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哲理就是学习死亡”苏格拉底曾说过类似的话。但或许这也是柏拉图如是教育他的结论也说不定。
探究哲理就是在学习死亡，那么在‘深知死亡’的前提下所做的一切工作和一切娱乐，休闲，学习，及各种可能的被冠以‘善恶’二元论的一切之行为便显得是那么的悲壮和悲泣。当然，这前提是‘深知’死亡，而不是知其只是一自然结论。哲理=死亡，那么‘知其只是一自然结论’也只是针对不去探究、研究哲理的人而言的。对于不去探究哲理的人而言，死亡或只是一种‘可怕或平静的结论’；而对于探究哲理的人来说，死亡则代表了更多，更多，以及更多的可能性。
而只有当一个人透彻的理解这些可能性的时候，他在活着的时候的所作所为才会显得那么的悲泣与悲壮；对于不探究哲理的人，对于只罢死亡当成一种‘可怕或平静的结论’的人来说，活着或许是一种通往‘可能伟大的狂欢’。
这就是探究哲理的人，与不探究哲理的人对于死亡本身的看法。然而对于死亡本身的看法其实便是人对于生命本身的看法，对于活着的看法，以及对于‘命’的看法一样。
对于不探究哲理的人，对于不探究‘命’的人，其生命的意义可能在于‘通往那可能的伟大与崇高’；而对于探究哲理的人，探究‘命’的人，其生命的意义在于‘对生命的自我设限’。
你不能强奸，你不能纵火，你不能折磨，你不能偷盗；这些看似现在由法律意义约束的普遍性规范性及公约性的行为其实在最初人们不去探究哲理，不去探究‘命’的时代或时候都是无有规范及约束的。甚至在那个时候，在那我所无法认知的时代强奸，纵火，折磨，甚至残害生命都是正常，正经且正规的行为。
因为没有人探讨这些问题，故也就没有人约束你或职责你这是错的。
我们对‘命’一无所知，所以我们便无所顾忌的像动物一样的活着，近亲杂交，同类相残，践踏，以及或许无休止的砍杀与争夺。我们不了解‘命’，而文明的伊始，也是由人类这一种群逐渐的，慢慢的，间歇性的了解和懂得、认识‘命’开始的。
人类认‘命’，于是开始有了文明。
从这段时间开始，到现在；我不知经历了多长时间，但是我可以肯定直到今天这个世界上仍然有许多不认‘命’的类原始人出现，好比说杀人，好比说纵火，好比说同类相残......等等，等等。
我们不去做这些事情，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有法律的约束，而法律的本源，其实便是对与‘命’的深度认识，现代文明是建立在法律之上的，而法律是建立在人类对于‘命’的了解之上的。而对于‘命’的了解，也就是我们说的对于哲理的探究与了解，也就是对于死亡的了解。
所以，大法学家，都是大哲学家。
而，还有一部分人是出于对‘未知神判的畏惧’，他不偷盗，他不纵火，他不强奸，即便，我是说即便在没有法律约束的境地和情况下他依然不会自主的，自发的，以及主动的去释放他本具有且与生俱来的兽性与天性，他不去做这些违法的事，他约束着自己的兽性及天性；这归根究底，就是一种对‘命’的畏惧，对于‘未知神判的畏惧’，以及对自己今后及死后前途的未卜，以及他的善德与先天或后天所养成的同情心所造成的。对‘命’的畏惧，便是在对死亡的学习中对‘命’的了解和理解。对‘命’的了解和理解便是对哲理的了解和理解，也即是对哲理的探究了。
这种畏惧通常显示在一种类似宗教的形式上，宗教与法律均是约束人性的两把利剑，他们以‘保护’和‘自由’为由，但其实保护既是伤害，而自由既是限制和约束。
所以归根究底，我们的‘被保护’与‘被自由’都是哲学，法律与宗教也均是哲学；他们的本源，也都是对‘命’，对死亡，以及对于哲理的探究。
一切都是哲理，探究哲理也就是学习死亡。
所以我们就谈一谈哲理，既然哲理就是一切那么我们便从哲理的本源开始谈，我们中国有一本书写的特别好，叫《易经》；这大概是一本儿中国古代众多哲理派系、说法的本源及始祖，透彻理解《易经》的人基本上都开创出了自己的道路及流派，这样的人其实还挺多的，我只举一个有代表性的人，他叫：孔子，孔子名丘，字仲尼，春秋时期鲁国人。
