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吴浊流《亚细亚的孤儿》看台湾日据时期文学“孤儿”英雄

    日据时期文学大致可将其分为三个时间段，五四运动前的绥抚时期，也是日据时期台湾文学的一个孕育期，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到1936年同化政策时期，然后就是1936年到1945年的皇民化时期。学者王震亚在其文章中将日据时期抗战文学塑造的形象大致分为了四类。第一殖民者形象，如《一杆“秤仔”》里面的“巡警们”；第二反抗者形象，例如杨逵《送报夫》里边的自耕农杨明；第三东洋奴形象，诸如赖和笔下的“御用绅士”；再来就是孤儿形象，当之无愧的便是吴浊流的《亚细亚的孤儿》所刻画的胡太明。

    《亚细亚的孤儿》是台湾乡土文学代表作家之一吴浊流的长篇日文小说，小说创作与1943年至1945年，正值中国抗日战争的白热化时期，彼时台湾正处于日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下，日帝国在台湾岛大力推行“皇民化运动”，殖民文化的强行灌输和本我民族精神的强烈矛盾使得台湾人民在日复一日的精神抗争中彷徨迷茫，像是无依无靠的孤儿，在世间晃荡飘零寻根无果。毫无疑问“孤儿形象”不失为日据时期台湾知识分子的一个缩影，吴浊流以文学的形式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出台湾知识分子在抗日斗争中做出的努力。

    吴浊流笔下的“孤儿形象”是与同时期大陆文学所展现出的坚韧不屈英勇杀敌的英雄形象截然不同的，但是我们完全有理由将这些“孤儿”也看做是一种英雄。

    胡太明作为英雄，他反抗的是殖民者企图钉在台湾人民灵魂里的奴化思想，反抗的是儒家思想根植在同时代知识分子内心的伪中庸思想，反抗的是那个特殊时代其他人强加他身上的粗鄙的偏见，他从一个中庸无为的顺民到最后的意志坚强的战士用了一生的时间。

胡太明的一生和日本的殖民化统治息息相关，出身书香门第的他虽说经书也都读得不错但是在日据的大背景下无法避免地受到殖民教育的洗礼，殖民教育虽然强势但是其中却夹杂着现代文明的诱惑，这也就导致了胡太阳曾经一度完全认同这类教育。他满怀愿望地想去实现时代赋予自己的使命，他去国民学校教书，亲身经历台湾籍学生遭受的文化歧视，但那时的他却认为愤慨抵抗的人们不过是“生活在小天地中”“心胸过于狭隘的人”。吴浊流没有通过义愤填膺的呐喊，没有写撕心裂肺的质问，仅仅就是通过胡太明一个小小的想法就深刻地展现出了日帝国对台湾人民思想上的迫害荼毒。在随后的恋爱事件以及台籍和日籍教员之间强烈的差别待遇让胡太明渐渐从“大国民”的躯壳中走出来，认识到内台平等不过就是一个穿着华丽衣服的巫婆。但在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胡太明仍然处于一种混沌不清的状态，一方面他不愿意同传统的英雄一样奉献自身去同帝国主义对抗，与此同时，他即使选择和广大受压迫的人民群众同仇敌忾他也不能得到人民的信任，另一方面他作为日军强征的通译目睹了日军在广州战场上的惨无人道他也不愿意与之同流合污，长期在夹缝中艰难不定的生活让他不断对自己产生怀疑，对自己所处的世界产生怀疑，以至于他无论走到哪里都显得格格不入，十分孤独。精神上的痛苦比肉体的痛苦惨烈千百倍不止，但就是在如此艰难的境地下，胡太明在庶弟志南身死的刺激下最终突破思想的桎梏，真正地逃出牢笼，他再也不会憎恨妻子淑春依样画葫芦般的宣传抗日，再也不会认为大举抗日是小不忍则乱大谋，再也不会对于日帝国压迫人民的行为袖手旁观。

    他是“孤儿”也是英雄，他在黑暗的道路上，踽踽独行终究是蹒跚到了终点。

    正如作者自己所说“这本小说，我透过胡太明的一生，把日本统治下的台湾，所有沉淀在清水下层的污泥渣滓，一一揭露出来，登场人物有教员、官吏、医师、商人、老百姓、保正、模仿青年、走狗等，不问台日人、中国人各阶层都网罗在一起，无异是一篇日本殖民统治社会的反面史话”。在这一出大型史话中，胡太明一样的“孤儿英雄”却非一人，他们在思想上在行动上以滴水穿石的毅力斗争着殖民统治，他们孤独，但他们更能战胜孤独。