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古路坝
长久以来，国人似只知抗战期间由北平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组建的“西南联大”。因张伯苓、蒋梦麟、梅贻琦等乃大家、文化人翘楚，教授们又多系文坛精英，其受业弟子们后来也多有建树，故“西南联大”声名远播，其办学经历和轶闻趣事，影视、图书等公开出版物层出不穷。
殊不知，与“西南联大”同时存在且同样功勋卓著的，还有以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和北平研究院等院校为基干组建的“西北联大”。它先于西安组成“西北临大”，后被迫迁至汉中城固县扎根，成为理科院校之“西北联大”。
走汉中，去城固，一直是我多年的夙愿。
农历丙申年初夏，当我包车直奔位于城固县古路坝西北工学院旧址时，眼帘一片愕然：这里的一大片房屋哪儿去了？仅剩的一堵残墙和一阙孤碑，能告诉我什么？
抚摸工程院院士师昌绪2000年在此竖的一阙孤碑，又在断壁残垣内草丛傻站了好一阵子后，才晃悠到当年的院系办公楼一一天主教堂。这里倒保存完好且作过修缮，门墙居然还嵌有一块陕西省署名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标识：西北联大工学院旧址。
这应说够重视吧，可你听过或见过连校名都能弄错的重视么? 史实是：五校分立后，这里应为“国立西北工学院”所在地。
既然够重视，那这里的一大片教学房舍咋会只剩残垣且片瓦不存？
教堂乃“铁将军”把门。困惑里发现门墙上留有电话，拨打后一位非神父模样的矮瘦老头来开门了。教堂呈长方型布局，正中是花坛苗木，后堂为大礼堂，屋顶装饰着许多洋彩绘，厅内有教坛和十余条长靠背椅，想必是当年院系师生聚会之所也。两厢有数十间正房、奇怪的是其陈设俱为统铺大炕，难道是当年一间一户的教师宿舍？守护人告知来此五年了，问西北工学院事，他仅回答三个字：不知道。
乘兴而至，扫兴而归。
离去前我冷冷盯着师先生竖的那方碑，在心底发问：您2000年此举，是想对一条红军标语也属重点文物的现状提出置疑，还是给姓国姓共同是中国人的后代们留个提醒呢？
一一当年情状，果真可以忘却？
一一国立西北联大，未曾在斯办学？
“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且随我循着大教育家、国立北洋工学院院长、国立西北临大筹委会主任李书田的足迹，从现实返回到79年前吧一一
国立西安临时大学时期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是月底，北平、天津相继沦陷，一些著名的大学遭到了空前的浩劫。至1938年8月一年内，全国108所高校中有94所遭日军破坏，其中25所因损失惨重被迫停办。
在国破家亡之危急关头，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北平研究院院长李煜瀛、同济大学校长翁之龙、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等102人联合发表声明，揭露日本侵略军毁我教育的罪行，强烈要求政府采取果断措施，将一些高校迁往内地。
1937年9月10日，教育部下令“以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和北平研究院等院校为基干，设立西安临时大学”。
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平研究院和天津北洋工学院西迁西安，借用当时已两迁其校至西安的东北大学部分校舍，组建国立西安临时大学。
斯时，滞留于平津地区的许多师生得此消息后，纷纷赶往西安。华北陆路被日寇封锁，师生们不得不先南下或向北绕道。甚至还有人先入天津英、法租界，再搭乘英轮在山东龙口或青岛上岸，绕一个大弯来求学。
由于校舍紧张，临时大学的文学院设在城隍庙后街，法学院设在通济坊，理工学院则同东北大学挤在一起办学。许多从沦陷区流亡来的学生，没有衣服被褥，政府给每人发棉大衣一件、制服一套。学生们住宿，俱是大通间上下铺。教师则自找民房，分散居住在全市，有的暂住招待所或饭店，有的要远路步行去上课。
临大教育处于战时“三无”状态：无必要的教学设备，无图书馆，无体育场所。尽管困难重重，学校仍坚持正常授课，而且还特别制定了与抗战有关的课程，如军事、政治、救护、技术等课外训练。每周还邀请各界知名人士给学生做以抗日内容为主的报告。
1938年3月，山西临汾失陷，日寇窜抵风陵渡，关中门户潼关告急。同时，西安也屡遭日机侵扰轰炸。教育部发来第一道电令：西安临时大学迁至陕西汉中。
为确保千余名师生顺利南迁工作，校委会推举北平大学校长徐诵明任大队长，将全校师生分成几个中队，每个中队为一行军单位。师生们先坐“闷罐”火车从西安到宝鸡。然后，学生和年轻的教职员按既定行军编制，沿川陕公路徒步千里大行军：过渭河、越秦岭、渡柴关、涉凤岭，风餐露宿艰难抵达汉中。
多年后，北洋学生王玉琳写下了由西安到古路坝的珍贵迁校回忆——
十一月初，工学院(包括母校及平大工学院)借西安西门外东北大学教室开始上课。次年二月间，日寇已隔黄河迫近陕西,当局决定临大迁校。二月底，临大分成三个中队依次向陕南迁移。
工学院属第二中队,共五百余人,中队长为母校土木二十二年班学长刘德润博士。迁校采行军编制,中队下设分区队及分队,每系每班为一分队。出发前校方按人配发干粮,即陕西一般行旅必备的锅盔(系山东制大饼名称)。每人必须随身携带的衣物、行李由校方雇用大车随行，其余文具书籍等交校方专人护运直达迁校目的地。一切考虑周到，学校当局费尽心机。
第二中队出发日期已无案可稽,只记得在晚饭后乘汽车到陇海铁路西安车站登车,车厢甚坏,为有顶的货车,每车有电灯一盏,车上人对面不相识。天明到宝鸡。中间经过咸阳、马嵬坡等名胜或古迹,惜在夜间均不能见。宝鸡虽以后成为交通重镇,但当时仍落后，车站附近连做买卖的都没有。当日继续行车到宝鸡南面十五华里的益门镇,当时仅有数十农户而已。为与第一中队保持距离,在益门镇住了一周余。好像“暗渡陈仓”的陈仓道口即在该地。数日闲住，不过睡大觉和吃大锅饭两大“工作”而已。
宝鸡到褒城一路,陕人称为“穷八站”，其穷苦情形不但现在住在台湾的人难以想像,即便当时在大陆各地也少人理喻，可见中国西北区域的落后。此一路系沿着川陕公路徒步行军,每日三十至八十华里不等,视两住宿地中间距离而定。现在尚能记忆的各站(当时称宿营地)名称为黄牛铺、草凉驿、双石铺、东河桥、凤县、留坝县、庙台子、马道及最后宿营地褒城(可能有遗漏及顺序颠倒之处)。中间要爬过三个岭,秦岭最有名,但非最高,最后者似名柴关岭,另一岭已忘其名。各岭高度若干不复记忆,只记得爬到哑口处,见云雾均在脚下,颇兴“小天下”之感,山顶寒风刺骨,爬山者均穿起棉大衣,真是“高处不胜寒”。
三月间行军至褒城,因等候分配校舍,在该处住了近月,该地有胜境石门及滚雪二处,滚雪系在褒河中一块大石上留有曹操题字“滚雪”而称古迹。周幽王所宠之褒姒,据说即生于褒城县之褒姒铺。后校方决定将土木工程系设在城固县之古路坝山中,借用天主教堂房屋作为教室及宿舍。1938年秋,四校工学院合并成国立西北工学院,即以该教堂基地添建房屋而作为校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