孔子是一个中国历史上透彻理解《易经》的人之一，《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为读《易经》“韦编三绝”。
这个“韦”是什么意思呢？古代人看书据说都是用“竹简”，一块一块的竹简穿起来卷成卷就算是“书”了。而连接每一片竹简的那个介质，古人大概就称之为“韦”，后人认为“韦”是熟牛皮，而“韦编”大概就是：用熟牛皮制成穿竹简的皮条。“三”代表多的意思。
太史公大概是说：孔子看《易经》罢穿成竹的熟牛皮都翻断了多次。强调孔子爱看《易经》，喜欢看《易经》，以及喜欢研究《易经》。
我们假使《易经》是一种哲学体系，当然这种假使很有可能被运用在很多方面，我们假使《易经》是一种哲学体系，那么孔子研究《易经》，探究《易经》当中的哲理不就也意味着孔子在‘学习死亡’吗？
而孔子又是那么的了解《易经》，所以我们也可以理解为孔子是那么的了解死亡。
我们无法断定孔子是从什么时候开始透彻了解《易经》的，如果有一个明确的时间线，那么我们便可以知道一个透彻了解死亡的人是如何过他被后世称之为圣人的一生。如果说“圣人”只能盖棺定论，那么我们探讨哲学的人学习孔子就显得意义不大。因为圣人如果在三十岁的时候了解死亡，与圣人在六十岁的时候了解死亡对于我们探讨哲学的人研究他一生的言论作用其实是不大的。
如果我们是以‘了解死亡’为前提去学习和研究孔子，那么孔子在六十岁以前的言论及行为也就都不重要了（假使孔子是六十岁以后才学《易》的）。但是我们无法定义孔子“韦编三绝”的具体时间，所以我们便不能以探究哲学的角度去轻易的下‘是否该学习孔子’的结论。因为我们不能肯定，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是：他最终很有可能走上了探究哲理以及与死亡‘握手言和’的道路。我们可以这么假设，但是这也是基于另一种假设之上的假设了。
但是另一位哲学大师，以及透彻了解死亡及据他自己说死后之种种芸芸的大师释迦摩尼则有明确的设限和传说，据说他35岁彻悟，80岁去世。那么对于想要探究哲学及了解，学习死亡的人来说，释迦摩尼在世的45年就是我们学习及参照的榜样，也就是说在佛陀35岁以前，或者说他决心独自修行的29岁以前的那段时间他的所作所为我们研究和探讨哲理的人可以“忽略不计”。
我们罢‘29’当做一个圣人彻悟以前的，或者说决心专心修行以前的年纪，同时也是我们后世学者，学生以探究哲理，了解死亡为榜样而之后的年纪。如果以探究哲理和了解死亡为前提条件进行学习和模仿的话，孔子的‘29’又是什么时候呢？
这个问题，同时也关系到了我们着重应该学习孔子言论及思维，思想体系的哪一部分，因从《论语》看，孔子自身也经历了一些心态上的改变，而那更像是一个凡人的成长，既‘29’以前。
而孟子曾说自己“我四十不动心”（《孟子·公孙丑上》），这个‘不动心’很重要，不动心我理解便是：我不会被外界的色相以及内心的欲望所迷惑。
亦姑且可算既是孔子的“四十不惑”之状态，我们假使孔子在个人境界及个人修养上不低于孟子的水平，且‘不动心’与‘不惑’在某种程度上古文含义的相似性上来判断，那么我们姑且可以判断孔子和孟子均是在十四岁左右达到了‘不动心’之状态，且据我对佛教的理解和了解，佛陀释迦摩尼在35岁彻悟后基本上应该也处于一种‘不动心’的状态。
35和40好像差的不多，且佛陀还是佛陀呢，对吧？从这个名词上及实际内涵上来判断，圣人好像比佛陀还要“稍逊一层”，所以佛陀姑且比孔孟早五年，小五岁就达到了‘不动心’的境界也无可厚非不是？
但是35岁的佛陀未必只是停留在‘不动心’的状态，这点我要早些声明。
