往往很洒脱，想咋个就咋个，不像北方女孩子有那么多考虑。”
除此之外，写作中他多用口语化的方式，表达自己对事对物的看法，直率地表露感情，甚至用了一些俗话粗话。但读者看了却往往并不觉得低俗，只觉得“带劲儿”。
比如那段常被人拿来调侃的描写，“栀子花粗粗大大，又香得掸都掸不开，于是为文雅人不取，以为品格不高。栀子花说：‘去你妈的，我就是要这样香，香得痛痛快快，你们他妈的管得着吗！’”
又比如，他为祖母大伯母等编了珠花，便感叹“我应该当一个工艺美术师的，写什么屁小说！”
且不提文学理论中早有作品关乎作者性格之说，直从汪曾祺的文字中就能很自然地可以看出他的个性。什么个性呢？直率，好玩，善于从日常生活挖掘意义……这些都有点抽象，不好想象，我便暂且称将它之为富含烟火气。
有人可能觉得我故弄玄虚，但试想一下，在天将晚不晚时，闻到隐隐约约的炊烟或煎油味儿，谁心头不会为之一暖？这气味又是很寻常的，每天都有，每处普通人家聚居的地方都有，够得着，也看得懂，没有疏远感。
如果要进一步说明汪老作品的个性，私以为可以拿北京人来做个比喻。
汪老在文中虽多有对北京人做作行为善意的嘲弄，但我倒认为，他很像个地道的北京人。且不说文学理论里的京派作家，就民间传统的认知，北京人大多是很会玩儿的，幽默、不拘小节、能侃善吹。
汪曾祺生于江苏高邮，那里实际上是典型的温润水乡。但汪从小就是个会玩的人，在大年初一，少年汪曾祺爬到树上摘下腊梅花，用在店铺里偷学来的手艺，拿铜丝给穿成珠花，送给伯母等人，竟讨得大人们欢喜。
他爱玩儿的个性深深渗入到了作品之中，他自己觉着有趣儿，使读者看了也觉得好玩儿。这种强大的趣味力量使得他的作品经久不衰。
说这许多，我其实是想告诉大家，读汪曾祺的作品尤其是散文是很轻松的，不需要有多深的文化底蕴，不必经过多老练的文字训练，大概可以说是会认字就行。
烟火植物
汪曾祺认识很多植物，谈起它们还头头是道――看过汪曾祺散文的人可能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
植物是汪曾祺散文中占比很大的一类主题，当代很多出版社还专门搜集他作品中的植物类散文编辑成册，比如我们上期提到过的《人间草木》。
中国文人与植物的联系向来很紧密，屈原的香草，周敦颐的莲，陶渊明的柳与菊等等，他们大多是拿这植物来抒发志向与传达精神。
但汪曾祺是个富含烟火气的作家，他写植物很少有托物言志这一层目的，他纯粹是为了好玩而写植物，记录它的生长习性、特征或奇异之处。
他写植物其实是写生活，我们都生活在植物的包围中，草木在我们周围随处可见，生活中的趣味大多也都藏在植物里。
上期介绍过，在动荡的年代里，汪曾祺在多地辗转，因此他也写过很多地方的植物。
在童年的故乡，荷花和夏天相连：“缸里泥晒干了，便加点水，一次又一次，有一天，紫红色的小觜子冒出来了水面，夏天就来了。”
在青年时代的昆明，鲜花和青菜一样必不可少，“近日楼有一个很大的花市，卖花的把水灵灵的鲜花摊在一片芭蕉叶上卖。鲜花皆烂贱。买一大把鲜花和称二斤青菜的价钱差不多。”
在晚年安定的北京，“二月里刮春风。立春后，要刮四十八天“摆条风”。风摆动树的枝条，树醒了，忙忙地把汁液送到全身。树枝软了。树绿了。雪化了，土地是黑的。黑色的土地里，长出了茵陈蒿。碧绿。葡萄出窖。”
“六月，浇水，喷药，打条，掐须。葡萄粒长了一点了，一颗一颗，像绿玻璃料做的纽子。硬的。”
汪曾祺笔下的植物之所以是好玩的，还因为他联通了古与今，现实与想象。看到眼前的植物，他想起往昔的植物，联系到古诗文中的植物，又联想到大大小小的人。
于桂花，他想到的是《红楼梦》，“薛蟠的老婆夏金桂家‘单有几十顷地种桂花’，人称‘桂花夏家’。”
于茶花，他谈起了汤显祖，“汤显祖把他的居室名为“玉茗堂”。俞平伯先生在一篇文章里说，玉茗是一种名贵的白茶花。”
视觉小宴
会玩的人一般都会吃，被贬的苏东坡发明“东坡肉”，辞官的袁枚四十年搜集得一食单，而汪曾祺活过几个时代，不断写着怎么“吃”。
除植物之外，食物也是汪曾祺散文中的另一重要主题。他笑称“我是个‘有毛的不吃掸子，有腿的不吃板凳，大荤不吃死人，小荤不吃苍蝇’的”。
前文已述，汪曾祺一生辗转暂居过很多地方，甚至还出版过一本集子就叫《旅食集》。丰富的暂居经历给了他丰富的生活经验，他也因此精通各地饮食。
汪曾祺常拿不同地方的饮食来进行比较，记录步骤、特征，得出一些自己的评论、心得。这和前几期推荐过的《随园食单》很像。
实际上汪曾祺和袁枚的志趣也有相似之处，他们都是“爱玩儿”的人，在平淡的生活中也能变着花样玩，尽管汪曾祺的境遇远没有袁枚那么顺利。
汪曾祺关于食物的描写中，也有类似随园食单的写法，唯食材与步骤重，引经据典来提供参考而少添评论，三言两句，力求简洁。
比如，《家常酒菜》一篇全是对各式样下酒菜做法的记述，关于松花蛋拌豆腐一菜，他写道“北豆腐入开水焯过，俟冷，切为小骰子块，加少许盐。松花蛋（要腌得较老的），亦切为骰子块，与豆腐同拌。老姜在蒜臼中捣烂，加水，滗去渣，淋入。不宜用姜米，亦不加醋”。
又比如，他从“段成式《酉阳杂俎·物革》云：‘进士段硕常识南孝廉者，善斫脍，縠薄丝缕，轻可吹起。’得出古代菜肴“切脍”的形态“看起来是片和丝都有的”。
但汪曾祺对食物的描写远不止食谱，他对饮食的描写，就好像一道菜已经“入了味”的菜，精彩。读汪曾祺的散文，实则相当于来一场实实在在的烟火小宴，一大桌家常菜，温馨，实在。
一道家常凉拌菠菜，也可以写得活色生香全，“先碎切香干（北方无香干，可以熏干代），如米粒大，泡好虾米，切姜末、青蒜末。香干末、虾米、姜末、青蒜末，手捏紧，分层堆在菠菜泥上上，如宝塔顶。好酱油、香醋、小磨香油及少许味精在小碗中调好。菠菜上桌，将调料轻轻自塔顶淋下。吃时将宝塔推倒，诸料拌匀。”
云南名小吃过桥米线，值此冬季读起来甚至有些许暖身效果，“汤看来似无热汽，而汤温高于一百摄氏度，因为上面封了厚厚的一层鸡油。把生片推入汤中，即刻就都熟了；然后把米线、生菜拨入汤碗，就可以吃起来。鸡片腰片鱼片肉片都极嫩，汤极鲜，真是食品中的尤物。”
我们常说，“饮食文化”，的确不错，饮食不仅承载着一个地方的民风民俗，汪曾祺笔下的食物，也有意无意地承载了一个地方的风俗民情。
比如同样是炒米，同物却不同俗，“四川有‘炒米糖开水’，车站码头都有得卖，那是泡着吃的。但四川的炒米糖似也是专业的作坊做的，不像我们那里。”
有过在草原地区工作的经历，他说：“我在内蒙古学会了两句蒙古话。蒙古族同志说，会说这两句话就饿不着。一句是‘不达一的’——要吃的；一句是‘莫哈一的’——要吃肉。”
老北京传统小吃豆汁儿（绿豆加水碾磨，用淀粉滤出后的剩余残渣发酵制成）“是什么味儿？这可真没法说。这东西是绿豆发了酵的，有股子酸味。不爱喝的说是像泔水，酸臭。爱喝的说：别的东西不能有这个味儿——酸香！”
关于饮食，汪曾祺还形成了一套自己的理论，而饮食观念之下，是他丰富生活经验的积淀和个人生活哲理的体现。
从宏观上看，他认为“口味的咸淡和地域是有关系的。北京人说南甜北咸东辣西酸，大体不错。河北、东北人口重，福建菜多很淡。但这与个人的性格习惯也有关”，而若论下酒菜“一要有点新意，二要省钱，三要省事。偶有客来，酒渴思饮”。
关于一些抽象的味觉体验，他说“要解释什么是“鲜”，是困难的。我的家乡以为最能代表鲜味的是虾籽（一种由虾卵加工而成的食品）。”
“嗅觉和味觉是很难比方，无法具体的。昔人以为荔枝味似软枣，实在是风马牛不相及。我所谓‘清香’，即食时如坐在河边闻到新涨的春水的气味。”
一个受到欢迎的人，大抵都是包容开放的人。汪曾祺的文章虽很少有通篇都在讲大道理的，他也很少用长文表达个人的感情，但偶然流露出的态度，却让很多读者都喜欢上了这个“老顽童”。
汪老流传得最广的一句话便是“一个人的口味要宽一点、杂一点，“南甜北咸东辣西酸”，都去尝尝。对食物如此，对文化也应该这样。”
“有些东西，自己尽可不吃，但不要反对旁人吃。不要以为自己不吃的东西，谁吃，就是岂有此理。”
最后借由此句，祝愿大家也能学学汪老，什么新鲜事儿，都不要急着下判断，先去尝尝，先去试试。
主笔：阿丘
编辑：如沐书单
图片：pixabay
有人说汪曾祺的作品通俗易懂，语言简练，表达率真、口语化，风格轻松平实，但也有人说他的作品没有什么“内涵”，你怎么看？评论区说说你的想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