从这个角度来说，无论你是学习做人的积极入世的方法，亦或是探究哲理的研究和了解死亡，‘不动心’都成为了一个你必须要达到及施行的境界，那么我们普通人，我们普通的既要入世生活，亦追问探究哲理的人是否可能在35-40岁之间达到‘不动心’的状态呢？
我们是否找到了佛陀与圣人的‘平衡点’呢？我们既爱好哲理，也要入世生活，那么如果能在35岁至40岁之间达到‘不动心’的状态，是否可以说明我们学习用功及认真呢？
我不知道。
既然‘不动心’是探究哲理，了解死亡；以及甚至像孔孟那样积极入世的劝说诸侯王实施仁政救民的现实主义行为两者的共同点，那么我们作为一个人来讲，作为一个爱好哲理或爱好仁义的人来讲‘不动心’则都成为了我们人生当中首要的必修课。
既然‘不动心’如此重要，起码我认为他非常重要；因我爱好哲理，且我受仁义的影响及启发很大。我幼年时就生活在一个‘仁义’的环境当中，所以仁义对我来说我是非常看重的。‘仁义’我所欲也，哲理，亦我所欲也；若二者不可得兼，则重‘不动心’矣。‘不动心’是交汇的点，亦是我们人生哲理与实践的首要目标与首先的必修课。对于不动心，佛陀曾在《金刚经》中说过这样的偈，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大致的意思我理解便是说：一切你能够做的，你能够想的，说的，都想梦幻泡影一样，像露水般轻盈微小，像闪电般迅捷即逝，应该‘如是’的去看待。
《论语》也曾说过这样的话，说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论语·子罕第九》）。这‘四毋’其实归根究底我觉就是在说：‘该如是去生活’。
不要有主观臆断，不要有必须要达成的事情、愿望，不要固执己见，不要‘我’。
很多人罢‘我’翻译成自私，说毋我就是“不要自私”，其实这么说有些片面了，‘我’的含义有很多，甚至‘意，固，必’的根本原因也都是因为‘我’在作祟。
甚至可以说‘不动心’就是‘不动我’；我们想想，我们大部分的念头不都是我们心中的‘我’在给自己下的套吗？固执己见是因为‘我’，有必须要完成的事儿也是因为‘我’，比如我要买什么什么牌子的车，比如我要住什么样的小区，穿什么样的衣服，这都是‘我’在给我画的套。
我们不断的被自己的套套住，而制作套和套自己的人也都是源于这个‘我’。
甚至说我们固执己见的坚持‘有我’也是因为这个‘我’，‘我’是一切念想的根源，没有了‘我’，也就没有了各式各样的套，也就没有了各式各样的束缚，也就没有了各式各样的烦恼，也就没有了各式各样的痛和苦。
痛苦怎么来，很多时候是我们认为别人在怎样想我们，我们按照别人的设想或者说我们认为的别人设想的我们去生活，这当中一旦有和你内心的设想不符的现实事件发生，那么痛苦便由此而来。
这便是“臆”，臆测和臆想。但“臆”也是由‘我’而来，所以没有了‘我’也就自然断去了“臆”。
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子绝四其实归根结底就是一个‘毋我’，毋‘我’既是无‘我’，无‘我’便是‘不动心’。
我不知孔子是什么时候罢‘绝四’当成了自己的人生目标，或信仰；但因他自己说“四十不惑”（既四十‘不动心’）的时间上来看，孔子四十岁前，后将后世称之为‘绝四’的四点定为自己的人生目标及信仰的可能性这两者（四十岁前，或后）都有。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孔子在四十岁时终于达到了‘不惑’，亦可称之为无‘我’或‘不动心’。
‘不动心’既是如是，也既是说我们姑且可以认为孔子在四十岁的时候便可以“如是”的生活了。
为孔子感到高兴，因能达到‘不动心’这点其实并不容易。而这，也是我们每一个有志于探究哲理的修行人所要达到的一个最初级，以及最“简单”的试验阶段了。
----文 李宗奇 戊戌年正月二十《信佛的谈子绝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